第6章
常态、意外及原因

前面介绍了系统1和系统2的主要特征和功能，对系统1的探讨更详细些。用隐喻来说，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台功能强大的计算机，按传统的硬件标准来看，它不够快，但它能在庞大的思想网络中建立相互关联的链接，从而展现世界的结构。关联机器的激活扩散是自发的，但我们（系统2）有一定的能力控制记忆的搜索活动，并对其进行预设。如此一来，注意力就会被觉察到的事件所吸引。接下来，我们将更详细地介绍系统1的奇妙之处和局限所在。

评估常态

系统1的主要功能是维护和更新个人世界的模式。模式呈现的是常态下的思维，由关联构建而成，即将情境、事件、行动与伴随一定规律出现的结果联系起来。关联要么即时发生，要么在短时间内发生。随着联系的形成和增强，关联思想的模式开始等同于生活中的事件结构，决定你对现在的解释，以及对未来的期望。

感到意外的能力是我们心理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出乎意料本身就是最敏感的标志，表明我们如何理解世界，以及希望从中获得什么。意外主要有两种形式。有些期望是主动的、有意识的——你知道自己在等待某件事的发生。孩子放学快回来了，你可能会期待开门声；门开了，你期待听到熟悉的声音。如果主动期待的事没有发生，你会感到意外。但还有很多事属于被动期待：你不会等待它们的发生，但它们发生时，你并不觉得意外。尽管这些事可能不是你主动期待的，但在某种情境下，它们的发生很正常。

某件事的发生可能会让它的再次发生变得不那么出乎意料。几年前，我和妻子去澳大利亚大堡礁的一座小岛度假。岛上只有40间客房。吃饭时，我们竟遇到了一位熟人——心理学家乔恩。我们热情地打招呼，都觉得很巧。第二天，乔恩离开了小岛。大约两周后，我们到伦敦的剧院看戏。熄灯后，一位迟来的人坐到我旁边。中场休息时，灯亮了，我发现邻座竟然是乔恩。后来，我和妻子谈论起这件事，我们都意识到两个事实：首先，这次碰面比第一次更巧；其次，与第一次相比，我们第二次遇见乔恩时没第一次那么惊讶。显然，第一次巧遇改变了我们对乔恩的看法。他现在是“我们出国旅行就会遇到的心理学家”。我们（系统2）知道这想法很荒谬，但系统1让大脑认为，在陌生的地方见到乔恩似乎很正常。我们如果在伦敦剧院遇到的是其他熟人，会更惊讶。无论用哪种概率测度，在剧院遇到乔恩的概率都比遇到我们数百个熟人中任何一个的概率小得多——但我们却觉得遇到乔恩更正常。

我们在另一个巧合中发现，被动期待在某些情况下很快会变成主动期待。几年前，某个周日晚上，我们驱车从纽约前往普林斯顿。这是很久以来我们每周日的例行行程。那天，我们看到了不寻常的景象：路边有一辆车着火了。第二个周日，经过同一路段时，我们又看到一辆车在燃烧。我们再次发现，我们第二次看到车着火时没有第一次那么惊讶。现在，这里成了“车着火的地方”。由于事件再次发生的情境相同，第二起事件足以引发主动期待：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月，甚至是几年内，每次经过那条路，我们都会想到着火的汽车，并做好了再次遇见的准备（当然，我们再也没遇见过）。

我和心理学家戴尔·米勒写了一篇论文，解释人们如何认定某件事是否正常。以下是我们描述“常态理论”时用的一个例子，不过现在我对它的解释略有不同。

在一家高级餐厅，一位观察者漫不经心地观察邻桌的顾客。 他注意到第一位品汤的顾客皱起眉头，好像很痛苦。后续很多事的常态将因这件事而改变。这位顾客被服务员碰到，吓了一跳，这情景变得不足为奇。另一位顾客喝了同一种汤，强忍着没叫出声，这也不足为奇。在别的情况下，这些事件和其他事件本应是异常的，现在却显得正常，原因不一定是它们证实了预期，而是因为它们让人想起最初的事件，与其结合在一起来看，后面的事件看起来很正常。

想象一下，你就是那位观察者。第一位顾客喝汤的异常反应出乎你的意料。顾客被服务员碰到，吓了一跳，这也让你觉得意外。但是，看到第二个异常事件会让你从记忆中提取第一个异常事件，二者结合起来就都合乎情理了。这两件事可纳入一种模式，即顾客非常紧张。另一方面，如果第一位喝汤的顾客露出厌恶的表情，此后，另一位顾客拒绝喝汤，那么这两件异常的事就会被联系在一起，让你确定汤不好喝。

“摩西将多少种动物带上了方舟？”发现这个问题有误的人很少，这种现象被称为“摩西错觉”。摩西没有把动物带上方舟，那个人是诺亚。与眉头紧皱的品汤人事件一样，摩西错觉很容易用常态理论来解释。想到动物被带上方舟，大脑就设置了《圣经》的背景，摩西在这一背景下并不反常。尽管你对他没有主动期待，但提到他的名字你不会感到惊讶。况且，摩西和诺亚有相同的元音，音节数也相同。就像带来认知轻松的三元组单词一样，你会在潜意识中觉察到“摩西”和“方舟”之间的关联连贯性，于是，很快接受了这个问题。如果将摩西换成乔治·W.布什，会创造出蹩脚的政治笑话，但不会让人产生错觉。

当某水泥不适合当前激活的想法时，系统会察觉异常。就像你刚刚体验的，你不知道“某”后面会跟什么词，但当“水泥”出现时，你知道这句话不正常。有关大脑反应的研究表明，大脑会以惊人的速度和微妙的方式觉察到反常现象。在最近的一项实验中，受试者会听到“地球每年绕着麻烦转”这句话。在听到“麻烦”这个奇怪字眼的0.2秒内，大脑活动就出现了独特的模式。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听到一个男声说“我觉得我怀孕了，因为我每天早上都想吐”，或听到一个上流社会的声音说“我的后背有一大片文身”时，大脑会以同样的速度做出同样的反应。 要识别这种不协调，必须能立即调用大量的社会知识：要能分辨出那句英文发音属于上流社会；要能觉察到，上流社会的人有大片文身是罕见的。

我们能够相互交流，是因为对世界有着共同的认识，使用相同的语言规则。当我提到“桌子”时，无须进一步说明，你一定知道我指的是一张正常的桌子。你确定桌面大致是平的，桌腿远少于25条。常态的类别很多，这些常态提供了背景知识，让我们能立即觉察到异常（如怀孕的男人、有文身的上流社会人士）。

要理解常态在沟通中的作用，请看这句话——“大大的老鼠爬过小小的大象的鼻子”。我敢肯定，你知道老鼠和大象的正常体型，你的标准跟我的差不多。常态规定了动物的典型或平均体型，还包含了该类别的范围或变异性信息。我们的脑海中不太可能出现这样的画面：比大象大的老鼠从比老鼠小的大象身上迈过。相反，我们都会想象，比鞋还小的老鼠从比沙发还大的大象身上爬过。系统1理解语言，了解类别的标准，这些标准指定了合理值的范围以及最典型的情况。

看到原因和意图

“弗雷德的父母迟到了。宴会承办人很快就到了。弗雷德很生气。”你知道弗雷德生气的原因，并不是宴会承办人马上就要到了。在你的关联网络中，愤怒和不守时被关联为某种结果和可能的原因，但愤怒和即将到来的宴会承办人之间没有这种联系。在解读事件时，大脑立即构建起一个前后一致的故事，于是你立即知道弗雷德为什么生气。找到这种因果关系是了解故事的一部分，也是系统1的自动运作。系统2，即意识自我，接受了系统1提供的因果解释。

纳西姆·塔勒布在《黑天鹅》中讲了一个故事，说明了自动搜索因果关系的现象。他说，萨达姆·侯赛因在伊拉克的藏身之处被捕当天，债券价格上涨。那天上午，投资者显然在寻求更安全的资产。彭博社发布的头条是：《美国国债上涨；侯赛因被捕或许无法遏制恐怖主义》。半小时后，债券价格回落，头条变成：《美国国债下跌；侯赛因被捕增强了风险资产的吸引力》。显然，侯赛因的被捕是当天的大事件，自动寻根溯源影响了我们的思维，这一事件注定成为当天市场变动的原因。两个头条表面上看像是对市场行情的解释，但同一说法解释了两个互相矛盾的结果，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解释。它们确实满足了我们对连贯性的需求：重大事件应该有结果，而结果需要原因来解释。我们对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认知有限，系统1擅于将掌握的信息碎片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合乎逻辑的因果故事。

请读以下句子：

简在拥挤的纽约街道上逛了一天，在饱览怡人的风景之后发现钱包不见了。

读完这句话，受试者接受了一次出乎意料的回忆测试。结果发现，“扒手”这个词与故事的联系比“风景”更紧密，尽管后者出现在了句子中，而前者没有。 关联连贯性的规则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丢钱包可能让我们想到很多原因：钱包从口袋里掉出来，落在餐馆里，等等。然而，当“丢钱包”、“纽约”和“拥挤”放在一起时，就激发了“钱包被扒手偷了”的解释。在前面那个喝汤的故事中，无论是第一位顾客对服务员的触碰表现出过激反应，还是第二位顾客喝汤时露出厌恶的表情，这些结果都让人对最初发生的意外事件做出关联连贯性的解释，由此让一个貌似合理的故事能自圆其说。

1945年，比利时贵族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米乔特出版了一本书（1963年被译成英文），推翻了几百年来有关因果关系的思考模式，该模式至少可以追溯到休谟对思想关联的探索。过去，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我们通过反复观察事件之间的相关性来推断自然性因果关系。我们经常看到一个运动的物体碰到另一个物体，后者通常立即朝同一方向移动（也有例外）。主球击中另一个台球时，或者我们在做家务碰到花瓶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米乔特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我们就像看颜色一样直接看到因果关系。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他创作了一个动画情节：画在纸上的黑色方块看起来在动，它碰到另一个方块，后者立即开始移动。观察者知道它们没有发生真正的物理接触，但仍产生了强烈的“因果错觉”。如果第二个物体立即移动，他们会认为是第一个物体“促发”的。实验表明，6个月大的婴儿会将事件的顺序视为因果关系，当顺序改变时，他们会表现出惊讶。 显然，我们对因果关系的感觉是与生俱来的，它并不依赖对因果关系模式的推理，而是系统1运作的结果。

1944年，米乔特发表了他对物理性因果关系的证明。几乎同一时期，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和玛丽·安·西梅尔使用了与米乔特类似的方法证明了他们对意向性因果关系的看法。他们拍了一部1分40秒的短片，短片中有一个大三角形、一个小三角形和一个圆形，它们围着一个开着门的房子的示意图移动。观众看到咄咄逼人的大三角形欺负小三角形，圆形吓坏了。圆形和小三角形联手反抗霸凌者。观众还看到门周围发生了许多互动，最后出现了一个惊人结局。 对意向和情感的感知是不可抗拒的，只有孤独症患者无法体验到。当然，所有这些都是你的所思所想。大脑已经做好准备，甚至是迫不及待地识别主体，赋予它们人格特质和特定的意图，并将其行为视为个人倾向的表达。证据再次表明，我们的天性是做出意向性归因：不足一岁的婴儿能识别霸凌者和受害者，并认为追捕者会抄最近的路去追捕目标。

按自由意志行事的体验与物理性因果关系完全不同。尽管拿起盐罐的是你的手，但你不会从物理性因果关系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你认为是你的心灵做出了决定——你想在食物中加盐，才有了这个举动。许多人很自然地将心灵视为行为的根源和起因。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在2005年的《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颇具争议的论文，认为区分物理性因果关系和意向性因果关系是我们的本能，这解释了宗教信仰普遍存在的原因。他说：“我们对物质世界的感知与精神世界不同，这使我们可以想象没有灵魂的躯体和没有躯体的灵魂。”两种因果关系的感知模式使我们很自然地接受了宗教的两个主要信念：无形的上帝是物质世界终极的因，不朽的灵魂在我们有生之年暂时控制着身体，我们死后，灵魂就会离身体而去。 布鲁姆认为，因果关系的两个概念是在进化中分别形成的，他将宗教的起源融入系统1的结构中。

因果直觉的重要性是本书中反复强调的主题，因为人们会不恰当地将因果思维应用于需要统计推理的情况中。统计思维是从范畴和集合的性质中得出关于个案的结论。遗憾的是，系统1没有能力进行统计推理；系统2可以学习统计思维，但很少有人接受必要的培训。

我用主体的比喻来描述心理过程，依据的是因果关系心理学，基本上没考虑一致性。有时我将系统1称为具有某些性格特征和偏好的主体，有时又将它称为通过复杂的链接模式来表示现实的关联机器。系统和机器都是虚构的，之所以使用这种比喻，是因为它们符合我们思考原因的方式。海德的三角形和圆形并非真正的主体——只不过以这种方式思考非常轻松、自然。这么做能节省脑力。我想，对于发生的事情，有时用个性和意图（即两个系统）来描述，有时用刻板的规律性（即关联机器）来描述，你将和我一样发现，思考思维的过程变得更容易了。我并不想让你相信这两个系统是真实存在的，正如海德无意让你相信大三角形真的是霸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