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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每位作者都幻想过一个场景，在此场景下，读者能从其作品中获益良多。我为自己这本书幻想的场景是办公室饮水机旁的闲谈，人们聚在这儿交流思想，谈天说地。我希望读者在谈论他人的判断与选择、公司的新政策或同事的投资决策时，能因为阅读了本书而拥有更丰富的谈资。为什么要重视闲谈？因为人们在闲谈时能发现并指出别人的错误，这可比正视自己的错误容易得多，也有趣得多。春风得意时，我们很难质疑自己的信念和需求。越是在最需要自我质疑的时候，我们往往越难做到。但是我们可以从别人见多识广的意见中获益。我们会自发性地预料朋友和同事会怎样评价我们的选择。因而，预判的质量和内容至关重要。对有见地的闲谈抱有预期是一种强大的动力，促使人们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其作用胜过新年计划，更有利于提高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决策能力。
要成为经验丰富的诊断专家，医生必须熟悉大量的疾病术语。每套术语都与诊断相关，包括疾病的名称和症状、可能的先兆及病因、病情的进展与后果，以及为治疗或缓解疾病采取的可能的干预措施。学医包括学习医学用语。同理，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判断和选择，我们也需要掌握比日常语言更丰富的词汇。在见多识广的闲谈中，我们有望发现各种独特的犯错模式。系统误差被称为偏差。人们可以预测，在特定情况下这些偏差会反复出现。例如，一名帅气自信的演讲者走上台时，我们就能预测，观众会就其言论提出名不副实的赞赏。这种偏差即光环效应，其“诊断术语”广为人知，因而更易被预测、识别和理解。
倘若有人问你正在想什么，你一般能给出答案。你自以为了解你的思维过程，觉得它不过是按部就班地从一个有意识的念头导向另一个。但这并非思维运作的唯一方式，也不是典型方式。大多数印象和想法都来自有意识的体验，但你并不了解其产生过程。你确信眼前的桌子上有一盏灯，你能从电话那端伴侣的声音中听出一丝恼怒，或者下意识地避开路上的危险，但这一切是如何做到的，你无从知晓。形成印象、直觉和大量决策的脑力活动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
本书探讨的大部分内容涉及直觉偏差。关注错误并不意味着贬低人类智慧，就像医学教材关注疾病并不意味着否定健康。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人都处于健康状态，所做的决策、采取的行动往往也是恰当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跟着印象和感觉走，相信自己的直觉信念和偏好，这种信心通常合乎情理。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有时我们犯了错，却依然信心满满。客观的观察者比我们自己更有可能发现错误。
我研究“饮水机旁交谈”的目的是：提供更丰富、更精准的语言来探讨自己及他人的判断失误与选择错误，提高识别和理解这些错误的能力。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正确的诊断能提示我们进行干预，降低由判断失误和选择错误造成的危害。
本书介绍了目前我对判断和决策的理解，它受到心理学近几十年来研究成果的影响。然而，本书的中心思想可以追溯到1969年那个幸运日。当时我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心理学系任教。那天，我邀请一位同事担任研讨会的嘉宾，他就是决策研究领域的后起之秀阿莫斯·特沃斯基。事实上，他无论做什么都出类拔萃。我知道我们的相处会擦出火花。认识阿莫斯的人大多认为他的聪慧无人能及。他才华横溢，能说会道，魅力非凡。他还有个天赋，记得住各种有趣的笑话，并能利用它们来阐明观点。和他相处你永远不会觉得无聊。那年他32岁，我35岁。
在研讨会上，阿莫斯谈到密歇根大学正在进行的一个研究项目，该研究要回答的问题是：人类是高明的直觉性统计学家吗？我们已经知道，人类是优秀的直觉性语法学家：4岁的孩子并不知道语法规则的存在，说话时却能毫不费力地遵守语法规则。人类对统计学的基本原理也有类似的直觉吗？阿莫斯的答案是有限度的是。我们在研讨会上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最终得出结论：更好的答案是有限度的否。
我和阿莫斯都喜欢这种交流活动，认为直觉性统计是个有趣的话题，若是能携手共同探索它，将其乐无穷。那个周五，我们在耶路撒冷的里蒙咖啡馆共进午餐，那儿是波希米亚人和教授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我们打算对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进行统计直觉研究。在研讨会上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俩的直觉都有缺陷。尽管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教授和运用统计学，但尚未培养出一种直觉，用以判断从小样本中观察到的统计结果是否可靠。我们的主观判断存在偏差：容易一厢情愿地相信在证据不足的基础上获得的研究结果。并且，我们容易在自己的研究中采集非常少的观测数据。
我们的研究目的是考察其他研究人员是否也被同样的缺陷困扰。
我们准备了一份调查问卷，其中有多个现实情景，反映了研究中出现的统计问题。在数学心理学协会的某次会议上，阿莫斯收集了与会专家的答案，专家中还有两本统计学教科书的作者。不出所料，我们发现那些专家与我们一样，过分夸大了在小样本中成功复制实验原始结果的可能性。针对观测数据的收集量问题，他们给我们虚构出的一名研究生提供的建议也很糟糕。看来，即使是统计学家，其统计直觉也并不高明。
撰写调查报告时，我和阿莫斯发现彼此都很享受合作的时光。阿莫斯向来诙谐幽默，我耳濡目染，也变得风趣起来，我们经常在愉悦的氛围中连续工作好几个小时。愉快的合作也让我们对工作更有耐心。我们在兴致盎然时更容易追求完美。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摒弃了挑剔的态度。我和阿莫斯都热衷于批判和辩论，他甚至比我还要热衷，但在合作的这些年里，我们都不曾鲁莽地反驳过对方一句。事实上，我在合作中体验到的一大乐趣是，阿莫斯总能更清晰地发现我模糊观点的意义所在。他是逻辑性较强的思想家，具备理论意识和可靠的方向感。相比之下，我的直觉较强，深谙知觉心理学，我们从知觉心理学中借鉴了许多理念。我们有不少相似之处，很容易互相理解，同时又各具特色，足以给对方带来惊喜。我们养成了在工作日长时间共事的习惯，经常边走边聊。在之后的14年里，合作成为我们生活的重心，这期间的研究成果达到了我们单打独斗时无法企及的巅峰。
我们很快形成了一种坚持多年的工作模式，那就是以对话的形式展开研究——先提出问题，再一起检验我们的直觉性答案。每个问题都是一个小实验，每天我们都会进行许多实验。我们提出统计问题，主要目的不是寻找正确答案，而是识别和分析直觉性答案，即最先想到的、明知是错也会给出的答案。我们认为，我俩的直觉反应在人群中具有普遍性（事实也的确如此），要证明它对判断的影响是件容易的事。
我们认识几个孩子，曾对他们的职业做出同样错误的预判，意识到这一点挺让我们开心。我们预测善辩的3岁孩子将来会是律师，看起来有点儿书呆子气的孩子将来会是教授，具有同情心但有一点儿侵犯性的孩子将来会是心理治疗师。当然，这些预测并不合理，但我们仍觉得它们很有吸引力。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对孩子的直觉判断，受其性格特点与某一职业给人的刻板印象相似性的影响。这种有趣的练习让我们的思想生根发芽，促使我们创建出一个新理论，该理论涉及相似性在预测中的作用。随后，我们在数十项实验中检验和阐述了该理论，下面就是其中一例。
思考以下问题时，请假设史蒂夫是从代表性样本中随机挑选的人物。
邻居这样描述史蒂夫：“他非常腼腆，少言寡语，乐于助人，但对他人或现实世界没什么兴趣。他性情温和，干净利落，做事井然有序，关注细节。”请问，史蒂夫更有可能是图书管理员还是农民？
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史蒂夫的性格与典型的图书管理员形象相似，却忽视了同样相关的统计学因素。你是否想过，在美国的男性人口中，农民与图书管理员的数量之比超过20∶1？农民的数量要多得多。因此，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更多“性情温和，干净利落”的人在开拖拉机，而不是坐在图书馆咨询台后面。然而，我们发现，受试者忽略了相关统计事实，完全依赖相似性做出判断。我们认为，在做复杂判断时，人们会将相似性当作一种简化的“启发式”（heuristic，又译作“捷思法”，相当于经验法则）。对启发式的依赖导致预测中出现可预见的偏差，即系统误差。
还有一次，我和阿莫斯想了解我们学校教授的离婚率。我们注意到，该问题促使我们在记忆中搜索，回想认识的那些离婚教授，并根据容易想到的事例来判断其类别的大小。我们将这种人们做判断时依赖记忆搜索便利性的现象称为可得性启发式（又称为可得性捷思法）。在一项研究中，我们让受试者回答一个英语文本中常见的与单词有关的简单问题：
想一下字母K。
K更可能是单词的首字母还是第三个字母？
玩拼字游戏的人都知道，想出以某个字母开头的单词，要比想出该字母位于第三位的单词容易得多。这一规律适用于字母表中的所有字母。因此我们预计，受试者会夸大字母出现在单词首位的频率，即使有些字母（如K、L、N、R、V）出现在第三位的频率更高。这再次证明，在判断中依赖启发式会产生可预见的偏差。举个例子，我一度认为，政客比医生或律师更容易发生婚外性行为。我甚至对这一“事实”做出了各种解释，比如权力的催情作用，以及出门在外易受诱惑等。但我逐渐开始质疑这个判断。最终我意识到，事实上只是相比律师和医生，政客的出轨行为更易被媒体曝光而已。我的直觉印象完全来自记者的选题，也与对可得性启发式的依赖有关。
我和阿莫斯花了几年时间研究和记录各种任务中直觉思维的偏差，这些任务包括为事件的概率赋值、预测未来、评估假设和估计频率等。在合作的第五年，我们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关键性研究成果，该杂志的读者涉及众多领域的学者。这篇题为《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本书附录有全文转载）的论文描述了直觉思维的简化捷径，解释了约20种偏差，它们都是启发式的表现形式，也是启发式在判断中发挥作用的证明。
科学史学家经常指出，无论何时，特定领域的学者倾向于认同其学科的基本假设。社会科学家也不例外，他们认为，有关人类具体行为的大部分讨论都可纳入人性的背景，这一观点几乎从未受到质疑。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社会科学家认同两种人性观。其一，人是理性的，人的想法通常也是合理的。其二，人的非理性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可由恐惧、爱恨等情绪来解释。我们的论文并没有直接探讨这两种假设，但对此提出了质疑。我们记录了正常人思维中的系统误差，认为这些错误源自认知机制的设计，而非情感对思维的侵扰。
这篇论文受到的关注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至今仍是社会科学领域中被引量最高的论文之一（2010年有300多篇学术论文引用了它）。其他领域的学者也认识到它的价值，启发式与偏差的概念已被有效应用于众多领域，包括医学诊断、法律判决、情报分析、哲学、金融、统计学和军事战略。
例如，政策研究者就曾注意到，可得性启发式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某些问题能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而另一些问题却被忽略了。人们往往根据记忆中最易提取的问题来评估事情的重要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体的报道热度。媒体上常见的话题占据了我们的思维，其他问题则从我们的意识中溜走了。反过来，媒体追踪公众近期的关注热点，这些热点又成了报道的主题。专制政体对独立媒体施加巨大的压力，这并非偶然。戏剧性事件和名人最易激发公众的兴趣，媒体的疯狂炒作因此屡见不鲜。例如，在迈克尔·杰克逊去世后的几周，你几乎找不到报道其他话题的电视频道。相比之下，那些不起眼的、无法激发公众情绪的重要问题，比如教育标准的江河日下，或对临终病人投入过多的医疗资源等，媒体就很少报道。（写到这里，我发现我选择的“很少报道”的例子也受制于可得性启发式。这些例子是常被提及的话题，不常被提及但同样重要的事情我往往想不到。）
“启发式与偏差”在心理学领域之外获得了广泛关注，有一个关键原因是我们当时并未充分意识到的，那就是我们不经意间形成的工作特色：我们的论文总是涵盖了我们向自己以及受试者提出的所有问题。这些问题为读者提供了范例，使其认识到自己的思维如何受制于认知偏差。在读到“史蒂夫是图书管理员还是农民”的问题时，我希望你能有这种感受。如此设计是为了帮助你理解“相似性作为概率线索”的威力，了解人们有多么容易忽视相关的统计事实。
演示法的使用为不同领域的学者（尤其是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提供了独特的机会，来观察自己思维中可能存在的缺陷。在了解自身缺陷之后，他们更有可能质疑风靡一时的教条式的假设，即人类的思维是理性且合乎逻辑的。方法的选择至关重要：如果我们的论文只是报告传统实验的结果，其反响就不会这么大，也不会给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此外，有质疑精神的读者会将判断错误归咎于本科生（心理学研究的受试者大多是本科生）常见的草率行为，因而对实验结果不以为然。当然，我们没有采用标准实验，而选择演示法，并不是为了影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而是因为演示法更有趣。我们在方法选择及研究的其他方面都很幸运。本书反复出现的主题是：运气在每个成功案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人们很容易发现，一个小变动就可能使丰功伟绩沦为平庸的结果。我们的故事也不例外。
我们的研究收到的反馈并不都是正向的。有批评的声音说，我们关注偏差，这是一种不公正的、负面的思维观。
一些研究者完善了我们的观点，还有些研究者提出了看似合理的替代观点，
这都是科学的常态。但总的来说，人们已普遍接受了这一观点，即我们的思维易受系统误差的影响。判断研究对社会科学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我们当时的预判。
在完成判断研究之后，我们立即将目光投向不确定状况下的决策过程。我们的目标是创建一种心理学理论，阐明人们在简单赌博中如何做决策。例如，如果硬币正面朝上，你会得到130美元，反面朝上则损失100美元，你愿意打这个赌吗？很久以来，这些简单选择一直被用于决策问题的研究，例如，面对确定的事物和不确定的结果，人们会赋予它们怎样的权重。我们的方法没变：花好几天时间设计有关选择的问题，然后检验我们的直觉偏好是否符合选择逻辑。与判断问题类似，我们再次通过自己的决策发现了系统偏差，即总是违反理性选择规则的直觉偏好。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的5年后，我们发表了《前景理论：风险下的决策分析》一文。作为一种选择理论，其影响力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判断研究，成为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我和阿莫斯的运气极好，合作产生的思想超越了个体所能达到的高度。我们的工作因友情的加持而其乐融融、卓有成效。后来我们两地分离，合作就很难再继续了。2002年，我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那要归功于我们在判断和决策问题上的研究。阿莫斯于1996年去世，享年59岁。如果他仍健在，这个奖应该由我们共享。
写作本书并非为了阐述我和阿莫斯的早期研究。过去的几年，很多作者已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工作。本书的主要目标是利用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最新成果，解释大脑的运作机制。如今，我们对直觉思维的优势和劣势都已有所了解，这是较为重要的研究进展。
我和阿莫斯并没有探讨如何获得准确的直觉，只是说关于判断的启发式“非常有用，但有时会导致严重的系统误差”。我们关注偏差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我们认为研究偏差很有趣，二是它们为启发式判断提供了证据。我们没有自问，是否所有不确定状况下的直觉判断都来自我们研究的启发式。如今看来，显然不是。专家精准的直觉更有可能来自长期实践，
而非启发式。现在，我们可以绘制一幅更全面、和谐的图像来说明，直觉判断和选择要么来自技能，要么来自启发式。
心理学家加里·克莱因讲过一个故事。
一所房子的厨房着火了，消防队冲进去用水龙带灭火，此时，队长下意识地大喊：“马上撤离！”消防员刚撤离，地板就塌陷了。事后，队长才意识到火灾现场安静得出奇，他的双耳莫名发热，这些异常迹象向他发出预警，也就是他所说的“对危险的第六感”。他并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但就是感觉大事不妙。后来发现，火源不在厨房，而在消防员脚下的地下室。
我们都听过有关专家直觉的奇闻逸事。比如，街边有人在下国际象棋，一位大师路过，边走边说“三步之内，白方将杀”；医生只需看一眼病人，就能做出复杂的诊断。专家的直觉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但那并非神奇的魔法。事实上，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这种凭专业知识做出的直觉判断每天都会多次上演。大多数人接电话时，对方一张口就能听出他是否有怒气；刚走进房间，我们就能意识到人们在谈论自己；我们能觉察到旁边车道的司机有危险，并迅速对这种微妙的感觉做出反应。相比经验丰富的消防员或医生，我们处理日常事务时的直觉能力并不逊色，只不过处理的是更常见的事。
有关精准直觉的心理学并不神奇。伟大的学者赫伯特·西蒙
曾一语道破天机。他对国际象棋大师进行了研究，发现经过数千小时的练习，他们对棋盘上的棋子有着与众不同的感知。西蒙写道：“情境提供了线索，促使专家提取记忆中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提供了答案。直觉不过是一种识别，仅此而已。”
从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西蒙对神化专家直觉的做法不屑一顾。
两岁的孩子看到一只狗会说“狗狗”，没人对此大惊小怪。对于孩子识别并命名事物的“奇迹”，我们早就习以为常。西蒙的观点是，貌似神奇的专家直觉有着同样的特点。专家在新情境下学会识别熟悉的元素，并做出与情境协调的行动，有效的直觉就建立起来了。精准的直觉判断在大脑中迅速闪现，就像两岁的孩子脱口喊出“狗狗”一样。
遗憾的是，专业人士的直觉并不都来自真正的专业知识。多年前，我拜访过一家大型金融公司的首席投资官，他告诉我，他刚购入福特汽车公司数千万美元的股票。我问他这个决策是怎么做出的，他说，他刚参加了一个车展，感觉很棒。“伙计，在汽车制造方面，福特公司真的很在行！”这就是他的解释。他相信自己的直觉，自鸣得意，为自己的决策沾沾自喜。我惊讶地发现，他并没有考虑经济学家眼中的相关问题：福特的股票现价低于其市场价值吗？相反，他听从了自己的直觉。他喜欢福特汽车和福特公司，对持有福特公司股票的想法很感兴趣。基于理性选股的知识，我们有理由认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运用我和阿莫斯研究的具体的启发式，很难理解这位高管为何会投资福特股票。但现在有了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可以很好地解释上述现象。相比过去，人们在理解直觉判断和决策时更多地考虑了情感因素，这是一个重大进步。如今，这位高管的决策可以被视为情感启发式
的案例。所谓情感启发式，是指判断和决策直接受情感好恶的影响，基本上未经深思熟虑或推理。
遇到问题时（比如下一步棋怎么走，或是否购买某只股票），直觉思维机器开始高效运转。倘若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就能审时度势，那么提出的直觉性解决方案也就很可能是正确的。国际象棋大师面对复杂的棋局，会立即想到几着妙棋。当问题难度较大且没有成熟的解决方案时，直觉仍会发挥作用：答案可能招之即来，但它并非最初问题的答案。那位高管面对的问题很难（我应该购买福特的股票吗？），但他头脑中闪现的答案来自一个较简单的相关问题（我喜欢福特汽车吗？），该答案让他做出了投资决策。这就是直觉性启发式的本质：面对难题时，我们回答的是较简单的问题，而且意识不到问题被替代了。
自动寻找直觉性解决方案的做法有时会失败——既想不出专家的解决方案，也无法获得启发式答案。此时，我们经常发现自己会转向另一种思考方式，其速度更慢，过程更慎重，也更费脑力，这就是书名中提到的慢思考。快思考包括直觉思维的两种形式——专家思维和启发式思维，以及知觉和记忆等完全自动的大脑活动，这些活动让你确定桌上有一盏灯，或想起俄罗斯的首都叫什么。
过去的25年，许多心理学家研究了快思考和慢思考的区别。为了进行更全面的解释，我将在下一章中通过两个主体（系统1和系统2）来描述思维活动，它们分别产生快思考和慢思考。直觉思考和谨慎思考的特征，就好像你头脑中两个角色的人格特质。研究表明，直觉主导的系统1比你认为的更具影响力，你所做的许多选择和判断都出自这个幕后写手。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涉及系统1的运作原理，以及其与系统2的相互影响。
本书分为5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判断和决策双系统法的基本原理，阐述了系统1的自动运作和系统2的受控运作之间的区别。系统1的核心是关联记忆，它不停地对所发生的一切进行合乎逻辑的解释。第一部分还说明了失联记忆的运作过程。我想让读者了解到，直觉思考背后自动的、潜意识的过程有多么纷繁复杂，以及这些自动过程如何解释启发式判断。这一部分的目的是创造一种语言，用以思考和表达我们的思维。
第二部分介绍了启发式判断最新的研究成果，探讨了一个大难题：为什么很难从统计学角度去思考？我们的思考很容易涉及联想、比喻和因果关系，但统计思维需要同时考虑很多事情，这并非系统1的设计意图。
第三部分重点介绍统计思维的困难，描述人类思维的一种费解的局限：我们对自认为已知的事物深信不疑；无法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和世界的不确定性；往往高估自己对世界的了解，却低估偶然性在事件中的作用。后见之明带来虚假的确定性，助长了我们的自负心态。在此问题上，我的观点受《黑天鹅》作者纳西姆·塔勒布的影响。我希望饮水机旁的闲谈在提供前车之鉴的同时，能帮你抵御后见之明和确定性错觉的诱惑。
第四部分围绕决策的本质和“经济主体是理性的”这一假设，展开经济学层面的对话。在双系统模型的基础上，我介绍了有关前景理论关键概念的新见解。前景理论是我和阿莫斯于1979年提出的选择模型。后面的章节探讨了人们违背理性规则的几种选择方式。我所分析的不良倾向包括孤立地看待问题，以及受框架效应的影响，也就是说关注选择问题中无关紧要的细节，并据此做出决策。这些观察结果很容易用系统1的特征来解释，是向标准经济学青睐的理性假设发起的有力挑战。
第五部分介绍了本书写作时的近期研究内容，即两个自我（体验自我和记忆自我）的区别，二者的益处是不一样的。例如，我们让受试者体验两种痛苦，其中一种体验时间较长，因而比另一种体验更痛苦。但记忆的自动形成（系统1的特点）有其规则，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规则，让较痛苦的经历留下较美好的记忆。在第一次体验之后，要求受试者选择再次体验哪种情境，他们会很自然地受记忆自我的引导，让自己（体验自我）身处不必要的痛苦之中。在利用两个自我的差异来测量幸福感时，我们再次发现：让体验自我感到愉悦的事，不一定能让记忆自我感到满足。同一个身体里有两个自我，如何追求幸福，这是个体以及将人民安康视为政策目标的社会共同面对的难题。
最后一章以倒序的形式考察了书中提到的三组差异的影响：体验自我与记忆自我的差异；古典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对主体的理解（借鉴了心理学理论）差异；自动运行的系统1和费力的系统2的差异。最后，我重申了有见地的闲谈带来的好处，以及组织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提高判断和决策的质量。
我和阿莫斯合作的两篇论文放在本书的附录中。第一篇与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有关，前面已经提到。第二篇发表于1984年，总结了前景理论以及我们对框架效应的研究成果。诺贝尔奖委员会在考虑我们的贡献时，提到了这两篇论文。你可能惊讶于它们的简单。读完这两篇论文，你将了解我们早期的知识量，以及最近几十年来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