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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于进度的压力，我们还是不得不整理残存的力量，继续投入战斗。
——鸿蒙操作系统战队
“美国的先进文化我们还是要学习的，我们从来没有说‘打倒美国’，”任正非说，“美国还是有很多吸引人才的土壤，那我们中国也要有这种土壤来吸引高层次人才。”任正非也自诩“果粉”：“我们不要排外，我们也经常探究苹果的产品为什么做得好，也能看到我们与苹果之间的差距。有一个老师是很幸福的，可以有学习机会，有做比较的机会。如果从这些角度来说我是果粉呢，也不为过。”
鸿蒙的故事，也是一个在开放中不断学习，在学习中不断开放的故事。
在终端BG软件部工作的李英伟，曾在硅谷遇到了两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他们在酒吧吧台上热烈讨论着代码优化，那份对技术的热爱与执着让她震撼不已。她想起自己在国内跟高通合作项目时，高通的人对她说：“李，你怎么能这么年轻？你怎么这么年轻就能做这块？”当初，李英伟可以把这些话视为国外同行对她的赞美，如今看到白发苍苍的老科技人，她更倾向于认为，当年高通人对她的感慨，是国外同行对中国年轻科技人抱有的巨大怀疑。
这种跨文化的冲击，让李英伟开始反思国内科技界的现状。她还在谷歌遇到过一位资深工程师，这位工程师是清华大学的学士和硕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深耕基础模块十余年。李英伟提出一起解决问题时，对方会把问题一步步展开，条理清晰，步步为营。李英伟原想探讨关于华为产品的问题，但听完这位工程师的解析，她发现自己几乎没有插嘴的余地，对方已阐述得非常透彻。而过去，她遇到的一些工程师会先讲虚话，等着她去交流，最后才能把问题讨论清楚。这位工程师的素质让李英伟深刻感受到，如果一个人专业能力不过硬，在谷歌难以立足。华为缺乏有着10年，甚至20年深厚操作系统经验积累的老专家，也缺乏像谷歌工程师那样可以独当一面的年轻才俊。
这种对专业深度的渴望，以及国内科技人才储备的现状，促使李英伟更加关注国内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成长。2012年9月，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王成录被调入中央软件院，成为华为无线产品线中少数掌握全系统知识的人之一。此时的中央软件院已会聚了约3000名精英，其中专攻操作系统领域的人已从寥寥数人迅速扩张至八九百人。他们的责任是建立一个体系化的软件架构，开发一个针对运营商的操作系统。
中央软件院之所以会聚了如此多的业务精英，是因为终端产品的崛起极大地激发了华为对优化操作系统的渴望。在智能机争霸的时代，每个手机厂商都能自由地采用成熟的操作系统和生态，手机厂商之间的竞争更多地聚焦在产品的竞争力、用户体验、品牌建设和销售渠道上，操作系统根本不是商业竞争的关键要素。然而，随着“冲击高端”的目标逐渐明晰，华为对“优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他们不自觉地对自己的“根系”产生了疑虑：谷歌、微软、诺基亚和苹果，哪个操作系统生态适合华为的产品扎根？
这种对操作系统的深刻思考，让华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技术路线。首先被排除的是微软针对移动端设备开发的操作系统Windows Mobile。或许是因为之前做Windows做得太过成功，Windows Mobile并不真正重视解决方案，不仅系统闭源，还给用户设置了一堆限制，难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其次，苹果的iOS也被排除，虽然它品质卓越，但不对外开放授权。似乎只有安卓能够开放给开源生态上的开发者。在全球手机厂商如此激烈的竞争中，安卓操作系统已经凭借“免费”这一撒手锏迅速崛起。手机厂商只需购买高通芯片，便可免费搭载安卓系统及其成熟的生态。
但是，安卓没有带给华为真正畅快淋漓的“消费体验”。刚开始涉足智能机的华为，头脑已经跟上了安卓，身体却还处在“暂未跟上安卓脚步”的窘境中。软件团队不仅要忍受来自外部安卓系统每年两次的升级，还要忍受内部芯片平台（如海思、高通、联发科等）不断推新产品的颠簸体验。每一次版本的升级都令团队十分痛苦，因为他们总是要解决平台和芯片更迭带来的麻烦。智能机的更新速度如此之快，而刚从功能机领域转换到智能机频道的华为工程师，即便付出八九个月的努力，也跟不上安卓SCP（平台收容突破端口）最新发布的版本。
从更高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华为在科技领域所面临的中国式困境：人才短缺，产业链不完善，软硬件几乎全面依赖美国。这些困境使中国在智能机时代所需的“必备条件”几乎都与自己无关。这也注定了华为工程师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割裂的场景：有的服务响应快但能力不足，有的能搞定芯片但缺乏相应的编辑器支持，有的CPU（中央处理器）有通用操作系统支持但性能不佳。华为无所依靠，因为当这一系列系统性的问题频频爆发时，中国企业甚至还未形成操作系统和数据库的系统化概念。这种困境不仅是对华为的挑战，也是对整个中国科技界的挑战，需要从人才培养、产业链建设、自主研发等多个层面去破解。
王成录带领团队，对华为的软件需求开始进行全面梳理，努力理清软件的本质。结果他们发现，华为分支繁多的软件技术散落在各个PDU（产品部门或单位）中，每个产品线都会独立开发一套软件分支，分支上的软件人员往往将软件视为硬件的配套进行开发。这种割裂的软件开发模式导致软件技术难以形成合力，更难以产生真正的价值。
面对软件层面的散乱局面，王成录曾发出豪言壮语：“哪怕是在流沙上建城堡，我们也要把自己的软件能力建立起来。”他开始整合软件团队，并努力提升大家对软件价值的认识。当时，他向团队大力推荐了一本名为《人月神话》
的书，希望大家能够深入理解软件的本质。
有一位年轻的工程师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人月神话》中说，‘一天一天的进度落后比起重大灾难，更难以识别，更不容易防范和更加难以弥补’。进度的落后，让一切不可控，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里程碑，重新梳理每一个具体、特定、可度量的事件，让里程碑点明确到无法自欺欺人。”
不久，王成录召集了一次重要的软件会议，并邀请了当时华为的技术精英、各大产品线的主管及高层决策者等数十位专家。大家要在会议上讨论清楚一件事：华为的软件技术主要涉及三大类，即运营商设备用的嵌入式软件、中间件和互联网软件，为何嵌入式软件能使硬件如虎添翼，而互联网软件却存在短板？华为未来的软件发展究竟需要哪些关键的技术支撑？
讨论取得了一项重大成果，全公司对“软件的本质”是什么形成了深刻的认知，并正式统一了软件研发的语言。在此基础上，中央软件院规划出了“软件基础设施1.0”——以操作系统为中心，将各个零碎的软件技术整合在一起。其中，操作系统和数据库是最为关键的部分；将软件技术一层层展开后，他们又精准地分解出了大约630个嵌入式软件技术点和500个互联网软件技术点。
徐直军也当场总结了这次会议的成果：华为第一次把“软件的本质”说清楚了。
此时的华为，与全球顶尖的企业和团队不断角逐与合作。向下，软件开始扎根；向上，终端产品开始冲击高端市场，品牌形象步步提升。
从某种客观意义上讲，华为和国内其他厂商一样，都像安卓体系里的打工仔，专门帮安卓解决国内的兼容适配问题。华为工程师明显抗拒华为内部“为硬件开发配套软件”的做法，更抗拒安卓对终端产品性能的束缚。对一个有理想的软件工程师来说，把软件简化为硬件的附属品，绝对是一种令人痛苦，甚至错误的工作方向。然而，随着生态系统庞大的安卓持续疯狂地扩展它的版图，所有附属于它的各大商家的终端产品逐渐呈现出“脸谱化”的趋势，性能大同小异。手机厂商对内被底层系统牵着鼻子走，对外则如绵羊般地迎合产品需求，难以在众多竞品中脱颖而出。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华为独立组建了一个处理安卓应用兼容性难题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任务是确保华为的软件达到安卓系统产品的上市标准。但是由于一直无法摆脱安卓适配的束缚，华为决定先联合其他有同样困扰的厂商，共同攻克安卓适配的难题。
2016年11月，华为携手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网易四大互联网巨头，共同发起创立了安卓绿色联盟（现更名为软件绿色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华为将这些生态伙伴称为“三方生态”，希望通过联盟之力，为国内安卓应用开发树立统一标准。对于一些常规的麻烦，华为希望直接拿下，而适配的共性问题则被全部总结出来，大家共同解决，再将成果总结出来，像技术标准一样提供给国内的各个应用开发者。
联盟吸引了超过2000个App或主体单位加入，形成了一个高质量的“朋友圈”和合作平台。在这个联盟中，华为的自有团队仅有十几人，加上负责事务性跟踪的合作伙伴，总数不超过30人，然而华为的兼容性测试实验室，却成了一个非常拿得出手的重要组织。该实验室配备了2000多台华为设备，把AOSP的最新版本刷上去做便利性测试，系统会自动完成一整套行云流水的操作，一旦发现兼容性问题，就会自动跟踪记录，每个应用都会形成一份兼容性报告，能快速测试并报告AOSP最新版本在华为设备上的性能表现，大幅提升了工作效率。此举让华为迅速成为“安卓打工仔”里的领头羊。
华为借此成功晋升为最早落地安卓最新版本的商用手机厂商，而且每次华为提出底层调度、图形渲染等优化建议，安卓的反应都异常迅速。
华为变成了出色的“安卓打工仔”，并乐此不疲。华为的开发者就像大学老师身边的助理，通过帮助老师，他们对自研操作系统有了更深的理解。2017年，华为终端业务已经稳居市场前列，全年智能手机发货量达到1.53亿台，销售收入达到2372.4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显著
。华为在继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同时，也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在欧洲、北美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这时的华为，拥有了越来越庞大的应用入口，也拿到了丰厚的利润。这让华为不知不觉中具备了催熟一个自研操作系统的关键市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