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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科学和系统工程，是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留给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宝贵思想财富。这两大理论思想都是从航天事业率先突破，进而衍生出具有强大韧性的枝干藤蔓，作用于整个中国的科技工业。技术科学打通基础研究和工程技术互促发展的任督二脉，系统工程则架构起科技组织管理的筋骨血管。
相对于枝叶扶疏的系统工程，技术科学在中国的土壤里经历了一段“营养不良”的发育期。产学研长期分家，科学与技术之间出现断层，也成为钱学森终生的“遗憾”。
20世纪以来，从航天、原子能技术率先发力，到航空、船舶、电子、高端装备制造、生命科学奋起直追……中国科技在许多领域从引进吸收到自主创新，实现了局部突围；并且在屡屡被封锁的国际环境下，发展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然而存在的问题同样尖锐。众多产业大而不强，芯片、工业软件、关键材料、精密仪器等“卡脖子”技术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一些重要领域暴露出在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存在“断链”风险……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刻不容缓。
学术界的一个假设是，如果钱学森“三个层次一座桥梁”的构想可以完整推行，或许今天中国科技创新的链条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断点、堵点和卡点，也不会有那么多被“卡脖子”的技术，而且会有更多的自主创新进入“无人区”。
但是，历史没有如果。任何一种理论能否在实践中发挥最大作用，都必须放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来审视。即使我们今天再用技术科学的思维回头补课，重新梳理产业链和创新链，也需要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分析——短板怎样补？长板如何锻？从哪块板下手？
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新中国刚成立时的“政治挂帅”，到改革开放后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这个从“局部突围”到“全面跨越”的过程中，中国科技创新的社会环境和机制体制也在同时经历着深刻变化。
我们可以粗略地从人、财、物、知识四大要素，以及组织系统和内生动力两个维度来解构这些变化。
第一，人才是自主创新的核心要素。科技竞争从本质上说是人才的竞争。近年来，我国通过高等教育和产业实践培养的专业技术人才数量快速增长，“工程师红利”加速释放。早期的技术人员主要集中在体制内，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大批专业技术人员流向企业，接受市场化的收入分配机制。但是仍然有大量国有企事业单位尚未完成收入分配改革，这种分配的不均衡，给人才要素的流动和聚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第二，资金为自主创新提供粮草保障。我国在科技体制深入改革的过程中，大量科研项目从国家指令性任务、计划拨款方式，逐步过渡到市场化主体参与、多元化资金筹集。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落后，国家财政捉襟见肘，通过计划经济的方式“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最大限度地推动重大项目组织实施，但很难在全社会层面形成自发创新的生态系统。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家财政家底不断殷实，社会资本日益充裕，各类民间资本、政府引导基金、跨国资本在政策支持鼓励和经济效益驱动下涌入科技创新领域。如何让财政投入与资本市场形成合力，引导资金高效率投入，实现对科技创新的“精准滴灌”成为重要命题。
第三，物资为自主创新提供基础条件。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科研基础设施极度缺乏。通过70多年的发展建设，我国形成了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用于科学研究和试验的物资条件大为改善，能够承接科技成果转化的载体不计其数。然而在一些重点科研领域（如航天、航空等涉及国防科技的领域），出于体制和历史原因，关键基础设施的管理利用效率低，开放共享程度不够，军民二元化现象明显，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等问题突出，成为阻碍科技创新的绊脚石。
第四，知识是自主创新的重要资源。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包括信息、数据、经验在内的知识资源，从生产、积累到传递、传承方式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大量学科交叉融合，孕育出新的学科增长点，成为创新的重要源泉；知识产权市场、数据产权市场等机制日渐受到重视，围绕知识资源所形成的新型协作网络，正在逐渐覆盖创新链条的全过程。
随着以上四个要素在大环境中的动态变化，科技创新的组织系统和内生动力也相应发生变化。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完善的过程中，传统科技工业重点领域“政企分开”的改革持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深入实施，民营企业广泛参与到创新活动的各个环节。以企业为细胞形成的产业群组，成为自下而上推动技术变革的主要单元；新型的开放式创新逐渐替代传统的封闭式创新，成为企业创新的主流模式；“政府之手”在创新活动中的干预方式正在被重新设计。
科技创新的组织系统发生结构性重塑，创新的内生动力也随之发生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多种所有制下的各类企业有着不同的经济利益诉求和自主权利。在产业链的众多环节和行业领域，民营企业甚至比国有企业和体制内科研院所有更强烈的创新需求和创新意愿，也有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具备了自主创新的条件和能力。
人、财、物、知识“四大要素”和组织系统、内生动力“两个维度”的动态变化，集合形成了“X因素”。在技术创新与市场环境交互机制的内在演化过程中，这类“X因素”将会持续存在，尤其是在一些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产业领域，能否通过政策、市场、资本的协同助力，让这些“X因素”实现最优解，不仅关乎科技体制改革成效，而且具有广泛的示范带动意义。
商业航天作为航天事业的一种全新组织形态，给我国当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设面向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创新体系带来了众多“X因素”。总结20世纪以来世界科技强国的普遍经验，航天领域一直是重大科技创新的突破口，以及众多前沿技术的发源地。由于航天本身具有重大战略属性，历来又成为各国科技体制结构性变革的核心阵地。其中，欧美国家在此方面的探索先行一步，从20世纪末开始，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欧洲航天局（ESA）就针对机制变革进行了一系列尝试，以推动航天商业化作为建立新型政企合作模式的主要路径，直接促成了商业航天的孕育。
中国始终把发展航天事业作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太空领域也是军民协同发展的重点领域。新时代的中国航天事业，在实现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使命中担当着“领头雁”角色，在加快构建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中肩负着“排头兵”任务。
20世纪中叶，“两弹一星”吹响了新中国科技事业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集结号，让中国成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而从2014年开始，以商业航天“政策破冰”为标志的航天体系探索性改革，则打响了我国军民深度融合、体制机制创新的发令枪。作为新航天事业这项宏伟系统工程中的一个重要子系统，商业航天正在为这盘棋局注入新的活力、新的组织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