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问题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折磨着我们所有人。它影响着我们看世界的方式,但是我们大多数人从来不知道自己因此受苦。我们可能自以为了解周围的环境,能注意到其中的种种细节。但其实我们常常只是在自身的“气泡”中漂浮,经过这层“气泡”的过滤,我们看见、听见、摸到和闻到的东西中才会有很小一部分进入我们的意识。19世纪末的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这样写道:
数以百万计的物体……出现在我的感官中,却始终没有正式进入我的体验。为什么?因为我对它们不感兴趣。我的体验是我同意关注的东西……我们每一个人,都通过对事物的关注,选择了自己想要居住的宇宙。 [1]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个私人宇宙是一个动物宇宙,充满快速的来来去去,尤其是人类生活中的电子社交杂音。我们几乎忽视了构成我们大部分环境的那些光合作用生物。可以说,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植物盲”(plant blind)。我们当然能看见植物,但我们没有 注意 它们,除非它们开出绚丽的花朵,或是恼人地缠上了我们的花坛植物。我们的这种疏忽有几个很好的理由,后面我会深入探讨,但是屈服于这种倾向也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如果能想出办法克服它们,我们对周围世界的欣赏会大大增加。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我们很难了解植物盲对人的局限有多大。每年,我都会去中学对高年级的学生做演讲。我喜欢和他们玩一个游戏:向他们展示年度野生摄影师竞赛(Wildlife Photographer of the Year)的一系列获奖照片,它们每年都会在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然后我问学生,有没有注意到这些照片有什么奇怪之处。他们常常会挑出照片中的某些细节,比如一只嗜杀的鸟,或一只昆虫背着一个大得离谱的物体。这个游戏我每年会玩一次,每次学生们总会看漏最奇怪的一件事。这项竞赛中包含了“环境中的动物”和“动物肖像”,还有“两栖类和爬行类”“哺乳类”“鸟类”和“无脊椎动物”等展现有趣行为的类别。还有一个类别叫作“植物和真菌”。你发现古怪之处了吗?动物,虽然只占地球物种中微小的一部分,却受到了全方位的关注。 [2] 而植物和真菌,这两个在生命之树上全然不同的界别,却被捆绑成了一个条目。从来没有一个学生注意到这一点。
这个问题在穆尔西亚大学我自己的本科生身上也屡见不鲜。我曾要求他们估算那些精心布置、散布于校园各处的植物园里有多少种植物,那是他们每天要经过的地方。大部分学生说有十种左右,偶尔有几个胆大的说有四十种。但实际上,校园里总共有五百多种植物,来自广泛的科属和生境。 [3] 对植物的盲目开始得很早,并且在我们习惯之后变得愈发严重。
我们对动物的注意和我们对植物的注意有着根本差异,并且这种差异已经深深嵌入我们的视觉系统。对这个现象我们很难建立模型来做量化研究。有一项研究借用了视觉认知研究的一件核心工具,叫“注意瞬脱”(attentional blink)。 [4] 每当我们“瞬脱”,就说明给予某个物体的关注拖慢了关注一个新物体的能力。我们的视觉加工能力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因此第一个物体受到的关注越多,切换到第二个物体的速度就越慢。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先向一组人展示了一只动物,向另一组人展示一株植物。紧接着再向两组人展示另一个物体,一滴水。结果相比首先看到植物的人,首先看到动物的人看见那一滴水的概率要低许多。这说明植物占用的注意力较少,使人能解放脑力关注其他事物。植物不仅在 人的观念中 显得较为无趣,而且在更基本的层面上,它们也只分到了视觉系统较少的加工能力,成为背景中一大团拥挤、静态的绿色。植物盲的根本原因埋得很深。
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并不奇怪。我们不可能随时吸收环境中的每一条信息,否则大脑就会超载。我们必须过滤掉那些不太重要的东西。而这正是我们的感官和大脑的拿手好戏,甚至不用跟我们打招呼就能办妥。最近有人估算,我们的眼睛每秒生产的数据超过1000万字节,而大脑在清醒状态下每秒只加工16比特。也就是眼睛生产的全部数据,只有0.00016%为有意识的大脑所用(当然还有许多数据可能通过潜意识产生影响)。 [5] 这种过滤在本质上是由我们的演化史塑造的,是被我们的祖先面对的那些问题所决定的。你可以想想远古时代大部分人族会觉得哪些信息最为突出:那一定是发现猎食者或是看见可以狩猎的动物。植物固然也重要,但其重要性没有这么 紧迫 :它们反正生根了,不会乱跑,也不可能来攻击我们。 [6] 我们长出眼睛和思维,是为了专注于动物的运动和形态这些连续变化的东西。
“植物盲”这个说法是20世纪90年代由生物教育者詹姆斯·万德西(James Wandersee)和植物学家伊丽莎白·舒斯勒(Elisabeth Schussler)首创的。他们在美国的学校里调查了近300个不同年龄的孩子,发现他们绝大多数对植物缺乏科学上的兴趣,尤其是男孩。他们主张,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的青年和他们的教育者中存在那种“动物沙文主义”或动物中心主义的态度。整个西方社会都无法看见植物的独特美感和生物学特征,人们不关注植物,也认识不到它们在生态上的重要性以及对人类的经济价值。 [7] 就连大多数科学家,按说对事物应该有一种较为客观公正的态度,也都觉得植物较为低级,只配给他们想要研究的动物充当背景。大家都没有意识到,植物构成了大多数地球生态系统的基础。它们还在濒临灭绝的物种中占了八分之一。 [8]
就像“注意瞬脱”实验显示的那样,无视植物的问题是根本性的。在儿童的成长中,他们认识到植物也有生命的年龄,要比明白其他人和动物也有生命晚得多。要到十岁左右,他们才会自发地认识到表面不动的植物其实也是活的。 [9] 这种对植物的偏见是我们天生自带的,又在我们后天的处世教育中受到了强化。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天性,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对植物的整体看法,并积极地引导自己的注意力。就像威廉·詹姆士所说,我们可以 同意 对植物多加关心。还有当植物令我们无法忽略时,我们自会关注它们。要是它们能蜇伤我们、毒害我们,或是表露出可以食用的显著迹象,那么它们就会变得十分醒目。比如有毒的常青藤,虽然叶片看起来完全无害,但是任何在北美洲远足的人都能一眼认出它来;还有黑莓丛上的成熟果实,也很难被觅食者看漏。如果能让植物更易于观察,我们的注意自然会跟上。一项研究显示,让学生自己制作植物延时录像,并加速至动物活动的速度,他们就会更有兴趣了解这些植物。 [10] 也许,从这股沉睡的意识入手,发展出新的观看文化,我们就会觉醒过来,发现一个绿色的世界。 [11] 我们或许会就此开始觉察其他各类生物的智能,不再局限于有大脑的生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