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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在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的首府海得拉巴市，一棵奇怪的棕榈树在当地短暂地享有了一阵名声。它从一早上就开始倾斜，仿佛一名醉汉扶着一根栏杆。整个白天，它都持续缓慢地倒下，角度越来越陡。到傍晚时，树顶的叶子几乎触到了地面。但是说来不可思议，天黑之后，这棵棕榈树又会自行挺直。到午夜时分，它就又变得垂直于地面了，10英尺（约3米）高的树干昂然矗立，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在当地人看来，这种日复一日的神秘壮举是超自然力量在起作用。他们蜂拥到树下祈祷，认为它是向神明沟通的渠道。
当时，印度南部奥斯马尼亚大学（Osmania University）的一位教授写信给我和其他几位学者，询问如何科学地向当地人解释这棵树的反常动作。他担心这棵倾斜的棕榈会激发某种邪教。有一位学者在回信中根据植物生理学和棕榈树周围的特殊环境提出了一种解释：可能是白天时，树木在烈日下蒸发水分，因此失去了膨压（turgidity），使得树干变软、树冠倾斜；到了夜里，树木又从近旁的水井里吸饱了水，因此恢复了直立姿态。也可能树干被寄生虫或长期弯曲所破坏，变得更柔软了。这个解释并不简单，也绝不是当地人能一下听懂的。他们只知道植物是不会动的，而这棵树的运动体现了某种超自然的灵力。
我对棕榈树弯曲的实际原因的兴趣不大，我更感兴趣的是当地人会在它的活动中解读出超自然的原因。以前也有人在其他棕榈树上观察到相似的行为，观察者也提出了各种解释。20世纪初的印度博学家贾格迪什·钱德拉·博斯爵士（Sir Jagadish Chandra Bose）就记录了孟加拉国的一棵名为“福里德布尔祷告树”（Praying Palm of Faridpur）的椰枣树的每天的弯腰运动，他将这种运动归结为对重力的反应和对温度反应的复杂相互作用，其中牵涉到树木内部电信号的振荡。博斯最终提出了一个假说来描述植物对环境的探索和应对，成为早期植物生理学的开创者之一。
我们已经看到，在人类心中，运动和智能是密不可分的。这意味着表面上静止不动的植物，很难被我们看作拥有智能。但讽刺的是，我们又极擅长为随机移动的物体赋予各种伟大动机。这种倾向大家都不陌生：我们会在任何线条形状的组合中看到人脸，想象这里是眼睛那里是嘴巴。在1944年的一项研究中，实验心理学家弗里茨·海德（Fritz Heider）和玛丽安·西梅尔（Marianne Simmel）展示了我们对似是而非的“行为”是多么关注。 [17] 他们给34名研究生观看了一段包含二维形状的黑白影片，其中有几个三角形和圆形运动了一分半钟。接着两位心理学家要被试者“写出你们看到了什么”。结果被试者的叙述大多像肥皂剧大纲。他们将这些形状写成了男人或者女人，并赋予了它们目的、计划以及对周围对象的行为做出反应的能力。几何形状变成了故事中的人物。 [18]
海德和西梅尔又对37名本科生开展了同样的实验，要求他们描述这些形状的人格。这一次，这些形状不仅是活的了，它们还有了关系和情绪。它们有的“英勇”，还有的“懦弱”或者“小气”。当两个圆形绕着彼此转圈，它们是在表达喜悦。当一个圆形躲入了一个矩形边框，它是在惧怕外面那个悄悄潜行、咄咄逼人的三角。只要加上运动，这些黑白形状就会在人类的想象中变得人性化了。这种想象力是宝贵的。因为有了它我们才变成了现在的社会动物，能够假设其他人的精神世界，并对他们的行为做出有意义的解释。但也是因为有它，我们才会产生误导性的幻觉，错误地理解那些以陌生的方式存在的生物。植物有生命，但毕竟不是动物。我们不能光看它们的脸就理解它们的内部活动。我们必须努力从植物自身的角度去看待它们和它们的主观体验。
但这里又藏着真正的危险，它可能一开始就破坏我们的努力，令我们无从下手。我们要想理解植物，就必须同时避免“拟人”和“以动物为中心”这两种倾向。就像海得拉巴的那棵棕榈树所展示的那样，对任何看起来过于活跃的东西，我们都很容易将它排除在植物的范围之外。而那个形状实验又说明，我们可以将几乎所有东西都看作人。我们的本性就是会将自己身上看到的东西和周围环境看到的东西做类比，用熟悉的来推断不熟悉的，从近旁的拓展到远方的。我们的这种将自身体验投射给其他生物，并为没有生命的世界赋予灵性的倾向，在历史上曾经催生了大量丰富的神话和泛灵论的宗教信仰。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将自己、将自己内心的主观体验作为理解世界的出发点。 [19] 但我们又不能单靠类比来理解世界：类比的假设并不是建立在数据上的，它们只是投射到外部世界的我们自己。即使往好了说，它们也很难证明。而往坏了说，它们更可能是错误的、误导性的，尤其是当它们需要连通的领域相距太过遥远的时候。
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极端：一个是拟人倾向，也就是在毫不相干的事物中看见我们自己；另一个是人类中心主义，也就是拒绝承认我们和其他生命形式之间存在联结。一个怜爱宠物的主人可能会想象自己的蛇在吃饱了饲料后觉得“满足”，因为主人自己也会因为食物而情绪高涨。至于蛇是否真有这种情绪，我们着实不知。况且揣摩一条蛇的表情比揣摩一条宠物狗要困难多了。但反过来说，我们也可能对拟人的倾向过度提防，乃至不愿承认其他生物也有情感。在《人与动物的情感表达》（ 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1872）一书中，达尔文放了一张插图，画的是一只猫在一个人的腿上摩擦，并附文称“一只充满爱意的猫”。一直到20世纪开始之后很久，这个说法还在受到心理学家的批评，说它犯了拟人的错误。如果达尔文能够答复，他一定会说假定人类才有情感是人类中心主义。他曾经主张，这类“充满爱意”的行为与猫的内部状态之间有必然的关联，其目的就是对周围的生物造成一定的影响。由此还可以推出，内心状态及其表达，对于社会性动物的交往是不可或缺的。 [20] 拟人化的阴影和伪科学的责难曾在很长时间内阻碍对其他动物情感能力的探索，但现在这股风气正在改变。 [21]
这把双刃剑在植物智能的研究上显得更为锋利。植物或许很难一下子被拟人化，但这也是因为相比动物，它们显得更加陌生，离我们更远。要在观察它们的同时保持客观要困难得多。为此我们在MINT实验室的研究也遭到了不少批评，这些我们将在第二部看到。在2013年的一期《纽约客》（ New Yorker ）上，才华横溢的作家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引用了植物生理学家林肯·泰兹（Lincoln Taiz）的一句话，泰兹曾经宣称，将攀缘的菜豆称为“智能”包含了许多风险，包括“对数据的过度解读、目的论、拟人化、哲学化以及不着边际的瞎想”。泰兹认为，MINT实验室正在落入“泛灵论”（animism）的陷阱。他提出了许多质疑：菜豆是用哪种感觉通道感知杆子的（如果它真的感知到了）？这种植物又是如何控制移动方式的？这里头存在“智能”难道不是观察者在想当然？这难道不算是拟人化吗？
他的看法我非常同意。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在探索植物的巧妙行为时不能被兴奋冲昏头脑。这毕竟是科学研究。无论我们研究的是哪门科学，兴奋都是激发我们的动力之一——谁都渴望获得新知，但唯有谨慎才能让科学成为知识的坚固根基。说到植物的智能，我很乐意承担举证的责任。人要经过一些精神训练，才能不对菜豆、菟丝子或西番莲卷须的探路技巧做出过分解读。但是我们也不该由此滑向动物中心主义。泰兹和他的团队主张：“即使为根的生长和茎的盘绕拍摄延时录像使它们加速后看起来仿佛动物一般，也不能构成意识或者意向的证据。” [22] 他们的解读代表了一种流传甚广的误解，即智能和意识与我们自己的知觉尺度所能觉察的反应类型（即快速运动）是不可分割的。但其实它们可以分割。构成智能证据的并不是行为的速度。我们不是在用延时摄影刻意把植物拍得像动物，我们只是想用压缩时间的方法，让植物的行为变得更容易感知罢了，而我们一旦看见这些行为，就能进而揭示它们背后的智能了。延时摄影揭示了植物行为中的复杂模式和灵活性，这一点用其他方法是看不见的，这就像是放慢一些动物的快速运动（比如鸟的飞翔）能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观察它们并理解它们一样。吊诡的是，批评者指责我们搞动物中心主义，其实他们自己的态度才是动物中心主义的。 [23]
以上论述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当我们在延时镜头中观看一株藤本探索它的环境，我们会发现它的行为自成系统。它可以伸向一个表面，试探它合不合适，若不合适就缩回来；它还能精准地调节姿态，如果需要就重复这一循环。我们会本能地将这个过程解读为这株藤本有了意向，好像它对所做的事情都计划好了似的。这当然是一种拟人的视角。然而，我们的这种直觉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当我们看到一株植物在一片复杂的地貌中探索威胁和机遇时，我们自然会觉得它的行为不光敏捷而灵活，还有着主动性和预见性。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手段探索这一点：用延时摄影观察植物的行为，用植物生理学的研究部分揭示植物如何在生化和发育水平上运作。但是我们仍会错过潜在的情节。 [24] 理解植物行为中表现出的意义和智能需要另外一种方法，要将严谨的植物科学、认知科学和哲学结合起来。我们在MINT实验室做的就是这样的研究。 [25]
如果观察方法足够谨慎，我们就可以着手从植物行为的观察中梳理出智能存在的证据了。在设计植物实验时，我们希望借用动物认知研究的一些范式，以此搭出一副理论框架来指导我们的研究。如果我们还是只会将植物剖开了，研究它们的生理学细节，那是无法理解植物智能的，只是观察它们的行为也无法推测出它们的内部状态。过去几十年间，人们一直在设法将各种实验设计用于动物，从而揭示它们行为背后的智能基础，这些研究是任何人都不该忽视的。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在植物和动物的认知之间做出宝贵而有效的类比。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把植物看成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