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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家十多年后，我终于订下了回乡的火车票。
那一晚，我在火车上彻夜未眠。毕业后，我留在了上大学的那座城市，距离我的家乡一千多公里。如果不是爷爷的病危通知，我想我是不会回来的。对于我远在一千多公里的家乡，我的感情就像水中的荇草一样，是漂浮不定的。唯有那藏在水中的根，是维系我与家乡的血脉。
在踏上家乡土地的那一刻，心里却不由得踏实了下来。还是那样潮湿的天气，熟悉的乡音。背着草篓的阿婆蹲坐在街角，细致地拾掇着摊在地上的新鲜蔬菜。开着摩的的大叔对我说，十块钱，去哪里都可以。我摇着头，拉着行李箱，走向了下乡的汽车站。
家乡的事绕不开婚丧嫁娶，传宗接代。为了免除这些烦恼，我决定去找在岱山村小任教的发小，倾诉烦闷的心绪。结果，发小没找到，却勾起了陈旧的少年往事。
村小的老槐树下躺着一把太师椅，太师椅上面有一银发长髯的老爷爷正在闭目养神，他的身体随着身下的那把太师椅上下摇晃着，手中的蒲扇在胸前一张一翕，缓缓地没了动静。
我蹲坐在那把太师椅的跟前，试图唤醒老爷爷，向他询问岱山村小的现状。可后来想了想，还是作罢。老爷爷一袭白衣，长髯飘飘，倒有些仙风道骨，消瘦的脸庞布满了枯树皮般的褶皱，老花镜挂在胸前，神态安详，倒有几分似曾相识。
我后来才了解到，这位老爷爷是我的语文老师陈达。他老态龙钟的模样，确实让我不敢相认。对陈老师的种种，我只能用感谢两个字来表达。除此之外，我再也找不出其他的词汇来了。请原谅我的词不达意。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我没敢仔细去数。苦难对一个大山里的孩子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我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封闭环境中的孩子。我叫张皆遂，现在也是小有成就，算是吃穿不愁了，平凡人追求的东西也不过如此了。但是，故事还是要从我的名字开始。张皆遂是我的名字，是我那个大字不识一个的父亲，托村上最有教养的老师给我起的名字。那位老师就是陈达。父亲学着陈老师的样子说，万事亨通，万事皆遂，万事吉祥。为了讨个吉祥的象征，我就叫作张皆遂了。
听父亲说，陈老师是很有学问的人，在大城市的师范学校上过大学，还差一点出国留学了。后来因为家里的母亲身体不好，他就回来一边教书一边尽孝服侍了，以后就一直留在了家乡。
有一天，也是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对我和姐姐说，他和母亲要外出打工，补贴家用。那是一个打工热的时代，村里的青壮年劳力纷纷丢下了锄头，卷上铺盖，捆上蛇皮袋，手中揣着廉价的硬座车票，走向了火车站。
我和姐姐拉着母亲的衣角，哭闹着不让她离开，可母亲还是流着眼泪走了。后来啊，我总是会想起那些刚开始独立的日子，那天和母亲分手的细节。
“妈妈，你和爸爸要去哪里呀？”我哭着对已经走远的母亲哀号。
“广州，快回去吧。”母亲向我们招招手，并没有回头。
“广州在哪里呀？”姐姐补充道，揩了一把挂在脸上的眼泪。
“就是山的那边，很远的，快回去吧。阿颖，照顾好弟弟。我和爸爸很快就会回来的。”母亲的声音越来越淡了，好像被空旷的四野吸收了。
“妈妈，你们明天就回来呀，我和姐姐在这里等着你们。别忘了答应给我买的冲锋枪，还有姐姐的娃娃。”我不知道母亲有没有听见，只是再也没有听到回答。两侧的山像屏障一样，从此阻隔了我对母亲的依赖。
“姐姐，你知道广州在哪吗？”姐姐拉着我的手，双脚沾满了泥土，我在后面拉了拉她的手臂，问道。
“不知道，可能在山的那边吧。”姐姐没有回头。
“等我长大了，也要去广州。”我咬了咬牙，握紧了拳头。
那时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长大，也不知道广州在哪里。只知道父母在那里打工，是一个很想去的地方。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会比班里的同学要好，因为他们的父母都去广州了，我还有妈妈。直到后来，我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分子，并没有比谁更高级。
最初的几天还一直不习惯没有父母陪伴在身边，父母走了之后，我和姐姐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那段时间很难熬过去，每每看到家里父母的衣物就会睹物思人，暗自哭泣。记忆中的无数个夜晚，奶奶曾推着手推车，哄骗我们要去广州找妈妈。其实那辆车根本没有离开院子，转了几个来回之后，我和姐姐也就睡着了。我知道的第一个城市的名字就是广州。
从此，陪伴我最多的人，除了奶奶爷爷，就是陈老师了。对于我来说，亦师亦友的陈老师是脑海中最深刻的形象了。
小孩子都是很调皮的，就像老虎的幼崽一样，需要在打闹和游戏中成长，学习生活的技能和生存的诀窍。岱山村小坐落在半山腰里，山下就是潺潺的山涧水，自然也是各种生物活动游戏的所在。在我们学习完《增广贤文》的“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之后，追着光阴的尾巴，一窝蜂地涌到了山涧的溪流中。
那时的生物课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上的，现在想来，的确是不一般的享受了。亲近自然的同时，还能激起学习生物的兴趣。陈老师对我们说，万物都是有生息的，要学会感受，平等对待每一个生命，懂得尊重。这些话是在我做了一些错事后，才能够真正明白的道理。
在我看来，除了语文之外，陈老师好像是一部百科全书，什么都懂，什么也难不倒他。
“这种药草是不能用的，它有毒，明白吗？”我点了点头，当作明白的神情。“那这种呢？陈老师。”我拎起了手中一株不知名的药草，在陈老师的面前晃了晃。“嗯，这种是可以用的。要分清楚是非，做人也是一样，懂得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我点头应是，并不是很懂。
在山涧溪流中，我最喜欢做的就是捉出水中的鱼，然后用细线缠在它们的身上，下面坠上一块圆润的鹅卵石，看它们艰苦游行的样子，高兴得哈哈大笑。捉到的青蛙还是用同样的方式，在它们腿上坠上石子，沉落在河床上。山中的草蛇也同样遭到了我的虐待，在它们的嘴上缠上细线，看着他们痛苦爬行的样子，我便开心得手舞足蹈起来。
直到有一天，我午休醒来的时候，发觉腰间被缠上了一条麻绳，负着一块盆口大小的石头。我背着这块石头急得捶胸顿足，找陈老师帮忙。可是陈老师并没有立刻给我解开这束缚。
“这石头沉吗？”陈老师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看着满头大汗的我，问道。
“嗯，陈老师。”我用手背擦拭着头顶上渗出的汗水，重重地点了点头。
“你觉得那条鱼会感觉重吗？”陈老师这样反问我。
“嗯，陈老师，会。”我答道。
“那只青蛙呢？”陈老师继续发问。
“也会。”我蹲坐在地上，石头的重量有些让我难以忍受。
“那条蛇会感觉到重吗？”陈老师继续问道。
“我知道错了，陈老师。”我终于还是求饶了，只好认错。
“你负着石头去溪边解救它们，如果它们死了，你就永远背负着这块石头。”陈老师起身离开了，我驱着步子，背负着石头去解救被我折磨的生物。
背上的石头羁绊着，每一步都很吃力，也栽倒过几次。我回想着陈老师对我说过的话，想象着那些被我折磨的生物艰苦求生的模样，也就感同身受了。
那条鱼已经翻起了白肚皮，没有了水流通过鳃部，它早已一命呜呼了。鱼眼泛白如蒸熟了一般，我还是把它从清澈的河床上解救了出来，拆除了它身上的绳索，把它埋在了河边的沟洼里。那只青蛙倒是很幸运地存活了下来，被我解救后，双腿蹬着河床上凸起的卵石游走了，看样子很疲惫。不过，那条蛇倒是没有青蛙那样幸运，在一块岩石上，我看到那条蛇的头部已经血肉模糊，血水洇红了一大片岩石。
我蹲坐在地上号啕大哭，陈老师闻讯赶来，但并没有责怪我。
“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这世上的生灵都有自己生存的方式，我们没有权力主宰它们生存的轨迹。要学会善良，适当的时候学会换位思考。”我跟在陈老师的后面，像是懂了，又像是一笔糊涂账，云里雾里的。但我终究还是会学会的。
陈老师宽阔的后背像一座伟岸的山峦耸立在我的面前，于我而言，是高不可攀的。现在想来，陈老师年轻时的模样，清瘦高挑，戴着一副茶色的眼镜，梳着油光发亮的背头，消瘦的面庞颧骨突出，但神情坚毅。他喜欢在写板书的时候，把左手背在身后，握着卷成直筒状的课本，细长藕白的手指很像女人的手，和父亲粗糙坚硬、布满茧子的双手截然不同。那时对陈老师的崇拜就像现在的追星族追星一般，如果还有什么不同的话，陈老师除了不俗的外表，还有像大海一样深邃无底的智慧。
在岱山村小的班级中曾发生过这样的故事，想来可笑，但也是无奈。
班上的同学有四十几人，男女生的人数均等，但那时却不是以性别来划分势力范围的。小孩子的情绪是捉摸不定的，今天和谁玩得好，说不好，明天就会变了脸。通常广州和北京是势不两立的，中间还加上了上海，不过上海是中立的，不会帮助哪一方。是的，你可能想象不到，广州派就是父母在广州打工的同学，自然，北京派就是父母在北京打工的孩子，上海派也一样。当然了，我和姐姐是广州派，也是实力最强的一派。因为，去广州打工的青年人数是最多的。
“广州有高楼大厦，还有广阔的大马路，你们北京有吗？”
“北京有天安门和毛主席像，还有长城，你们广州没有吧？”
“广州离岱山村小很远，到处都是汽车，我爸爸还答应我让我暑假去广州，带我去游乐园和米老鼠拍照呢。”
“北京是首都，我爸爸在天安门拍过照片，还爬过长城，我都看过照片的，不信去我家里看看！”
同学张宏伟和素梅曾经因为谁也没有辩倒对方，而在回家的路上约过架，原因是张素梅说谎了。她爸爸从来没有答应过她，说要带她去游乐场和米老鼠拍照，也从来没有回来过。已经有三年了，张素梅没有见到过爸爸。她很委屈，但是也不想让人知道她的窘迫，我和姐姐是知道她的情况的，可能是因为同病相怜吧，我父母也有三年没有回来了。
有一天，陈老师当着大家的面说有一封张素梅的信，并郑重地把信封交在了张素梅的手里，然后背着手走上了讲台，在抽屉里摸索着什么。“同学们，张素梅同学的爸爸给她从广州寄来了一只米老鼠。”陈老师从抽屉里拿出了那只玩偶，径直走到了素梅的座位上，送给了她。素梅哭得很伤心，紧紧地抱着米老鼠。
在我和姐姐已经习惯了没有父母陪伴的日子时，却得到了他们回来的消息。
那晚，姐姐和我躺在妈妈的两侧，便有了下面的对话。
“来，让你们看一看爸妈挣的钱。”妈妈解开了外套，掀起了里面的毛衣，取下了绑在腰间的一个四四方方的布袋，仔细地用手掌抻了抻，像一个虔诚的香客敬拜神明一样，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布袋，取出了里面用红线捆好的一叠红色钞票，得意地在手上颠了颠。
“妈，好多钱呀，这有多少呀？”我和姐姐抢着要数一数，被妈妈拦住了。
“来，一块数吧。”妈妈取下了红绳，钞票的下端夹在她的左手小指和无名指间，上端用拇指摁着，夹在食指和拇指中间，然后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右手大拇指，开始哗啦啦地数起来。
许久，妈妈才大声开了腔，像是怕被人窃听一样。“一万一，一万二，好了，一万二。”妈妈重新整理了钞票，码放整齐，装回了布袋里。
“一万二是多少钱呀？能买小汽车吗？能买多少冲锋枪呀？”我挠着头，仔细思考着一万二的购买能力，还是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妈妈，我和姐姐不让你回来了，你还去挣钱吧。”妈妈摸着我的头，会心地笑了笑。“傻孩子。”妈妈搂着我俩长长地舒了口气。
后来，爸妈用这笔钱在家里重新盖了一间新房子。农家人就是这样，在外面挣了钱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重新盖房子，而且新房子还会一家比一家高，互相攀比。仿佛那空洞的楼房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实则楼房的内部都还是未曾粉刷的、裸露着的砖瓦。
陈老师的家在一群群庞然大物中却是个异类，虽然我的成绩并不是很好，但好在文章写得还算过得去，所以也去过陈老师的家里交流心得。私下里的陈老师还是会像课堂上一样洁净儒雅，只要有外人在，必然穿着讲究，但也并不做作。
按着印象，陈老师的家应该是这样的：庭前栽满了翠竹，院子里开满了各色的鲜花，庭院的右侧结满了不同的瓜果，总能看到穿着长衫的陈老师穿行在花果之间，惊起了一群色彩斑斓的蝴蝶四散开来。有一条溪水环过庭院前的翠竹，向山脚奔流，那上面便架有一座水车，像纺纱车一样悠悠地响动着。我挺喜欢去陈老师的家里，总感觉，陈老师身上有一种力量吸引着我，究其原因，我却道不明白。
庭院中的那一塘荷花开得正艳，于是便想象着“棹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的妖童媛女穿行其中，记忆尤深。
在家里过了一个短暂的春节后，父母又背起行囊，去了广州。
我再也没有哭喊着不让他们离开，事实上我和姐姐已经习惯了没有他们陪伴的日子。倒不是因为让他们多挣钱的想法，只是我发现那种请求是徒劳的，他们还是会走的，无论我怎样挽留。后来长大以后，我变得特别要强，自己能处理好的事，就尽量不会去麻烦别人。外面的烦心事和不顺利也从来没有和他们说过，只报喜不报忧。倒是妈妈看到平静的我和姐姐，哭得很伤心。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是感觉心里很堵，像是被抛弃了。
开学的头一天，我得了一场大病。如果不是陈老师，恐怕早被神明耽搁了小命。
讲起神明，不得不提奶奶的信仰。在我家那座没有蔬菜的菜园里，早已被各路的神仙大王侵占。菜园里没有了蔬菜，只有奶奶供奉的神明。奶奶时常给我说，应该拜拜孔圣人的，是孔圣人让你读了书，有了知识。邻居家的儿媳妇几年没有生育，就要劝说人家求求送子观音，烧烧香，拜拜佛。祈祷着神明的庇佑，寄望着健康长寿。
许是那天着了凉，受了风寒，半夜发起了高烧。也为难了年迈的奶奶，三更天起来在神明的坛炉内求得孙儿的救命“解药”。没承想，整日供奉的神明并没有随了奶奶的心愿，倒差一点使我没了性命。
我喝了那碗号称“解药”的混合着香灰的凉茶后，腹泻不止，胃内如翻江倒海，险些把心肝肠全吐了出来。着了急的爷爷才想起了陈老师来，抱着我直奔陈老师的家里。陈老师熬了两剂中药，一股脑地给我灌了下去，直吐到后山的公鸡打鸣，拂晓又喝下了一剂汤药，才消停了下来。
后来，听爷爷说，奶奶很是伤心，神灵没有庇佑家人。我并没有怪罪于她。即使这样，奶奶还是信奉着神灵，只是不再用香灰来治病。我知道，在知识匮乏的山区，祷告神灵只是寻找心理慰藉的方式，就像原始人对雷电风雨的崇拜一样，他们解释不来的事情就要寻找另一种途径，或崇拜，或自我安慰。
向陈老师学习草药就是在那次事件之后开始的。不止我一个，姐姐和张素梅也都学习过。所以现在我还能认识一些中草药，对此不得不感谢陈老师。
陈老师说，学习好语文便要深入体会文字带给你的画面。也就是说，读了一篇文章后，尤其是写景的文章，便要把人物的情感和景物联系在一起。这样，便有了荷塘赏月的一幕。
那晚，月光皎洁，陈老师便把我们领到了他家的荷塘边。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陈老师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我们围坐在荷塘边叽叽喳喳地吵闹着，陈老师从里屋走了出来，背着手开始诵读起来：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
我看到月光洒在静静的荷叶上，银白色的水面倒映着一轮圆月，有轻薄的水雾弥漫在荷间，像是天宫上缭绕的仙气。圆形的荷叶衬托着粉红色的荷花，倒显得有几分诡异和静谧。我没有看到轻纱和牛乳般的颜色，但也是深有体会了。
我们都安静了下来，陈老师继续读道：
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杨柳的稀疏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我抬头看了看天空上的云，在圆月的下方，倒是稀稀疏疏地漂浮着一层，好像在缓缓地游移，远离了那片光亮。那鬼魅一般的黑影是月光下映射在地上的翠竹，光和影的交错徒添了几分触雪的寒意。塘里的荷花和舞裙像是一幅画一般，只是这颜色稍显黯淡。
我想象着在课本上读到的舞女的裙，羞涩地打着花骨朵，婀娜开着的白花，碧天里的星星，刚出浴的美人。倒是觉得这般景致只得我一个人可以欣赏，想着这天地间只剩下我一人，陈老师消失了，同学们也不见了。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
直到陈老师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这才从幻想中被拉了出来。陈老师说，你理解得很好，我这才感觉到真正学会了语文。
也是从那时，我爱上了这种用文字表达内心想法的方式。我并不是一个善于言谈的人，可能是由于缺少交流，我一直觉得自己真正开始独立的时间，就是父母第一次去广州的那天。我喊叫着却只能听到大山的应答，所以性格变得孤僻，不愿意吐露心事。奶奶的陪伴和照顾代替不了父母的位置，而在没有父母陪伴的日子里，我能学到的知识都是陈老师传授的。我对善良、疾病、死亡的理解，对文学写作的坚持都离不开陈老师的教诲。
“皆遂，你在这里呀。”我听到有人在背后呼唤我。洪亮的嗓音惊醒了太师椅上的老爷爷。
“嗯嗯，我正要向这位老爷爷打听你来着。”我指着身边的老人，对发小说。
“你不认识他了吗？是陈老师呀。”发小惊讶地看着我，像是陌生人。
“陈……陈老师！”我这才惶惶然醒来。
“陈老师，你还记得我吗？”我俯下身来，对老人耳语道。
我不知道陈老师有没有听到我的话，只见他连连摇头。“我老啦，不中用啦，孩子们还很小呢。”说罢，缓缓躺进了太师椅里。
半年后，我再次回到了岱山，参加了陈老师的葬礼。
有一天，一个扎着马尾的小女孩跑来向我告状。“张老师，郭达维捉到了一只青蛙，在它的嘴里塞满了石子。”在我出门教育郭达维之前，仔细数了一下花名册，有二十一个广州和十三个北京，还是广州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