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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父亲，我泪眼婆娑。
我想起父亲拭泪的双手，那双老茧纵横的手，抚过眼眶，泪还是从斑驳的眼角流过，流向他深深浅浅的皱纹里。他的眼睛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翳，像一块发黄的毛玻璃，上面布满了纹路分明的血丝。
我最怕父亲流泪，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我知道父亲一定是到了伤心处。
我的父亲是农民，像中国许许多多的农民一样：他沉默寡言，不善交际，但他吃苦耐劳、老实本分。他性格一点都不强势，甚至还带着几分懦弱。邻里乡亲都称父亲老实，叫他石呆子，因为父亲的大名里有一个石字。其实，在当地的村子里“老实”并不是褒奖的词，而是代表软弱、好说话、好欺负，是没本事的代名词。我母亲常常因为父亲这样的性格懊恼，说自己嫁错人，说他没本事。可她也只是喃喃自语，因为她觉得父亲的地位就决定了她的话语权，她深感自己也是没地位的。甚至连同我和弟弟都受过很多的委屈，觉得旁人瞧不起我们这样老实巴交的一家人。我曾经怨过父亲不精明，为什么不像别人的父亲一样聪明能干。我曾经也恨过父亲不强悍，什么事都是自己家吃亏。现在想想真是惭愧无比，内疚得很。
我的父亲，虽然没本事，却是我最敬爱的父亲。我那老实的父亲教给了我天底下最可贵的两个字——善良！
我要感谢我的父亲，他不仅给了我生命，还给了我看待世界的温度。
父亲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相对来说，算是含着半把金钥匙出生的。虽然祖上无荫庇可享，但那时祖父已是一名事业单位的有编制干部，吃穿不愁。可好景不长，祖母肺结核难愈，家族日渐式微。在父亲11岁那年，祖母与世长辞，留下7岁的叔叔、3岁的姑姑。祖母去世，父亲受了不小的打击，他看着母亲咽气时痛苦的面庞，看到那闭不上的双眼，泪水决堤，他在族人的提议下要搬着母亲的头入殓，他害怕，毕竟他还只是一个孩子，还没有经历过生离死别，但他强忍着恐惧，在一片哀伤的唢呐声中，安放好母亲。因为这是他的母亲，从此阴阳两隔。可在乡人的嘴里，父亲却成了那个连自己死了的母亲都害怕的人。
父亲自从失去母亲后，郁郁寡欢，他胆小内向，脆弱敏感，学习成绩并不好，那时祖父在外地工作，难得回家一趟，见他学业差，免不了一顿劈头盖脸批评。父亲只是低着头，垂着眉，站那不动，祖父的火暴脾气又蹿上头来……
父亲最终没能完成他的学业，在他初一时，就主动退学了，任凭祖父好言相劝，他去意已决。他辍学在家，学过很多谋生的技能，像打渔、车衣、采矿、挖煤……祖父觉得自己教育失败，所以在父亲的谋生手册里他总是精心策划。祖父是一位电工，早年也研究过机械，是修柴油机的一把好手。祖父带着父亲在厂里住，手把手教他修理机器的技术，可父亲完全不感兴趣，他喜欢那一片片“黄金浪海”，它们像一块块织锦铺展在梯田、原野，微风不燥，悄悄地酝酿出新稻的香甜。他呼吸着旷野的空气，像孩童一般，对甜有着最原始的嗜好。在这片山区里，有赤金般的沉沉稻粒，有火舌似的红高粱吐出穗子，有棒槌一样的胖玉米尽带黄金甲，他热爱这一切。农忙时，他常常跑到周边的农家帮农民收稻子、收高粱、收玉米，挣几个小钱。他特别喜欢收高粱秸秆，无师自通地把高粱秆编成了一把把扫把，结实又耐用，深受乡人喜欢。可是不中听的话也入了耳，说他没本事，靠着老子的关系混饭吃，说他是马尾串不起的豆腐，烂泥扶不上墙，好好的修理不学，非要跑去干农活，活该土耙子！说他扫把扎再好，也不管用，一把扫把能值几个钱。他在一片冷嘲热讽中回到了家，从此帮曾祖母种田，有空就扎扫把。
20岁时，他当了一名鱼贩子，他挖了两口池塘养鱼，还要去遥远的村子贩鱼，父亲贩鱼是出了名的老实，没脾气，放塘主一网打尽的鱼，父亲从不挑三拣四，一口价成交。有些贪心的塘主总要在别的鱼贩前磨半天的嘴皮子才多得几块钱的利，他们最喜欢父亲去收鱼，他们讲多少，父亲给多少，不用他们多费口舌。祖父说他迂，嘴笨，不是做生意的料。也的确如此，父亲没有做生意的本事，他只知道养他的鱼，每天，天不亮他就扛两个大竹篓出门打鱼草了。他使的镰刀永远那么光亮，那么锋利。在赣南肥沃的原野上，在长长的田埂上，在湿漉漉的小河边，他的镰刀饱食过最葱茏的鱼草。他打的鱼草都是成色极佳的油灯草，鲜嫩多汁的叶，阔大粗壮。他每天散完草后总要呆站在鱼塘旁看鱼儿吃草，经过的邻里，总也要轻蔑地笑一阵，说：“石呆子，你还要看着鱼吃完草呀，草散在塘里了，谁也偷不走！”父亲只是蹲在竹筒扎的站排上，看着池塘眯眯笑，任凭风吹过李子树，落下成熟的李子或叶子。因为他已把鱼儿看成了他的心肝，他就喜欢看鱼儿吃草的欢乐样。
父亲在21岁时成婚了，在当时，他也算是早婚一族，他稚气未脱，喜欢看小说杂志，直到我出生，这个习惯还未变，有一天，母亲发飙了，她叫父亲温牛奶，父亲看小说入迷，错把凉水当牛奶，母亲撕了他的小说，扔进尿桶里。他还喜欢听广播剧，家里的收音机常常罢工，他就跑街上去听文化站的广播剧。四方的街，豆腐块大小，回字形猪肉柜，由水泥堆成齐脚高，杵着四个大柱子，上面是一扇露天骑楼。没有鱼柜，鱼贩子在骑楼旁，整齐地码好一排排鱼筐，鱼筐全用细竹篾编织，里面刷了一层厚厚的桐油和沥青，乌黑黑的，鱼儿银梭一般，不时跳出水面，溅起碎玉琼花。文化站像一座灯塔矗立在街头一隅，它照亮了粗鄙的小村庄，给村民带来了几分活力、几分期许。文化站定期播放广播剧，像《水浒传》《杨家将》，短兵相接的咔嚓声，战鼓擂动声、千军万马厮杀的声响，都那么动人心弦，有时也播感情剧，像《白蛇传》《牡丹亭》，那咿咿呀呀的唱词，那些哀婉的叹息，那些铿锵的誓言，同样让他牵肠挂肚。他常常听到日落西山才回，有时他在街上卖鱼，听广播剧入迷，刀锋就无情地刮进了他的手掌。他也爱看电影，有时还未到散圩，他委托旁边的鱼贩照看摊子，自己跑去看那场心心念念的电影，等他回来，圩散了，大家都走了，难免少上几条大肥鱼，父亲却并不计较，他想是那些想买鱼打打牙祭的外乡打工人拿去了吧，这些人一年挣不了几个钱，不常买鱼。父亲倒常常把鱼肠、鱼尾送给他们，他们碍于面子，就说工地多养了几只猫，父亲不揭穿，每次都默默地拾掇好，有时还送一个鱼头。倒是母亲火冒三丈，数落父亲没本事，所托非人，连几条鱼都看管不了。母亲是有怨气的，用她的话说，当年嫁给父亲就是看父亲老实，她的父母也这样劝她，老实人会顾家。可她没想到老实人这样没本事。
父亲曾在煤矿工作，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于是与发小合伙当了包工头，开始挣了些钱，父亲很高兴，给我们姐弟俩买运动套装，厚厚的夹克衫，象鼻运动鞋，母亲在乡邻面前也时常夸父亲能干，说他现在有本事。但最后父亲破产了，他的发小到处举债，竟然卷钱远走他乡，杳无音讯。父亲没有追究，他拿了两包硬币回家，都是一分两分的，总计不过百元，他放在写字桌的抽屉里，未曾上锁，我小时喜欢翻看他的抽屉，好像我认识他，就是靠这一抽屉的零碎“名片”，他的收据，他的印泥，不同材质、不同款式的印章，他保存的粮票、硬币，他的记账本……那个时期是他人生的低谷期，他又扎起了扫把，整日坐在楼上的一间房里，除了吃饭下来，其余时间都在扎扫把。我常常被差使去叫父亲下楼吃饭，我站在门口，小小的心灵总有莫名的酸楚。父亲剖好竹篾，分拣好高粱秸秆，错落有致地扎成扫把，他两手像两只扑棱着翅膀的飞鸽，上下翻飞，一会儿，就扎好了一把。阳光透过木窗棂，打在他蜡黄的脸上，落寞的长睫毛上，落满了灰尘。一道道光柱滚动着，穿过他瘦弱的身体，冲向屋瓦。父亲坐在一把竹椅上，周围满满当当的都是高粱秆，如海水般汹涌而来，想到曾意气风发的父亲淹没在无声的痛苦中，我的心也掉落到谷底。
那一年，他整整扎了两大卡车的扫把。一个煤炭厂老板欠父亲八千块，他实在拿不出，就拿煤来抵酬，父亲应好，母亲说他死脑筋、榆木疙瘩。他还不忘送一些煤到他的发小家，那一家也够可怜，老太太七十几了，还要上山砍柴烧。
30岁时，他自立门户，与祖父的大家庭分开。父亲单靠扎扫把已经不能支撑家庭支出了，于是他去采石场打石头，这是一项很危险的工作。小时候，我最怕山上传来的巨响，采石人引爆了火药，石头轰然从山顶滚来，谁被砸中谁就没命。恐怖的还有放炮，他们中就有一人见火药没响，以为是哑炮，凑上前检查，谁知火药爆了，他被炸得尸骨无存。父亲哭了，之后每次去打石，都要叮嘱母亲待我们好。我亲眼看过他抡起铁锤砸石头的情形，豆大的汗珠汇成小河打湿他的衣裳。我站在不远处喊他回家吃饭，他敲着巨石，铛铛的声响淹没了我嘶哑的声音……祖父极力劝他不要打石，回煤矿工作，但他不是包工头了，而是下井的一线员工，挖煤、推小车运煤成了他的日常。我们还是很担心他，毕竟在我的家乡，总能听到煤炭工被倒塌的煤垅压死的事。家人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父亲为了一家的日子，拿命工作。
他还学过开手扶拖拉机，靠犁田挣钱，父亲与他的堂兄买了辆二手铁牛，每到七八月份的双抢季节，他们就忙得不可开交。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天蒙蒙亮，父亲就要出门，一直到晚上八点，月亮都亮堂堂时才回家，吃凉水泡菜饭，每天如此。大家都要趁着七月的尾巴把秧插完，所以赶得紧，雇主们排着队催着父亲犁田，好像再迟点，秧就插不了啦！父亲正午十二点都还在犁田，太阳毒辣辣地晒着一切，一丝风也不会有，团团的白云挂在湛蓝的天幕，像无数的蘑菇云，重重地漆刷了一片天空。水田里鸟雀没了踪影，只有知了藏在绿荫里歇斯底里地鸣叫，热得不行。田里的水被晒得热乎，割过的稻基拼命地吸吮着烫的水，冒着泡，不时咕叽一声。母亲送饭到田里，她抱怨父亲，工钱没加，锈坏脑袋，大中午还犁田，中暑了怎么办呀！
果不其然，那天中午，一丝风也没有，太阳像火球一般炙烤着水田，堂伯扶着父亲回了家说中暑了，叫我打来了一碗盐水，他往父亲嘴里送，父亲嘴唇发白，咽不下，水从嘴角流出，我赶紧找来了母亲，母亲吓得六神无主，放声大哭。幸好一位赤脚医生路过，忙叫我们把父亲搬到竹床，他使劲掐父亲的人中，父亲才苏醒过来，又叫母亲煎鱼腥草水，给父亲喝下，父亲才捡回一条命，每每谈及此事，母亲都心有余悸，说父亲就是死老实！
后来，父亲学会了打渔的生计，去远的地方，不管天寒地冻，他都要半夜起来，骑他的自行车前往。他有一套防水服，可是时间久了会漏水。他为了干活麻利，寒冬腊月也不穿防水服，穿条单裤跳入水里，因此，他得了很严重的风湿痛。他打渔基本挣不到什么钱，90年代初，一网下去，挣15元，大约一条肥鱼的价，还常常拿不到现钱，雇主要不欠着，要不随便拿条鱼抵酬。父亲从不讨价还价，一味顺从。母亲苦不堪言，一边买棉线一边抱怨父亲还挣不来补网的钱呢……父亲从不还嘴。有时，族里人借网打渔，父亲分文不收，他乐于助人。
父亲不仅打渔，还养猪，他买苞米、饲料喂猪，每天喂猪，他都要看着猪吃完猪食，以免大猪抢食，欺凌小猪，整整养满两年，他才把猪送往屠宰场，大伙笑他是不是希望猪多长几张票子，他苦笑，说赚的钱还不够本呢！他还养过一只老狗，邻乡去广东打工，他挤上车，无奈狗却跟不上去，恰巧父亲提着一斤肉从车旁路过，那只狗跟着他回了家，再也没走。父亲对它特别好，我们吃什么，就给它吃什么。这只狗明显老了，高大的身躯，毛色溜黄，牙齿黑短，常常懒洋洋地躺着晒太阳。后来，他的主人回来，它却没回去，仍留在我家，直到老死。
因为他善良，老实，35岁时，他被推举为村里的护林主任，看着那本红艳艳的聘书，他异常激动。他一周三次去村里的山头巡查，还自掏腰包买来杉树苗，植在山头。他严禁母亲砍松枝，有次母亲折了几根松枝压柴，他竟将这松枝抽出，上交大队，还主动交了5元罚金。因此，母亲骂他大番薯，没本事，只晓得窝里横，与他怄气。父亲常常要算三粮五款，他文化不高，生怕出错，算盘打了一遍又一遍，时常深夜了还在工作。不善交际的他劝村民交粮可是一件大事，一天一户人家要跑好几趟，他不习惯油嘴滑舌，都是边帮乡人干活边谈工作，可有些乡人不但不领情，还看父亲老实，好说话，故意拖延不交，父亲只有一趟趟地跑往他们家。年关将至时，父亲跑得更勤，热情的乡人都会打上一碗新酿的米酒让父亲尝尝，父亲肝不好，滴酒不沾，但为了他的工作，为了乡民的这份心，他来酒不拒，他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回家，有一次还连人带车摔进水沟，腿上缝了三针。最惨的是酒喝了，三粮五款却没收齐。乡人在背后鄙视父亲这个芝麻小官，他们给父亲出各种难题，但父亲有一副菩萨心肠。他们又嫉妒父亲这个村干部，认为再小也是官，他们不知道村里有时好几个月的工资都发不下来，我家的生活甚是艰难。后来，父亲辞职了，因为心寒，更重要的是不能养家糊口。
40岁，父亲不耻下问，拜小他10岁的师父学艺，成了一名屠户。他从一名文文弱弱的村官变成了粗犷豪放的杀猪佬。家人都很诧异，也接受不了，他举着重重的刀砍猪骨，淘洗猪下水，一双手浸泡在血水里，一身都是猪粪味，想到这些我不禁流下了眼泪。我知道，父亲是为了我们的学费，为了我们一家子人过上富足的生活，才去学屠的。父亲学屠很辛苦，他每天3点准时起床，收拾什物，去师父家杀猪剃毛，撕膏分肉。天不亮就要运半扇猪肉到菜场摆摊，一年365天，天天如此，如果年关将近，连白天都忙得打仗一样，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因为熬夜，父亲得了严重的脂肪肝。现在父亲已是60岁的人了，但他还在屠宰场工作，不分日夜。我常跟他说，别干了，我们姐弟俩都大学毕业了，有工作了，家里用不着父亲死命挣钱，父亲表面说好，可却放不下他的工作。母亲说父亲还想趁着干得动，多攒钱，为弟弟的礼金钱做准备。弟弟结婚那天，我叫爸放下杀猪刀，毕竟人老了，他说好，可在家还没待足一个月，他又操起了他的杀猪刀，他立下宏志，要为弟弟挣够首付买房的钱。
父亲靠着贩猪肉的生意，在老家建了一栋三层半的小洋房，里里外外的装修都是他出的钱，未要我们半分钱，还帮弟弟买房，交了几十万元的首付款，后来，弟弟买车，他也帮衬了不少。谁能说父亲没本事呢！他省吃俭用，舍不得给自己添一两件新衣，现在仍穿着三十年前的一套老军装，我买了一件呢大衣给他，他总不愿穿，我问他原因，他说农村人，穿件大衣，干活不方便。我买给他的红蜻蜓皮鞋，他穿成了草鞋，后跟磨得高低不平，他有时趿拉着皮鞋，急匆匆赶早市去了。父亲生活很简朴，从不讲究花架子。
他常常趁着往县城饭馆送猪肉的档，给我送来老家的青菜、鸡蛋、大米，当然还有不收钱的新鲜猪肉。父亲从不进门，我叫父亲进屋，父亲总是说不了，便匆匆离开。我知道，父亲是怕他满身的油污弄脏了屋，我的傻父亲！写到这，我的泪又如泉涌。
父亲六十大寿，叮嘱母亲，他过世后，一定要按当地的习俗准备好盆，盆里放满水，把他的杀猪刀架在盆上，以示他金盆洗手之意，他说他一生没本事，沦落到杀猪为生，这是他作为一名屠户的业障，这是他辛酸无奈后的深深忏悔。我听后，心里泛起一阵又一阵悲伤，眼泪夺眶而出。我的父亲为了这个家不至于穷困潦倒，他拿起了重重的杀猪刀，成了人们眼中粗野的杀猪佬。
我的父亲，没有像别人的父亲一样有本事，但是他靠着自己的双手支撑起我们这个家，他勤勤恳恳，本本分分，他老实、善良、总是替别人着想。他一辈没有大富大贵，但我想对我的父亲说：“您在我的心里，最有本事，最能干，最善良！”
愿父亲健康长寿！作为您的女儿，我骄傲，我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