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煤相伴｜我的父亲母亲

华东师范大学　王娇娇

矿工的一天

清晨4点半，父亲的闹钟响了，铃声设置的是震动，害怕吵醒家人。冰箱里冷藏着昨天晚上炒好的菜，通常是前一天晚饭剩下的，或者新炒的鸡蛋，冬天比夏天方便，气温低，食物放得住。矿上有微波炉，工人在矿上用水用电都是免费。每个矿工自己准备电煮锅——泡面杯大小，刚好够一个人吃顿挂面，宿舍里工友们拼凑了常用的盐醋调料，只需要把自带的菜加热，这就是矿工的午饭。虽然矿上有职工食堂，但大多数像父亲这样年龄的工人习惯从家里带饭，便宜。自从调到这个矿区，十年来父亲都保持这样的作息和吃饭习惯。

5点，班车准时开到小区门口的公交站，包括父亲在内，已经有四五个人等在那里。这个小区的开发商是父亲所在煤矿集团下属的一家房地产公司，小区的住户大多是煤矿职工，地皮是单位的，职工购房可以享受内部优惠价，比外面便宜不少。对父亲来说，最方便的是出门就能坐班车。搬到这里之前，父亲每天要走二十分钟到车站，北方的冬天，凌晨四五点的温度在零下十几度，地上的水结成硬实的冰，人穿得再厚也要挨冻。

班车上的座位已被占去三分之一，有些人需要比父亲起得更早才能坐上车。他们都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互相认识，清晨的班车很安静，几乎没人说话，大家都困得睁不开眼。父亲塞上耳机，听着免费的有声书，坐上班车还能再眯一个多小时——煤矿在离这里70公里的新乡获嘉县，相隔了一个市，单程需要大约2个小时才能开到。这样一来，每天上下班的通勤时间相当于4个小时，即使这样，班车的座位常常是满的。2021年8月，河南持续暴雨天气导致多个地区爆发洪涝灾害，从新乡到焦作的路有几段被洪水冲毁，严重积水，班车停运。父亲和同事只能住在矿上的职工宿舍，一间宿舍住七八个人，上下铺，条件很简陋。午休的时候，工人们躺在宽不到一米的硬板床上，和家人打视频电话。

路况顺利，班车开到赵固二矿时还不到7点，远远地望见竖在楼顶的蓝色企业名牌。自动门缓缓向右拉开，班车驶过升旗台、广场草坪和墙上开着蜂窝似的窗户的办公大楼，穿水泥灰工作服的矿工走在路上。绕过大楼往里走是工人宿舍和工作区域：白色的圆柱形储煤仓外壁用蓝色油漆刷着几个醒目的大字，运输皮带是煤矿的“血管”，把原煤从极深的地底运到地面，同时联通矿井井口、洗煤厂和储煤仓。工人们关掉手机，打着哈欠下车。目光所及处，一条条大楼梯似的皮带或直或斜地搭在各个设备之间，里面流动着黑得发亮的煤块，外形酷似超大型的过山车。不远处的烟囱喷出一团团白色烟雾，清晨的煤矿仿佛伸了个懒腰，迎接着新的一天。

父亲来到工作间，换好衣服，匆忙吃过早饭，然后是每日照例的班长点名和安全知识教育，提醒工人工作中的安全事项，解散后，工人回到各自的岗位和上一班的人交接。煤矿实行“三班倒”工作制，每班次工作8小时：8点、4点、0点，三个时间换班。

煤矿的工作分地面和地下两部分，下井是矿上最辛苦、也最危险的工作，稍有不慎就会发生瓦斯爆炸和透水事故。工人从机电科领到矿灯和自救器，来到副井口，乘坐类似电梯的“罐笼”下到矿井中，这种“罐笼”能够同时搭载三四十人。下行的周围一直有照明灯，来到地下1 000多米深的工作层，继续往前走到采掘工作区，这时没有了灯光，照明全靠矿灯，在井下，矿灯就是矿工的眼睛。这里不允许携带手机之类的电子设备，因为静电可能引起瓦斯爆炸，工人只能使用矿区内专用的防爆通信设备，8小时后才能重新回到地面。下井工人都是男人，每天有人专门做好饭送到井下，工人们在临时搭建的简易平台上吃饭。父亲年轻时，工人经常坐在皮带机上和煤一起来到地面，运气不好有可能跌落，掉进无边的坚硬的黑暗中，如今这种运载方式早已经被淘汰。

现在井下基本实现了综合机械化掘进，取代以往的人工炮采煤，采掘的原煤通过皮带运输机运出工作层，送达地面的主井煤仓。这一过程需要很多辅助单位：运输队、掘进队、皮带队、通风队……原煤从地下运上来，进入洗煤厂进行分类和清洁，按重量分成大块、中块、小块，按种类分成精煤、中煤、洗选煤等。洗煤是用水冲去煤上附着的脏东西，用过的水变成“煤泥”，因此人们对煤矿的印象总是“脏兮兮”“黑乎乎”的，但洗过的煤亮晶晶的，闪耀着均匀的光泽，“煤浑身都是宝，哪个部分都能卖钱”。分拣出的煤暂时存在仓库，下一步是等火车和汽车来，工人把煤装车运走。

为了方便煤矿运输，建矿之初矿务局就沿着各个煤矿修建了铁路，货运火车把沿途各个煤矿生产的煤装运，送到不同的工厂销售。煤矿全年无休，24小时生产，一刻也不能停。“停了就要出安全事故，得一直有人在那，矿上有自己的发电机，从来不停电。”生产出的煤如果当天没有销售完，就储藏在矿上的仓库，这些仓库好像圆柱形的烟囱，按照煤的类别由皮带分送到储煤仓，下一次有火车来时再打开仓门装车。

父亲是一名铲车司机，主要负责把煤装进卡车。他戴上安全帽，坐进铲车高高的驾驶室，用巨大的能够装得下十来个人的车斗把煤铲上去，然后装进卡车车厢，如果是火车，只需要人在电脑上操作，把煤从漏斗状的仓库里放出来，直接倒进车厢。开了三十多年铲车，父亲能够让煤变成一个漂亮的圆锥形小堆，也能在装车的时候不掉落一块煤。火车不来的时候，父亲就变成检修工，钻到车底上机油、补轮胎、修理发动机。

父亲所在的赵固二矿是新矿，下面设有十多个厂，每个厂有三四百人，整个煤矿的职工将近4 000人，这在焦作算得上规模比较大的矿。“其实和山西、内蒙古比起来不算大，人家一个厂能有一万人呢。”新矿煤炭资源富足，每天能够生产约一万吨煤，煤的价格由市场决定，波动很大，“便宜的时候每吨三四百，现在每吨能卖一千多”。2021年10月，赵固二矿产煤的月利润约有1.8亿元。但父亲每个月的工资不到六千元，而且上半年的工资经常拖到下半年才拿到手。

煤炭是不可再生能源。当初父亲工作过的九里山矿，还有同时期建设的古汉山矿、演马矿、中马村矿等矿区，地下的煤储量越来越少，一些不再产煤的矿已经封井解散，职工被调去了更远的新矿。如果按照各矿的煤炭产量分配工资，新矿的工资理应比老矿高出一大截，事实上却不是这样，新矿的工资只略微比老矿高“千把块钱”，“他们把新矿赚的钱都用来填补那些不盈利的矿了”。因为矿务局当初开矿数量太多，除了自己建设的矿井，还从其他人手中购买了矿井，现在只能用产煤量高的矿井赚的钱去弥补那些还在运作的老矿。

下午4点，接班的工人来了，矿工们脱掉工作服，分批进入澡堂洗澡，男矿工是浴池，热气腾腾，充斥着热闹的喧哗声和水声。旁边的女浴室只有淋浴，女工们聊着天结伴进去，顺便把内衣裤用洗发水洗了。全部收拾完毕，换回上班前从家穿来的衣服，班车已经在停车场等着，父亲一天的工作结束，2小时后到家，天已经漆黑了。

以煤为媒

父亲1973年出生在新疆，爷爷是煤矿建井队的工人，拖家带口四处奔波，在新疆生下了排行老三的父亲。父亲鼻梁高，眼窝深，常常被人调侃是“新疆人”。作为煤矿子弟，大哥参加工作时赶上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去到河南最东边的永城市，离家500公里，后来留在那里的煤矿工作。二哥通过煤矿内部招工，也到了永城煤矿。作为家里最小的儿子，父亲无须多想就把自己的职业确定在煤矿。

1986年，父亲初中毕业，有的同学继续读高中，有的不再念书，帮家里做买卖。父亲进入焦作煤炭职业技术学校，“这相当于是高中，毕业后直接分配到矿上工作”。在煤校里，除了语文、数学、英语这些文化课，父亲还学习了土木工程，为三年后在煤矿的工作做准备。当时一起学习的同学，后来分配到河南不同的矿区，父亲有一本毕业册子，每一页都贴着一位同学的相片，用钢笔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寄语。

爷爷在父亲6岁时去世，从小跟着奶奶长大的父亲，不想和哥哥一样离家太远，他选择了离家20公里的九里山矿，骑车40分钟就能到。虽然矿上给工人分配了宿舍，父亲仍然坚持每天骑车上下班，只有中午在矿上吃饭。九里山矿是20世纪70年代最早建立的一批老矿之一，1983年正式投产，像这样的矿区，在焦作还有十几个，所有煤矿由矿务局统一管理：工资发放、养老金、工作调动、计划生育、医疗保险等都归矿务局管。1989年父亲参加工作，每个月的工资是八九十块钱，“比现在值钱多了，相当于现在的两千”。当时还没有银行卡，工人要排队到财务处领取现金和工资条。

父亲的第一份工作在福利科，这是煤矿上的后勤岗位，“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墙坏了得去修，需要抬东西喊你去，哪里都找你帮忙”。这份工作给父亲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当年的矿区安全设施还不完备，井下经常出事故——瓦斯爆炸、透水，造成人员伤亡。后来，父亲向单位的老师傅学习开铲车，通过考试拿到了内部驾驶证，成为一名铲车司机。

就在父亲从福利科转去开铲车的时候，经矿上的红娘介绍认识了母亲。当年，矿上的男女一般都是经人介绍结婚，很少有人在矿外找对象，“都在一个矿上工作，平时上班也出不去，见面方便”。父亲听红娘说，对方“盘靓，长得白，大眼睛”，就答应趁歇班的时候见一面看看。正值12月，父亲穿着一身蓝色的厚风衣，黑西裤，擦得发亮的皮鞋，来到配电房的办公室。父亲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闷闷的，幸亏外形高大，五官分明，鼻梁高挺，大眼双眼皮，看起来很精神。在母亲之前，父亲也相过其他姑娘，人家相中他，他却没看上人家，“牙不齐，笑起来难看”，父亲解释说。配电房里除了上班的粱姐，还有一个穿着大毛领深蓝色呢子大衣、梳一根独辫的姑娘，父亲知道这就是相亲对象了。等到对方凑上前来，父亲看见粱姐说的不差，确实是脸白，眼睛大。两人说了一会话，后来，母亲要回宿舍的时候，一向木讷的父亲却突然“开了窍”，说：“粱姐，你别送了，我送她回宿舍吧。”说着和母亲一起走出配电房，父亲在路上问了母亲的宿舍楼门牌号，约母亲下周末去市区逛公园，看电影。

母亲出生在新乡市延津县的司寨乡，外祖父是九里山矿的老工人，外祖母是农场的女工，母亲还有一个小6岁的妹妹。小时候生活条件很艰难，母亲最期待的，一是过年，二是花生成熟的时节，每年九月花生成熟，母亲跟外祖父到地里收花生，从土里刨出来的花生壳是白的，带着新鲜的泥土气息，抖一抖上面的湿土，放在院子里晒干，用手轻轻一搓，花生壳裂开，露出粉嫩的花生仁。母亲说，花生成熟的时候，同学们都带着花生当零食吃，学校里总是飘着满地的褐色花生皮。初中毕业后，母亲没有再上高中，去了卫生学校，打算以后在镇上开一家小诊所。从卫校毕业后，母亲又和人学了美发，预备开一家自己的理发店，就是没想过去煤矿。“当时煤矿的工资不怎么高，我想自己开个店，后来1992年老爸退休，空出来一个名额，不去就作废了，我才接班到煤矿工作。”顶岗制，是流行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国企工人子女的优惠政策，父母退休后，家庭中可以有一个子女来“接班”，顶替父母分配到原单位工作，这项制度直到90年代才被取消。

矿上的职工每个月只有四五天假期，农村来的工人离家远，把假期都攒在一起才能回趟家。父亲和母亲恋爱后，周末会约好一起休班，坐公交车到市区看电影，当时年轻人最常去的约会地点是市区的人民公园。父亲买了一台傻瓜相机，他们留下了许多照片：脱下灰蓝色的工作服，男人喜欢穿夹克衫、牛仔裤，戴茶色蛤蟆镜。女人穿的是颜色鲜艳的连衣裙、牛皮鞋。1997年5月，母亲和父亲相识一年半，见过双方家长，决定结婚。那时流行的“三大件”已经从自行车、电视机和手表变成了冰箱、彩电和洗衣机，父亲当时积蓄不多，“三金”（金项链，金耳环，金戒指）只能给母亲买一样，在百货商场，母亲挑了一对金耳环。结婚需要接新娘的“花车”，父亲找朋友帮忙借到了，“一辆红色桑塔纳，一辆本田，还有三辆面包车，本田是电厂的车间主任开的”。

在微微发蓝的老照片上，母亲穿一身洁白的婚纱，白手套，蓬松的头纱，额头的头发烫成羊毛卷，胸前别了一朵鲜艳的红花。站在母亲对面的父亲穿着一身深蓝色西装，头发梳得明晃晃的，用发胶固定造型，母亲低头给父亲戴上胸花。婚礼来的人不多，刚刚坐满五六桌酒席，都是矿上的工友和以前的同学，每个人的礼金在几十元上下，当时大家的工资每个月还只有200多块钱。结婚后，父亲和母亲搬出职工宿舍，住在九里山工人村。结婚第二年，母亲顺利在职工医院生下一个六斤六两的女孩。

1992年母亲参加工作，“那时候还是论资排辈，按级别发工资，我刚上班给我定的4级，人家和我干同样的活的老工人定的8级，工资比我多一倍”，直到1999年，这种论资排辈的工资计算方式才被同工同酬取代。因为常年在洗煤厂工作，母亲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煤矿上福利科、配电房、工会和食堂这类岗位工作相对轻松，像母亲这样被分配到洗煤厂，属于特殊工种。“年轻的时候身体好，干活不知道累，一干就是八个小时，不能停，有煤来了就要起来干活”。煤矸石的含碳量低，属于洗煤过程中的剩余废弃物，母亲的工作是在洗煤时把煤矸石挑选出来，煤矸石硬度大，通过皮带运输到车间时一不小心就会把人刮伤砸伤。母亲的身体积劳成疾，在很多年内，父亲一直带着母亲在各地求医问药，温补滋养的中药，见效快的西药，还有拔罐、针灸、牵引等各种方法都试过，每一种都只能暂时缓解疼痛，无法根治。那些年电视里常播放着“舒筋健腰丸”等广告，母亲几乎试了个遍，但收效甚微。父亲和母亲商量后，决定向矿上申请调动工作。

2008年，河南煤化集团在新乡市辉县地区新开了一个矿区——张屯煤矿，新矿建设需要调动职工，父亲抓住机会，向矿务局申请调动工作。2009年，父亲和母亲先后调到张屯煤矿，母亲有医院开具的“身体劳损、不能从事重型体力劳动”的证明，被安排在工会工作。这是他们最好的时光，张屯煤矿此时的效益很好，母亲被调到煤矿图书馆，在那里当图书管理员，再也不用上夜班了。父亲用多年工作的积蓄在市区买了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从工人村搬到了市区。每逢星期天，学校放假，母亲就把我带到图书馆，夏天有空调，冬天暖气开得足足的，但很少有人来看书，图书室旁边是乒乓球台和棋牌桌，没人的时候我和母亲就在这里打乒乓球，父亲经常趁午休时间来找母亲，两人在办公室吃饭。

转变发生在2016年。这年8月，河南省政府发布了《河南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总体方案》，计划在2016年退出矿井89对，产能合计2 215万吨，涉及人员6.22万人。张屯煤矿就在这“89对矿井”之列，父亲和母亲是6.22万人中的一分子。

我国煤炭行业自21世纪以来长期超量生产，随意开采新矿，导致煤炭供给能力持续过剩，行业发展缓慢，竞争严重，影响到我国产业结构。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国家针对“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出台一系列措施，要求严格控制煤炭行业新增产能。包括停止审批新建煤矿项目、按要求淘汰一定比例的在建煤矿项目，同时关闭亏损和资源枯竭的煤矿等。原来全年无休的煤矿，根据规定要“严格按照276个工作日制度重新确定的产能组织生产”。这一计划将在3至5年内较大幅度压缩我国煤炭产能。

父亲调动的新工作，他和母亲短暂的美好生活，就这样在去产能的结构性改革中结束了。煤矿的营业执照被收缴、注销，矿区停电，设备停止运行，照明灯灭了，随后拆除生产设备和通信线路，最后是封闭矿井井筒。父亲和母亲被调去不同的单位：母亲去了方庄煤矿，在食堂帮忙打饭，工资不高，每个月只有2 000左右。两年后，母亲办理了内部退休。父亲去到赵固二矿，即使来回要花4个小时，父亲也像当年刚参加工作时那样，坚持每天回家，因为一家人只有晚上才能聚在一起吃饭。父亲不再指望调到离家更近的煤矿，因为附近的煤矿地下已经快被挖空了。

煤矿小史

焦作曾享有“煤炭之城”的称号，父亲所在的赵固二矿，地底探明的煤炭储量足够挖上50多年。但在焦作，这样规模的煤矿已经不多了。此地有100多年的煤炭开采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晚清，据《焦作煤矿工人运动史》记载，甲午战争后的1898年，英商福公司和清朝官员签订《河南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的合同，取得了在河南“转办怀庆左右，黄河以北诸山各矿”60年的特权，那时还没有“焦作市”的概念。1903年，英商修建了运煤铁路——道清铁路，并创办了路矿学堂。直到今天，在主城区内仍有以“道清”命名的学校和公路。

从1898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焦作煤矿工人曾进行过多次经济斗争和工人运动。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在全国掀起工人罢工运动的高潮。焦作矿区的工人集体罢工，既是为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同时要求提高工人待遇。斗争持续了8个月，最终英商福公司不得不同意工会提出的复工条件。抗日战争爆发后，一部分工人随厂迁至四川、重庆等地继续生产，留下的大部分工人参加抗战，组成了煤矿工人为主体的道清抗日游击队。

挺过艰难的殖民和战争岁月，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焦作煤矿成为国营工业，成立焦作矿务局集中管理辖地矿井。1953年，以发展重工业、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为目标的“一五”计划正式开始，焦作矿区的中马村矿被选为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在国家工业发展的热潮下，煤矿制订计划生产指标，进行统购统销，迎来了黄金发展期，焦作因此成为全国知名的优质无烟煤生产基地，被称为“煤城”。1949年至1959年间，《人民日报》多次发文表彰焦作煤矿“生产达标”“提前完成生产任务”。

煤炭产业发展与国家经济政策变革息息相关。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煤炭行业逐步改变由国家计划生产、定价和销售的局面，迈入市场化改革进程。其中，1978年到1992年是我国煤炭行业体制转轨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我国煤炭资源总体呈现“供不应求”的状况，煤矿以增产为主要生产目标。国有重点煤炭企业仍然实行计划经济。1985年国家开始对统配煤矿实行投入产出总承包，企业自主经营权逐步扩大，煤炭行业开始探索多种经营的发展思路。1993年至2001年是我国煤炭行业发展的“过渡阶段”：国家通过试点放开煤炭价格，改革订货制度，并在1996年通过了《煤炭法》，建立以此为基础的煤炭行业政策体系，将全国统配煤矿的管理权下放至各个属地，1996年我国产煤量增加至13.74亿吨。

伴随着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刺激，国有企业普遍面临经济效益下跌、亏损额上升甚至停产的经营状况，归根结底是由于企业机制不够灵活、产品结构不合理和管理方式等深层次问题。这一时期的焦作煤矿也存在矿井老旧、井内排水量大、职工冗员过多等问题。资料显示，1995年焦作全市共有资源型企业1 233家，从业人员8.8万人（其中在岗职工近6万人，还有2万多离退休人员），年产矿2 109.85万吨，资源型企业增加值占全市工业的90%以上。焦作矿务局采取减人增效、发展第三产业和市场化改革等措施，许多煤矿工人在矿井封闭后自谋生路，进入其他工业企业或投身当地旅游业。

国家能源局报告显示：2002年至2011年是我国煤炭工业全面发展阶段。国务院颁发《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型煤炭工业体系的发展理念逐步形成，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快速发展，煤炭生产力水平快速提升，全行业扭亏为盈。《人民日报》在1997年的一篇报道中提到“焦作煤矿于1997年扭亏为盈，改变了此前连续23年亏损的状况”。2000年，焦作矿务局改制，完成市场化转型，成立焦煤集团。2008年，包括焦煤集团在内的全省多家重点煤炭企业重组，成立河南煤化集团。据《河南省统计公报》显示，2000年至2009年河南省原煤产量总体呈增长趋势。

经过21世纪初市场化改革的焦作煤矿重新焕发生机，获得了短暂的发展期。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许多资源型城市面临资源枯竭、经济结构单一的问题，被推上“城市转型”的发展道路，进行工业结构调整和城市经济转型。2008年，焦作市被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列为资源型城市转型试点。从河南省的原煤产量及焦作市原煤产量可见：2009年至2010年是煤炭开采的最后一个高峰，此后原煤产量呈下滑趋势。在全国范围，2013年我国原煤产量达到39.7亿吨的历史高点，但煤炭需求却逐年下降，供给能力过剩，煤炭工业再次进入调整转型阶段。

从统计数据来看，父亲和母亲参加工作时，煤矿已走出发展的黄金期。在这样的背景下，仍然有不少煤矿子弟进入矿上工作，成为一名矿工是当时同龄人的一种自然选择。对于他们而言，煤矿工作的最大意义在于稳定，能够支撑起最基础的家庭生活。这座城市因煤而生，因煤而兴，数十万焦作人加入煤炭开采事业中，煤矿的发展深刻影响了此地的经济和地理环境，也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发展最高峰时期，绝大多数焦作人都与煤矿有联系。

父亲了解这些年煤的产量和价格走势，熟悉煤矿的事务和工作流程，然而在煤矿之外，煤炭行业与经济结构和环境的宏观联系则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他把自己半生与煤矿的相依相伴归因于“运气”和“命数”。

近年来，煤炭行业出现在公共议题中，多是环境因素引起。2015年，一部纪录片将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再次推上风口浪尖，PM2.5这个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新闻报道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PM”是英语“particulate matter”的缩写，翻译成“细颗粒物”。这种直径小于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能较长时间悬浮于空气中，是用来监测空气污染程度的重要指标——在空气中含量浓度越高，代表空气污染越严重。在PM2.5浓度超标的日子，焦作市的初高中停止了晨间和课间跑步活动。过年的鞭炮也逐渐被电子鞭炮替代，制造和贩卖烟花爆竹的商家还在观望，等待熬过这个寒冬，然而，不久后“禁鞭令”出台了。

煤炭是工业革命以来全世界最重要的能源之一，它发热效率高，成本低，易于运输和存储。焦作煤矿主要产出的是无烟煤，燃烧效率高，污染小，烟尘少，即使这样，它仍然比不上新能源的清洁。原煤从生产到燃烧使用的过程都伴随着环境污染：向地下开采煤炭会破坏土地资源，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煤炭发掘后形成的地下空陷，容易造成坍塌事故。采掘出的原煤经过洗煤厂，产生大量污水，这些污水的排放也是个难题。最直接的影响还是空气污染，煤炭燃烧将产生粉尘和硫化物两种污染物，被人体吸入后危害呼吸道，一些小煤窑的采煤工人没有做好防护措施，煤尘在肺里长年累月沉积导致“尘肺病”，严重时无法呼吸。而硫化物进入空气会引起酸雨等环境问题。除工业企业外，我国农村的散煤燃烧是造成空气污染的重要原因，由于燃烧不彻底，排放的污染物数量巨大，而且没有任何环境保护和污染物处理措施，危害性不可小觑。

人们对燃煤造成的污染并非束手无策，通过电除尘和脱硫技术的正规处理，能够有效减少污染物排放量。困难在于，这两种处理技术需要的设备造价不菲，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负担——小型企业既需要价格低廉的煤炭能源，又无力承担后续污染处理的代价。目前为止，以煤、石油为代表的化石燃料依然是最经济的能源选择，也是我国大部分工业企业使用的发电和工业原料。如果改用污染性较小的燃气、风能、水能等新能源，也会增加发电成本，使企业陷入两难境地。

在父亲看来，燃煤产生的环境污染不是我们这里煤炭行业衰落的主要原因。即使在环境保护措施最严的2015年至2017年间，父亲依然相信煤炭市场会转好，“化工厂、钢厂、电厂这些大工厂照样得烧煤，成本低，不愁卖不出去”。从2016年起，焦作矿务局就不能按时下发工资，经常一拖就是大半年。父亲觉得，这是因为矿务局随意开矿导致“收不住口”。“矿务局开矿太多，从别人手里买来的矿不产煤，赔在手里，摊子太大，没法收场了，这么多工人总不能全都辞退，只能这样耗着。”据父亲说，赵固二矿月盈利额将近2亿，“我们矿3 000人，要是不用平均给别的矿，算算到手能有多少，但这不可能，都得让人有饭吃，有的矿一年才产10万吨煤，工资还比我们高”。煤矿实行“基本工资+绩效工资”的薪酬分配制度，依据岗位划分工资，矿工中工资最高的是井下的采煤工人，每月收入超过10 000元。父亲的工资在5 000元到6 000元之间，等到他退休时，按照工龄能领到和现在的工资差不多数额的养老金，但那是十年之后的事情了。

生活还在继续，尽管迟迟不发的工资让人感到窝囊，但很少有工人主动离开煤矿。父亲今年50岁，开了半辈子铲车，但他没有正式的大型汽车驾驶证，他的证件只能在矿区内通行。父亲一生打交道最多的是煤，他知道煤如何从地下开采、运输、洗涤、分拣，变成煤泥、矸石、焦炭，他懂得如何修铲车、修皮带。但除此之外，他的世界几乎没有其他事了。在煤矿工作的几十年间，有同事转行离开煤矿，另谋出路，父亲从来没有想过换工作，就这样一直干下去，干到退休，一辈子和煤打交道。岁月和煤都在他脸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痕迹：细小的煤灰嵌入他两鬓的皮肤，在那里形成一片灰色的区域，怎么也洗不干净，这是煤矿给工人打下的烙印。

城市建设的步伐日新月异，外界对焦作的印象从“煤城”转为旅游之城、山水之城。然而父亲、母亲，以及很多像他们一样的人，身上似乎有一股惯性，他们只愿生活如皮带上的煤块一样向前，不管速度有多慢。只要确保煤在皮带上，它一定能够抵达运输的目的地。 ZYOdImV+P/Mas10daeYpmJDaZWy9phaTvkV1oKN8E99nTCmzuPHjSpLCwTdCJv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