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共同的初心：医学路上的伴侣

谢竞雄，1921年出生于江苏吴江。谢氏家族是吴江地区的大户人家。她母亲费氏的娘家在当地同样享有很高的声望。中国社会学奠基人、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费孝通教授就是谢竞雄的表哥。家庭氛围的熏陶让谢竞雄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新时代的知识女性。

1928年，谢竞雄在家庭教师的带领下开始接受启蒙教育，1930年进入景海女子师范学校 附属小学接受正规教育，这是一所以对中国上等社会女子进行基督化教育为宗旨的教会学校。1935年，谢竞雄升入该校初中部。1937年抗战爆发，她被迫离开吴江，于1938年随全家迁居上海，不久便考入上海怀久女中 （现上海市第二中学）。然而，日军的入侵使学校的外部环境越发混乱，打破了校园的宁静，也打乱了谢竞雄学习的节奏。于是，1939年她再次选择转学，进入江苏省立常州中学沪校 学习。

1941年高中毕业后，出于对医生职业的可靠性和社会影响较大等方面的考量，谢竞雄选择学医。巧合的是，当年的王振义也是出于相同的考虑而选择医学专业的。在谢竞雄看来，既然选择了医科，就应该到当时国内最好的医学院——北平协和医学 去学习。因而她选择报考了当时作为协和医学院预科学校之一的东吴大学理学院医学预科。

1942年的秋天，日军已经全面控制了上海的租界，谢竞雄就读的东吴大学也被迫南迁。出于对震旦大学医学院的向往，谢竞雄没有选择可以直接转入的上海医学院，而是宁愿在震旦大学补学一年法语后再入医学院学习。

大学期间，与王振义一样，天主教教义中的与人为善、平等待人、诚实守信、帮助弱者的思想对谢竞雄产生了深刻影响，她从中领悟到了一名医生所应具备的责任与使命。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平时并不热衷于学校各类政治活动和宗教活动的她，也常常主动参加一些服务社会、服务穷困百姓的公益性活动，如每周一次为鲁班路难民免费诊病发药。

当时，震旦大学法语补习班女生部设在徐家汇启明女中 （现上海市第四中学），由震旦大学的法籍教员负责法语教学任务。同时，为了让这些学生能在一年的语言学习期中，尽可能多地提高法语水平，补习班从震旦大学挑选出一部分法语成绩优秀的学生，作为辅助教员来帮助她们。当时正在震旦大学医学院二年级学习的王振义就是这些辅助教员中的一个。

一天，辅导课程结束后，王振义走在回家的路上，发现有个女同学与他同向行走。那不是补习班的谢竞雄吗？这个有着欲与男子试比高的气势、很阳刚的名字，让他印象深刻。

此时，谢竞雄也发现了他，朝他微微一笑，算是打招呼。两人一路聊起天来。王振义问道：“你家住哪儿？”“高安路。”“啊，你也住在高安路！”原来，两家之间仅相隔一条马路。此后，两个人时常在课后一同回家，一路上探讨学习，聊聊家庭和生活，志趣相投让这两颗年轻的心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说不清在什么时候，两人开始相爱。

有一次，王振义在和学生谈起自己恋爱的经过时，深有体会地说，爱情的甜蜜往往会给年少气盛的青年人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他也不例外，在一次期末考试中，他得了学习生涯中的最低分——唯一的一个60分。王振义是一个热情但又很理智的青年很快，他就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在随后的学习中，他及时进行了调整，妥善地处理了学习与情感生活间的关系。在与谢竞雄的更多接触与交流中，两人都从对方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在相互促进中，他们的感情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与巩固。

1948年，谢竞雄与王振义一同从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在学校的介绍下，谢竞雄前往杭州仁爱医院担任内科住院医师。她深感医生肩上责任的重大，时刻提醒自己要万分用心。与王振义一样，谢竞雄也是一个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提出问题的人。刚进入医院后不久，她就察觉到医院管理制度的混乱。例如，原本应该负责护理工作的修女可以任意对病人施药，像她这样受过专门训练的年轻医师却被安排到护校从事教务工作。这样的工作安排显然不合理，而且也是对病人的不负责。因此，谢竞雄大胆地向领导提出了这一问题并力争对制度进行改革与完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因为工作环境不能使其充分发挥专长，谢竞雄选择辞职返沪，并在夏天回到母校的附属医院广慈医院的儿科工作，师从一代名医高镜朗。 1950年11月19日，王振义和谢竞雄在上海复兴中路森内饭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新房就在高安路59弄2号。

1952年，上海第二医学院 （以下简称“二医”）成立后，高镜朗出任广慈医院儿科主任，参与筹建二医儿科系，并于1954年被聘请为二医儿科系主任。在筹建儿科系的同时，高镜朗深知，要想攀登医学高峰，仅靠他一人或者少数几个人是不行的，应该加快培养年轻人，使薪火代代相传。谢竞雄就是在恩师的指导下专攻血液方向的，主要从事小儿血液、小儿肿瘤、小儿免疫等方面的基础及临床研究。

1958年10月，上海市自己设计、自己建设的第一家综合性教学医院——新华医院建立以后，为进一步提升儿科专业的临床疗和教学科研能力，在组织的安排下，谢竞雄于1959年2月跟随恩师高镜朗及沪上一批名医随二医儿科系一同转入新华医院。谢竞雄在那里从事儿科专业的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被评为教授、主任医师，并先后担任儿内科副主任、儿内科教研室副主任和上海医学会儿科学业组组长，成为新华医院第一代儿科学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为新华医院的建设和儿科医学事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1980年谢竞雄退休后，仍继续担任新华医院儿内科教研组副主任，从事儿科学的教学任务，并被聘为新华医院高级医学顾问和上海市儿童医院血液科顾问，一如既往地热心指导儿科的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

谢竞雄在儿科血液学领域有着深厚的造诣。20世纪70年代初，她在国内率先创建了儿科血液专业组，带领儿科血液学科团队在新华医院儿内科开展儿童白血病的临床研究。

1972年，她开创了治愈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先例，1980年她又在国内率先从事儿童骨髓移植的实验性研究，为新华医院儿科骨髓移植的临床应用奠定了基础，成为我国儿童血液学学科的先驱之一。

谢竞雄治学严谨，先后发表SCI论文和中文论文20余篇。其中，1982年发表在《中华血液杂志》上的《169例小儿急性白血病的疗效总结》是国内第一篇系统总结儿童白血病临床研究的重要论著，她也因此成为新华医院获得的首个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研究”项目的领军者。

夫妻之间是心灵相通的，好比织布机上的经线和纬线，相互交织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在王振义眼中，妻子不仅是自己生活中的伴侣、工作中的伙伴，更是心灵上的知音。同样的追求让他们走到一起，同样的刻苦、努力与钻研，让他们在不断的相互促进中，加深了对彼此的爱与依赖。

爱情犹如一株种在地里的鲜花，结婚以前需要共同来种植，结婚以后更需要精心的灌溉。婚后，王振义与谢竞雄在生活上互相照顾，在工作中也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和进步。回顾两人一起走过的医疗、教学和科研生涯，我们看到的是累累硕果，夫妇俩合作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包括《用红血球素代替血小板进行凝血活酶生成试验以诊断血浆凝血活酶因子缺乏症》《血友病的实验诊断》等论文。

1985年，全反式维甲酸的首次临床应用也是在两人共同的努力下，冒着极大风险进行的。可以说，王振义的成就离不开谢竞雄一直以来的支持。

1996年，王振义决定将自己获得的“求是杰出科学家奖”的100万元奖金捐给研究工作时，谢竞雄不仅没有反对，反而还十分支持丈夫的决定。多年来，夫妻两人始终过着清贫简朴的生活，他们从无怨言，因为在他们心中有着同样的医学理想。60年来，这对医学伉俪一直相濡以沫，相敬如宾。不幸的是，谢竞雄在晚年患了阿尔茨海默病。多年来，王振义在坚持工作的同时，也将自己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对妻子的精心照料之中。

人生就像一出戏，有时欢乐，有时悲哀。2010年10月，谢竞雄因病住院，这让王振义倍感心痛和焦虑。86岁高龄的王振义不仅亲自为妻子配制食谱，还坚持每天到医院探望。他在心中对妻子总有一些歉疚之情。他说，自己年轻时，一心扑在工作和研究上，对爱人关心不够，就连她分娩时，也没有陪在她身边。

父母是孩子们的第一任老师，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都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王振义对妻子的关爱、对家庭的负责也在子女的心中烙下了深刻的记忆。

长子王志群说：“父亲对母亲的精心照顾教会了我们什么是男人应尽的责任。母亲患病16年，近6 000个日日夜夜，他始终孜孜不倦地探究病因与治疗，不断地调整母亲的用药，希望能使母亲的病程再减慢一些。母亲到后来完全无法交流，但父亲还是坚持每天拉着她的手陪她说话，揣摩她的心理，为她做各种事情。每次母亲吐了，他都仔细地趴在地上为她擦拭；当母亲大便困难的时候，父亲还亲自戴上手套为她抠出大便。家里虽然有保姆，但是父亲并不是把病重的母亲完全交给保姆自己撒手不管，而是每次关键时刻都挺身而出，细心地照料和呵护妻子，为我们子女做出榜样。他希望我们也能热爱家庭、爱护妻子、照顾子女。”

王振义夫妇不仅为人类的医学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还以自己真挚的爱情向我们诠释了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真谛。 /U1B/eZ8qNAhQss6lfzEUcm/VOcNkVuBLhbhKcCFkeiYKhL32+FC8SUIs8G+gNX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