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视教育的家庭氛围

上海公共租界陈家浜 珍福里（现成都北路、北京西路路口）是一条石库门里弄，这是中国传统单体院落式住宅与欧洲联列式总体布局结合的建筑，因有石条门框和乌漆厚木大门，故名石库门。有个王姓的大家庭就住在里面。

1924年11月30日，石库门内传出一阵响亮的婴儿哭声。21岁的父亲王文龙抱着刚出生的男婴，越看越喜欢。这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也是第二个儿子，属家族中的“振”字辈，长辈为他取名为振义。

王家人祖籍江苏兴化。兴化位于江苏省中部、里下河腹地。那里土地肥沃，粮食充足，是江苏省内连通沿江地区（扬州、泰州）和沿海地区（南通、盐城）的交通要道。兴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古称昭阳，又名楚水，4 2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一地区从事生产劳动、繁衍生息。春秋、战国时期，这里为吴楚之地，周慎靓王时为楚将昭阳食邑，五代杨吴武义二年（920年）划海陵县北设招远场，不久改招远场为兴化县，故有“昭阳古邑”“海陵旧址”之称。名称“兴化”取昌盛教化之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历史上，兴化诞生了诸多文人俊杰，如明朝宰相李春芳、《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文学理论家刘熙载等等。

王振义的祖父王西星 在兴化拥有数百亩的田地，后因局势动荡，连年战乱，被迫于19世纪末离开家乡，只身前往享有“东方巴黎”美誉的上海，寻求新的生活。

作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当时的上海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开放、多元、包容的文化内涵，吸引着来自全世界和全国各地的移民们。他们中有达官贵人，也有市井百姓；有金融大鳄，也有文化精英；有热衷于现代生活方式的洋人，也有沉湎于传统生活理念的儒生。他们怀揣各自的目标与追求来到这里，在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上辛勤耕耘，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中西文化在这里交汇与碰撞，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海派文化”的洗礼。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海派文化，也以其包容、多元、开创、扬弃的精神实质营造出有利于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文化氛围。

凭借殷实的家产，王西星在上海从事起了洋货买卖。他开办的同茂盛洋货行专营日本商品，主销三井洋行的货物。兴隆的生意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丰厚的收入。王西星随即利用这些资金在国内的主要港口如汉口等地置办了典当行、杂货店和蛋厂等一系列产业，并在上海重新建立了家庭，娶庄氏为妻，育有三子一女。王文龙为长子，出生于1903年。由于长期从事洋货买卖，王西星对外来文化和商品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也给这个传统的中国家庭带来了一些新鲜的元素。

然而，这样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1911年，王文龙8岁时，王西星就因病离开了人世，由他经营的一切生意也就当即画上了句号。他在上海的数处空地和一所房屋成为他留给妻儿最后的财产。妻子庄氏用出租土地和房屋收取的租金维持家庭的日常开支。由于庄氏并非王西星的发妻，子女又尚年幼，且长时间不在兴化老家，王西星在兴化的数百亩田地和其他财产大部分都被其兄长王茂庭占去。尽管如此，留在庄氏手中的这笔遗产仍然十分可观。

无论如何，对一个旧时期的女性而言，即便拥有丰厚的家产，独自背负起一个家庭的重担、只手带大四个孩子也绝非易事。多年来，在母亲的精心料理下，父亲的遗产始终没有“贬值”。庄氏十分宠爱长子王文龙，王文龙则对自己的母亲百般孝顺。以后，在教育自己的子女时，王文龙也总是要求孩子们对长辈尽孝道。庄氏并没有因为生活的压力而疏忽对儿女的教育。1913年，她将王文龙送入四川路青年会中学 （现上海市浦光中学）学习商科。这所教会学校以商业英语为特色，王文龙在求学期间表现出了对英语和商科的浓厚兴趣，这也为他今后特别重视子女的外语学习埋下了伏笔。

王文龙虽然此时正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但并没有把自己束缚在书本上，而是满怀热情地加入学生运动的潮流中。1919年5月，正值青春年华的王文龙参加了上海学生的反帝罢课运动。

1920年，在母亲庄氏的主持下，17岁的王文龙与来自浙江绍兴的陈姿芳结婚。陈姿芳同样出身于富裕人家，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也算得上是门当户对。陈姿芳为妾所生，因而在家中并无多少地位可言，嫁到王家后便很少与娘家人再有来往，只专心抚育自己的孩子，全力操持家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也曾参加所在社区的里弄工作，担任过高安路娄浦弄居委干部。

成家之后，王文龙就告别了自己的学生生涯，踏入社会，努力工作，挑起家庭的重担。尽管他只有初中学历 ，但在当时的社会中，像王文龙这样既会英文又懂商业的年轻人已属社会的精英人才。在青年会的介绍下，王文龙轻松地得到了美国保险公会水险部的职位，负责核对各种水险账表。半年后，经友人介绍，王文龙来到荷商上海保险公司水险部继续从事与水险相关的工作。

王文秀是家中的次子，1906年出生，与王文龙一起在青年会中学读书，毕业后进入美商柯达公司工作，推销电影胶片和照相软片。与王文龙不同，王文秀是一个善于经营的人，无论是在生意方面，还是在生活、交友方面，他都能想尽一切办法搞得红红火火。在柯达公司工作的同时，他还与朋友一起合资开办了上海大华薄荷厂，每年的收入颇为丰厚。在几个侄儿的眼中，叔父王文秀一家“一贯过着奢华的生活”，这不免让他们心生羡慕。解放后，王文秀携妻女迁往香港继续从商。

尽管王文龙与王文秀在性格和为人处世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是直到抗战初年，他们始终没有分家，依靠经营父母的遗产和自身工作的收入共同生活。1937—1938年间，他俩用家中存有的遗产在高恩路（现徐汇区高安路）建造了两座花园住宅，并将剩余部分平分。自此，兄弟俩才算正式分了家，两家人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开始疏远。妹妹王翠娥则一直住在王文龙家，直到1940年去世。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不断增强。由于当时我国的财产保险与生命保险均为外商所垄断，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集资创办保险公司，力图与洋保险相抗衡。1939年，爱国金融家周作民 在上海投资开办了安平保险公司，由王文龙的好友屠伯钧、汤秀峰负责操办各项具体事务。他们力邀王文龙加盟安平保险公司。王文龙长期在外资公司工作，目睹国人受洋人欺负，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所以他对外国资本家有极大的反感。在好友的盛情之下，他当即决定接受邀请，担任安平保险公司协理并兼任金安保险公司监察、宝隆保险公司常务董事。

1933年，母亲庄氏不幸去世。常言道，长兄如父，母亲的离世让王文龙意识到自己肩上又多了一份责任。

1941年冬天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在彻底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走向的同时，也给生活在大洋彼岸的每一个普通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不小的影响。外部环境的变迁加速了日军对上海的控制，国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货币贬值、物价不稳定等现象接踵而至。

王文龙家早年相对富裕的生活环境，也面临不断滑向拮据的境地。长子王振仁回忆道：“那时，家中的经济条件越发困难起来，不得不解雇一些佣人，母亲和孩子们一起参加家里的劳动，也就是在这两年中，渐渐培养起了大家的劳动观点。”

尽管八个孩子的读书费用和生活开支迫使王文龙在1943年卖掉父亲遗留下来的位于武定路武定村的六幢房屋 ，但他始终坚持创造条件让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他认为，学好知识、掌握技术不仅能够让孩子们将来都过上体面的生活，更是一种救国的可取途径。

王文龙一贯对子女要求严格，经常教导他们要好好读书，努力学习，掌握一定的专业技术，做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即使在他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候，他还是在家中给热衷于化学试验的三子王振礼置办了一个小型化学实验室 ，以激发他的学习兴趣，使他在这方面的潜能得到最大的发挥。

在重视科学技术教育的同时，他还特别重视子女的外语学习。起初，王振义和大哥王振仁都在离家较近的兴中小学上学，但王文龙对兴中小学外语的教学质量不满，将两人转到位于法租界萨坡赛路（现黄浦区淡水路）上由法国人创办的萨坡赛小学（现黄浦区卢湾第一中心小学） ，并以同样的理由把小儿子王振信从华龙小学转到以英语教学闻名上海的圣约翰大学附属小学。

王文龙的这些教育理念，为他的子女们以后在科学技术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奠定了一定的语言基础。次子王振义精通法、英两种外语，三子王振礼掌握英、俄、德、日四国语言，五子王振信同样掌握了英、俄、日、法四国语言。八位子女中，只有幼女王妙琪因北上参加革命工作而未能完成大学学业，其余七人全部毕业于当时上海的各大著名高校，其中两人毕业于震旦大学、三人毕业于圣约翰大学 、一人毕业于复旦大学 ，一人毕业于大同大学 。兄弟五人更是在日后的工作中，成为各自学科领域中的杰出人才。

在孩子们眼中，尽管他们出生在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但是父亲为人处世和对子女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与有的有钱人家是不同的。王文龙为人正直，个性稳健，生活朴素，对儿女的教育特别重视，要求他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劳动习惯，平等待人，关爱他人，不允许他们沾染上一丝富家子弟的恶习。这样的家庭教育氛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王振义及其兄弟姐妹的价值观。

王振义在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时，多次强调了家庭教育。他说：“父亲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平等待人。父母的教育通常是十分严格的，他们常常教育我们不能浪费钱，要帮助穷人。当时，家里虽然有保姆，但父母对他们都很好，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成佣人或下等人来看待，因为在他们的脑海中，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穷人是每个人都应该做到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的很多好习惯，也都是在那个时候养成的。比如说爱清洁，就是受我母亲的影响，她要求我们不能在地上乱扔东西，要把自己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地方打扫干净，这些生活的细节对我今后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而这些习惯的养成都是家庭教育的成果。”

王文龙在安平保险公司一直工作到1949年以后。1951年11月，安平保险公司改组为公私合营的太平保险公司，由于王文龙始终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加之出色的业务水平，组织上任命他为业务处副处长。

1956年11月，因太平保险公司迁往北京，王文龙转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国外业务处任副科长，1960年1月转任中国人民银行卢湾区办事处保险科副科长至1963年11月退休，1984年去世。 /U1B/eZ8qNAhQss6lfzEUcm/VOcNkVuBLhbhKcCFkeiYKhL32+FC8SUIs8G+gNX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