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义性格开朗,待人坦诚,很受同学的欢迎。1942年高中毕业时,一位名叫吴福铸
的同学邀请王振义等要好同学到家做客。席间大家约定,为保持友谊,增进相互间的学习,今后将定期开展一些聚会活动。
数次聚会后,常来出席的有陈佐舜
、杨建廷
、曹仲华
、吴福铸、罗远俊
、王振义、张传钧
七人,集体活动与交流不断加深了彼此间的友谊。由于他们受洗时都名为“约翰(John)”,大家遂决定以“七个约翰(Seven John)”的名义定期组织活动。
“七个约翰”在20世纪80年代相聚
共同的志向、兴趣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大学期间,他们经常会面叙谈,有时聚餐,有时郊游,但大部分时间还是用在相互帮助学习上,大家一起学习英语和法语,学唱歌、跳舞、拉小提琴,漫谈青年的修养,讨论人生问题。
王振义(中)和罗远俊(右)在巴黎重逢(1991年)
“七个约翰”对前途充满理想,他们想给不识字的穷人教书,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为人类做出贡献,将中国从日本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然而,这一理想在当时简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日军的控制越来越严,最后还冲入法租界,占领震旦大学校园。一天早晨,“七个约翰”发现学校足球场上挖起了战壕,医学院也迁到了博物馆内,食物储备逐渐减少,残酷的现实告诉他们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日军占领学校后,强迫大家学日语,在日军旗帜前下拜。为了维护中国人的尊严,每次进入校园,“七个约翰”都有意绕开日军驻地。
这几个人中,与王振义最要好的要数同在医学院求学的罗远俊。两人在班上既是竞争对手,又是相互促进的好朋友,每次考试的前两名总是被他俩包揽。他们没有因为学习上的竞争而产生嫉妒,相反亲密无间,常常在一起学习备考,遇上不明白的问题也时常一起讨论,相互帮助。王振义在总结他们这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时说,两人都遵从“实事求是”和“诚实为人”的准则是促成这一和谐关系的重要原因。他还清晰地记得,在大学三年级的一次考试中,学校公布的成绩显示,王振义排在第一,罗远俊排名第二。王振义仔细核算了各科成绩后发现罗远俊的成绩比自己高,就主动向教务长提出纠正。让王振义感到自豪的是,在最终的毕业考试中,他的成绩超过罗远俊,排在第一。
毕业后,罗远俊在瑞金医院做了一年外科医生就到法国留学去了。当时学校承诺,震旦毕业的医学生所取得的学位,法国政府是承认的,证书上也确实盖有法国教育部门的印章。但事实上,罗远俊到了法国之后,才发现法国政府不但不承认其医学博士学位,而且还要求他必须通过法国举行的执业考试。他不得不在法国重新学医近十年,才获得在法行医的资格。罗远俊的经历让王振义对法国人的“傲慢”和在华办学的真实目的有了新的认识。
王振义夫妇与几位“约翰”在全球震旦校友联欢大会上合影(1992年)
难能可贵的是,长期生活在法租界并接受法式教育的王振义能够在中法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保持一份清醒的意识,在吸取法国文化精髓的同时,也从许多细节上看到了法国文化的弊端,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正是这份独立的思辨能力和善于各取所长的智慧不断丰富着他的人生观与价值观。1953年,王振义在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回沪后,曾写信给罗远俊,告诉他国内建设的新气象,劝他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在罗远俊留法期间,王振义还经常到罗母家去看望老人家。
“七个约翰”的友谊对他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十足珍贵的,大学毕业后,他们还是会找时间小聚一番。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人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相聚的机会也越来越少。1992年,他们中的五人重逢在全球震旦校友集会上。故友团聚,自然有叙不完的话题。罗远俊高兴地说道:“我们当中最有名的要算是王振义了,他获得了肿瘤学界的诺贝尔奖——凯特林癌症医学奖,又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在血液学领域中享有盛誉。”王振义回答道:“我们要感谢小平同志。没有他,中国的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不会取得今日这般成绩,我们也不可能有那么好的机遇重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如今,我们对前景充满希望,并努力让自己去适应它。我想,正是有了改革开放,才有我们今天的成绩。”
是啊,每个人都是一滴水,正是这一滴滴水奔涌成江,汇聚成海,共同推动了时代的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