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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岁时，王振义被父亲送到了家附近的兴中小学上学。严谨的家庭教育让年幼的王振义早早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好问“为什么”的天性更让他对学习增添了一份兴趣与动力。为了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四年级时，在父亲的安排下，王振义与大哥王振仁一同转入位于法租界萨坡赛路、以教学质量高闻名沪上的萨坡赛小学继续学业。这是一所天主教教会小学，前身为华童公学，由法租界公董局慈善会于1932年创办。这所学校与一墙之隔的震旦大学有着密切的联系。王振义入学时，正逢从比利时鲁汶大学留学归来的震旦校友胡文耀
任校长。在数学和物理领域享有盛誉的胡文耀当时不仅是震旦大学的校长，还兼任着震旦附中和萨坡赛小学的校长职务。
小学时的王振义（1936年）
原震旦天主教博物馆（2011年）
20世纪30年代初期，尽管中国社会仍处于列强的压迫之下，但这也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在国力增强的同时，埋藏于国人心中的那份民族意识也被触发了。中国人民开始在各领域中与帝国主义、外国教会势力展开不同程度的斗争。在教育领域中，收回教育权运动就是其中的典型，人们要求教会学校必须聘用中国人担任校长并向国民政府立案。为了震旦大学的稳定发展，震旦大学于1932年12月正式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立案，并从震旦校友中挑选了胡文耀担任第一任华人校长。尽管胡文耀顶着校长的头衔，实际上，聘请中国人担任校长只不过是法方的权宜之计，胡文耀在震旦大学的具体行政事务中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权力。
胡文耀（1885—1966）
王振义重返母校（2010年）
不过，这也让胡文耀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管理震旦附中和萨坡赛小学的具体事务。虽然王振义在就读期间没有与这位校长有深入的接触，但是在他眼中，这位操着一口地道宁波话的长者，戴着金丝边眼镜，穿着长衫，一眼看去像个老学究，其实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大科学家，是自己学习的榜样，王振义对其既尊重又崇拜。
在萨坡赛小学学习的经历对王振义而言是难忘的，正是小学期间学校的严格要求帮助他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他回忆道：“学校要求学生必须要用功学习。例如，每次上课前，老师都会要求学生到讲台上去背一篇课文，内容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孟之道为主，旨在锻炼学生的记忆能力和表达能力。这种基本功的训练对我后来的学习很有益处，同时也给我打下了扎实的中国文化基础，让我学会了为人处世的原则。”
转入萨坡赛小学前夕，王振义全家就从陈家浜的旧居搬迁到法租界金神父路明德坊的新房（现瑞金二路231号）。新居由一栋三层的主楼和一幢二层的副楼构成，在房子的南面有一个约200平方米的小花园，花园中有一座小型假山作为装饰，西侧还有一个面积不大的院子，王振义和兄弟姐妹们就经常在花园和院子里玩耍嬉戏。
王振义是个读书用功的好学生，但并不是那种只会读书的书呆子，他十分擅长安排自己的作息时间，懂得如何合理地分配学习与玩耍的时间与精力。每天放学后，院子里就热闹起来，小朋友们聚在一起玩“萝卜干”——在地上画一个圈，大家依次从远处甩小过去，小刀落下的地点越接近中间，得分越高。王振义在那时曾学溜冰、骑自行车。学自行车时，他几乎没怎么摔跤，因为他腿长，快到摔倒时，脚一撑就站稳了。有时他也在院子里搬上几个长条凳子，上面搁一块搓衣板，当中架一根小竹竿，和玩伴们打上一场乒乓球比赛。这些活动增强了王振义的体质，也让他从中得到欢乐。参加工作后，王振义在广慈医院乒乓球比赛中还拿过第一名。
新居的三楼是王振义与兄弟姐妹们学习和生活的地方。房间的正中央摆放着一张椭圆形的大桌子，他们时常围坐在一起看书、做功课，遇上难题或不懂的内容大家也会一起讨论，互帮互助。父亲对几个孩子的学习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尽管忙碌的工作让他很少有时间细致地关心每一个孩子的日常学习，但每到学期末时，他就会雷打不动地逐一查看他们的成绩手册，若谁有课程不合格，免不了手心挨打。让王振义颇感自豪，也让兄弟姐妹们刮目相看的是，他是家中唯一一个从没有被父亲打过手心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