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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玉冰： 2015年之后，你在《北京晚报》、“澎湃新闻”等媒体开设《叙诡笔记》《春明叙旧》等专栏，后来将这些文章集结成《中国古代异闻录》，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些古代笔记、传说，或者志怪故事发生兴趣的？
呼延云： 我家里古籍藏书很丰富，我从小在家里就经常翻这些古代笔记。但我真正喜欢这些笔记还是因为一种质疑精神，其实就是喜欢跟正史“抬杠”，寻找里面的破绽。尤其是不同的笔记对同一个历史事件有不同的记载时，就互相比对，探究真相，有一种自己是历史侦探的感觉。
战玉冰： 这种古代笔记很多时候也都是互相传抄，离事件发生最近的那个可能是真实度最高的。后来的就是根据之前的笔记不断“添油加醋”，很多时候还加入一些超自然的、道德教化、劝贤进谏的内容，是一个故事不断生长的过程。
呼延云： 对的，往往越抄越假。比如我关注过明朝天启年间有个“王恭厂大爆炸”的事件，最接近这个事件发生时的一个笔记是《酌中志》，它估计当时真正死亡的人数只有几千人；到1626年《天变邸抄》的时候，写的是人以万计；到计六奇编写《明季北略》的时候，死者则变成了两万多人。
战玉冰： 你的一部小说《乌盆记》（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5年），在题目上就致敬了古代一个传说中的著名案件，我最早在《包公案》里看到过这个故事，简直是童年阴影。故事讲一个人被焚尸、碎尸，然后其骨灰和土被烧成乌盆，后来这个盆还被另一个人当作小便的溺器来使用，于是死者化身的乌盆愤愤不平开始叫屈。你为什么会想到在一个现代题材的小说里化用这个古代故事？
呼延云： 我最早接触的《乌盆记》是京剧，我也认为《乌盆记》是京剧当中最诡异和恐怖的故事之一，类似的还有《杀子报》和《探阴山》。而具体写《乌盆记》这部小说则是出于一次和朋友去北京郊区钓鱼的偶然事件，以及结合当时媒体正在报道的黑煤窑问题，就想到了整个故事的设定和核心诡计。
我非常喜欢传统戏曲，不仅是京剧，还有评剧、越剧、黄梅戏、秦腔等。我觉得很多中国传统文学作品道德教化的观念太强，反而是一些戏剧作品具有某种叛逆性，可以无视或者蔑视一切礼法，尽情展现人性中最美好、真实、自由、解放的东西，比如《牡丹亭》和《桃花扇》，所以我的小说经常会从中取材，包括新星出版社出版的《空城计》。
战玉冰： 确实，你的小说创作中融入中国古代文化元素的尝试还是很多的，除了刚才聊的《乌盆记》之外，还有比如《破镜》中大量关于古代铜镜的描述；《黄帝的咒语》和《黄帝内经》等古代医书之间的互文，以及将中医望诊作为小说诡计；《空城计》小说名即化用同名京剧，并且小说里直接出现了《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这一段的唱词……你觉得这是一种将推理小说本土化的努力吗？
呼延云： 是的，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本土化努力方向。我觉得如果用三个字来概括最近二十年中国原创推理发展的方向，就是“本土化”。但本土化不一定是在推理小说中加入中国古代文化元素，我甚至觉得拟南芥的《百妖捕物帐》这种和风推理其实也是一种本土化。所谓推理小说“本土化”，归根结底是为了让推理小说更好地适应中国读者，而在小说中融入哪种文化元素都可以，当今中国读者审美本身也是很多元的。
战玉冰： 那你觉得像你这样将中国古代公案、志怪故事借用到现代推理小说写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呼延云： 还是两种思维方式的根本不同。中国古代公案小说，比如《包公案》《施公案》《海公案》《狄公案》，其中案件大同小异，更多是一种直觉性的思维方式，而侦探小说强调的是理性逻辑的思维方式。
战玉冰： 是的，公案小说更多是一种关联性思维，简单说就是把人看作一个小宇宙，把天地看作一个大宇宙，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对应性关系，所以才会有所谓“因果报应”，你今天做了什么坏事，未来上天会惩罚你；而侦探小说讲的是逻辑性思维，强调的是因果逻辑、环环推理。
呼延云： 是的，这可能是两者最根本的不同了。
战玉冰： 说到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和推理小说写作的结合，现如今国内广泛意义上的推理小说写作中，也有一股很强的“古风推理”写作风潮，就是直接将故事发生背景放置在古代历史时空当中。从最早的像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这样的小说，到后来冶文彪的《清明上河图密码》，马伯庸的《长安十二时辰》，包括影视剧改编也很成功，像《少年包青天》《大宋提刑官》《神探狄仁杰》，等等。那你有想过尝试这样的创作吗？
呼延云： 古风悬疑和推理确实是一支已经突起的异军，在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文化传统如此悠久的国家，每段历史都有它的迷人之处，以此作为创作的源泉，肯定是一个富矿。不过我自己还没有这方面的创作计划，还需要再慢慢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