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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孩子：
现在是2234年11月5日凌晨3点40分，我在你的病房外写下这封信。在过去的三个小时里，我一直隔着玻璃注视你熟睡的脸庞。十五年前你刚出生时，我也做过相似的事。我还是我，十五年在我的人生里并不算太长。而你……十五年对你来说已是很长的一段时光。
如今你躺在病床上，白发稀疏，鼾声沉重得仿佛整个世界的重量都压在了你小小的身体上。我知道你很痛苦也很疲惫，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没关系的孩子，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了。
我是你的母亲，尽管你不认识我。我听说阿尔茨海默病已经夺去了你大部分的神智，我知道那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病。我的母亲在她最后的时光里总是反复地读同一页报纸，最后甚至忘记了我是谁。
我不知道你是否还有能力读懂这封信。我写这封信只是纯粹出于自身倾诉的欲望，因为这个世界已没有任何人愿意同我说话。我的家人改名换姓，拒绝承认和我的关系；以前的同事和朋友也以认识我为耻；路上擦肩而过的行人在认出我后朝我吐唾沫；教会把我称为“撒旦的同伙”。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我成了一个独自游荡在世间的孤魂野鬼。我太孤独了。
也许世间对我的评价并没有错，我确实犯下了人类史上最严重的罪行。但我至今仍然认为，与其保持着灵魂的洁白飞上天堂，不如鲜血淋漓地在这个世界上挣扎着活下去。
让我把回忆追溯到六十五年前吧。五岁时，我受到一本儿童画册的启发，对母亲说，以后我要坐着火箭登上月亮。母亲告诉我：“不，亲爱的，你不能。没有人能到月亮上去。”
可是这本书里写着人类曾经去过月球啊。我把书本高高地举到母亲的眼前，里面还写着那个人的名字：尼尔·阿姆斯特朗！
那已经是两百年前的事了，亲爱的。
这段和母亲之间的对话并没有留在我的记忆之中。直到成年后，我才在一次家庭聚会中从母亲的口中偶然得知。那是我第一次带男友回波士顿过感恩节。“这孩子曾经想坐着火箭到月亮上去呢。”母亲说完便像说了个笑话似的哈哈大笑起来。后来，格雷格——当时还是我的男友，之后成了我的丈夫——告诉我，就是在听到这句话的瞬间，他决定向我求婚。
格雷格博士毕业后进入NASA成了一名工程师。21世纪以后，NASA渐渐失去了以前的神秘色彩，变成了和DMV（车辆管理局）类似的例行公事的场所。人们发射一些人造卫星和探测器、送一些人去空间站采集数据，一切都在过去的两百年里不断重复，毫无新意。太空电梯、宇宙飞船依然是连影子也没有的东西。在休斯敦，格雷格不断复习他在大学里已经明白的事实：人类的航天技术从两百年前到现在几乎没有任何进步。
我的工作几乎同样让人绝望。人们对DNA的了解和21世纪相比并没有多多少，对抗遗传病和基因缺陷病，最高效的手段还是将胚胎扼杀在子宫里。是的，人们的生活和两百年前多少有些不同：我们发明了更大更清晰的屏幕、更小更方便的屏幕、能像隐形眼镜一样覆盖在虹膜上的屏幕、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覆盖一整个足球场的屏幕，攻克了癌症和埃博拉，将平均寿命延长到了一百零五岁。然而我和格雷格都知道，人类的科学已经陷入了停滞。如果不出意外，再过两百年，我们依然还是这样停留在原地。
我们生活的地球却和两百年前截然不同了。在温室效应的影响下，每年夏季南极的冰雪都会完全消失。由于海平面的上升，我父亲童年时居住的那个波士顿已经完全被淹没在水底，现在的波士顿是一座由安置住宅和高楼组成的新城市。许多大城市夏季的最高气温能达到五十摄氏度，有人死于炎热早已不能成为新闻。冬天也不再寒冷，滑雪成了一项失传的运动。
几乎每天都有物种从地球上消失。海洋中的珊瑚和鱼类都已绝迹，海洋成了鱿鱼、水母和浮游生物的天下。陆地上也一样。已经99%荒漠化的非洲大陆上，唯有甲虫和蜥蜴在无边的沙海中徜徉。在北美，蝉是极少数因气候变化得益的动物。它们的幼虫潜伏在泥土里躲过最炎热的季节，在凉爽的秋冬季破土而出，轰鸣着将森林吸噬殆尽。
2194年6月，我和格雷格前往欧洲度蜜月。在匈牙利的萨蒂河畔，我目睹了一幅令我永生难忘的景象。那时正是蜉蝣繁殖的季节。在数小时内，千百万只潜伏于河水中的幼虫完成羽化，几乎同时冲破水面冲上天空，那些颤动的翅膀遮天蔽日。它们拼命地与所有能接触到的异性浪漫共舞，将所有的能量都用来完成生命里的最后一项任务。然后在某个时刻，小小的翅膀突然不动了，它们像熟透了的果实一般坠落下来。河面上形成了一朵朵小小的水花，仿佛河水是宇宙派出的使者，正在将它们拉进自己的怀抱。
死掉的蜉蝣铺满了河水表面。格雷格告诉我，蜉蝣的成虫最长只有一个白昼的寿命。它们没有嘴巴，甚至没有内脏，是一台台为了繁殖制造出来的机器。“那么，”我不由得问，“是谁把它们设计成这样的？”
如果把这个问题抛给我的母亲，我知道自己会得到怎样的回答：“是上帝。”我和格雷格都不会接受这个答案。格雷格说：“是自然。”我也有自己的答案：“是它们自己。生存和繁殖，是绝大部分物种仅有的追求。”
格雷格当然明白我没说出口的话：唯有人类不同。我们还想要知识和文明。我们想要了解上帝，甚至取代他的位置。
为什么我们如此特别？既然对文明的追求意味着其他物种的毁灭，那我们的行为是否是一种错误？有没有可能，物种的消亡是文明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代价？
我和格雷格彻夜难眠地讨论这些问题，直到黎明时分才疲倦地入睡。第二天，我们睡到中午才迟迟醒来，一同去餐厅吃午餐。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一对同样来自美国的夫妇，对方——确切地说是那位夫人——在辨认出我们的口音以后，热情地同我们攀谈了起来。
我对朱莉和彼得的最初印象，和以往度假时遇到的老年夫妻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友好、欢快、品位高雅，并且十分富有。两人都把摄影作为退休后的爱好，我隐约记得前一天傍晚的蜉蝣风暴中，确实见过这两位带着大量摄影器材的老人。
朱莉是这对夫妇中的发言人，她的丈夫则似乎非常腼腆内向，大多数时候只是以友好的微笑参与谈话：“好的，亲爱的。”“确实。”“没错。”我在心中暗想，这是否会是五十年后我和格雷格的模样？我猜格雷格大概也在想同样的事。
下午，我们受邀去老夫妇的套房里欣赏他们的摄影作品。“真是太美了！”格雷格指着电脑屏幕上一张署名为朱莉的广角特写，半是真诚半是恭维地说。
“没人能否定大自然的杰作，哪怕一只小小的昆虫都是完美无缺的。人工造物总是缺乏某些协调性。”朱莉动情地说，“可惜它们中的大部分已经从这个星球上消失了。”
可能因为午餐时多喝了几杯葡萄酒，借着酒劲，我冒昧地加入了对话：“也许并没有什么可惜的。没能适应环境变化的家伙会被淘汰，自古就是这样。”
我不记得自己接下来说的每一个字，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既然人类的活动也是发生在这颗星球上的变化的一部分，其他动物就必须改变习性以适应变化。人类没有义务做其他物种的保姆。是的，朱莉，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残酷，但物竞天择——亲爱的老查尔斯如是说。要我说，人类唯一该做的就是接着鼓捣自个儿的文明。当全世界的陆地都被有毒的海水覆盖，我们会在上面建立起钢铁做的方舟。
一直友善得像我老姑妈的朱莉气得脸都白了，“可是恶劣的环境也会反噬人类自身。你也该知道深色的海洋表面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吸收太阳辐射，接下来地球的温度还会不断上升。如果年平均气温达到七十摄氏度，人类要怎样在这颗星球上生存？”
“很简单，造一座密不透风的监狱，将自己关在里面一辈子闭门不出。”我能感觉到自己在火上浇油，但就是无法闭上嘴巴。
朱莉冷笑着，“就算你的设想行得通，将自己圈养起来，失去了自由的人类和牲畜又有什么区别？”
“体会到失去自由的痛苦的前提是你曾经拥有自由。”我本来还想再多说几句，但这句脱口而出的话让我的心抽痛了一下。我想到了两百多年前那次壮举：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我们曾经如此接近群星，也以为自己的子孙会拥有更大的世界。哎，尼尔·阿姆斯特朗，你让我透过畜栏的缝隙看到了外面的天光。为此，我恨你。
我勉强把注意力拉回到当前的对话上来，“当然，建造避难所画地为牢是最极端的方案。作为一种生物，将自己和大环境割裂开来一点儿也不安全。就像生活在水族箱里的热带鱼，哪怕只是一个小时的停电都会让它们死绝。最理想的办法当然还是随着环境的变化改变自己，也就是说，进化。”
朱莉反唇相讥，“好吧。现在我们在讨论让我们的孩子们长出鳞片和脚蹼，学会在海水里呼吸了。”
我耸了耸肩，“如果非得这样不可的话。”
朱莉做出了个夸张的表情，“你准备怎么做？在你的地下室里把鱼、青蛙和猿猴的基因缝在一起吗，弗兰肯斯坦博士？”
这时，一个不太熟悉的声音传进了我的耳朵：“从你的专业角度来看，能做到吗？”
我惊讶地看向房间的角落，那里放着一把皮质圈椅，身材高大的老人正坐在上面。他已经放下了手里的威士忌，目光炯炯地望着我。和他的太太不同，我没有在彼得的眼中看到一丝取笑的意味。
“很遗憾，目前的基因技术做不到不同生物之间的融合。哪怕是驴和马那样相近的物种，我们也没法在实验室里用人工手段造出骡子。”我说。
“目前不行，那么未来呢？”彼得问，“我们是否可以把希望寄托在科技的发展上？”
“未来的事谁也说不好，不过……”我神色黯然地摇了摇头。科技的发展已经停滞了两百年，如果我信心十足地宣称船到桥头自然直，那就是在撒谎。
“就算能用人工手段制造出可以经受住恶劣环境的‘新人类’，这些小白鼠能不能在自然环境里生存下去也令人怀疑。同样是飞行的动物，为什么鸟类有羽毛而蝙蝠没有？为什么螃蟹有八条腿，而不是六条或是十条？我想说的是，人为设计出的‘奇美拉’
无法保证结构的合理性。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千万年间的自然进化。一切不合理的变异都会被自然淘汰，唯有适者生存。”
彼得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这场谈话的结论是：人类终有一天会从这颗不再适合生存的星球消失。
这天黄昏时分，我和格雷格又去看了一次蜉蝣风暴。在我们看来，这些小东西的生命无疑是短暂的。也许在某个更高等的存在看来，人类在这颗星球上的历史也会是一样的短暂。
如今，很多人认为我是一名极端环保主义者，我的所作所为的目的是毁灭人类文明，给其他物种腾出生存的空间。他们错了，我从来都不在乎其他生物的命运。我在乎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人类自身的生存和文明的存续。在那次匈牙利之行前，我从来没意识到自己原来对人类的未来抱着如此悲观的预期。我们曾经建造金字塔，也曾将我们的孩子送上月球。如果未来不会有人记得这些丰功伟绩，我们和从未存在过又有什么区别？
我和格雷格的生活还在平稳地继续。在我四十岁时，借助人工授精和人造子宫——这是在过去的两百年里为数不多的新发明之一 ——我和格雷格拥有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其实受精成功形成的胚胎一共有三个，剩下的一个目前还在冷库里安静地沉睡。你一定想到了，那就是你，孩子。只不过那时距离你的诞生还有很多年。
四十六岁时，我成了所在实验室的负责人。有一天，一个投身医学界的大学同学送来了一份皮肤组织样本，并告诉我这份样本来自他的一个病人。经过对细胞的初步观察，我有了一些猜测：“早衰症？很罕见的疾病。”
对方面色凝重地摇着头，“没那么简单。早衰症的患者从两岁开始显示出症状，就会伴随动脉硬化、骨质疏松、脑血栓等并发症，也就是说从婴幼儿时期他们就是老人的状态。而梅琳达——我的病人—— 一开始只是成长得比同龄人快。她在三岁时开始发育，六岁时身高达到了一米六五。如果不说年龄，所有见到她的人都会觉得她是个正常健康的年轻女子。现在她快要十二岁了，但看上去比她母亲还要老。”
“也就是说，她的成长速度和常人不一样。”我说，“智力方面呢？”
“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她确实还没从小学毕业，但是从我和她的交流来看，她完全拥有普通成年人的智力。她告诉我，她已经在旁听大学数学系的课程，也不觉得有什么吃力的地方。”
六年后我去了一趟泽西城，见到了这位久仰大名的姑娘。当我走进她家时，她的妹妹索菲亚刚从高中放学回家。姐妹俩看上去就像奶奶和孙女，甚至她们的互动也是那样。青春少女大大咧咧，冲动热烈；皱巴巴的老太太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杖，目光慈爱而包容。
快要离开的时候，我握住了梅琳达干枯的手，“很抱歉，我最终没能治好你的病。”
“这不是你的错，一切都是上帝的意志。”衰老的少女微笑着说，“更何况我的人生虽短，每一分每一秒却都很幸福。不过，如果有得选，我还是希望能在这里待久一点儿。”
我听懂了她言而未尽的话，告诉她：“你的病因在于Lamin A密码上的一个单点突变，这种变异在受精卵阶段很容易被发现并修正。放心吧，假如接下来遇到和你同病相怜的孩子，我们可以编辑她的基因，在出生之前就治好她。”
看到梅琳达眼中欣慰的亮光，我情不自禁地继续说了下去，“事实上，你对科学的贡献不止于此。你的病例让我们找到了掌控着成长速度的基因密码。我相信我们可以找到反向作用的办法，比如对调胞嘧啶（C）和胸腺嘧啶（T）的位置……从而减缓细胞的分裂速度。如果研究成功，人类的寿命或许能达到二百五十年以上。”
梅琳达闭上了眼睛，眼角有泪光闪动，“谢谢你，谢谢。我希望索菲亚和她的孩子们能见到那个美好的时代来临。”
我一边对梅琳达说着宽慰的话语，一边在心里反问，那样的时代真的美好吗？你愿意用自己拥有的人生，交换在一个炎热而荒凉的世界里和大大小小的屏幕为伴二百五十年吗？
不管怎么说，我对梅琳达·雷充满了敬意和感激。基于对她提供的基因样本进行的长寿研究，我的实验室轻易募集到了数目庞大的科研资金，全世界怕死的富豪们都在对我的项目狠狠砸钱。在短短十年时间里，我的实验室得到了大量最尖端的设备和人才。要不是这样，我也不会有能力实施后面的计划。在我离开梅琳达的家时，那个计划还远远没有在我的脑中成形，不过催生它的条件都已经齐备了，我将它们罗列如下：
第一个事实：生活在四百万年前的乍得沙赫人的脑容量约为350毫升，出现在四十万年前的早期智人脑容量约为1100毫升。而从四十万年前到现在，人类的脑容量几乎没有发生变化。我们妄想着造出带我们离开太阳系的飞船，而我们的智力实际上和生活在山洞里用石头取火的家伙们没有什么区别。
第二个事实：从19世纪到23世纪的四百年间，地球环境发生了剧变，有的生物被淘汰了，有的存活了下来。幸存者的名单里有水母、鱿鱼、扁平虫、蝉、蜉蝣、甲虫。这些动物的共同特点是寿命短，从几小时到一年不等，最长的都没有超过一年。一年的时间，普通的鱼类只能进行一次繁殖，而蜉蝣则进行了一百次世代更迭，每一批孵化的幼虫里，都有极少数拥有能适应高温环境的变异。这些变异者会存活，产生的后代有较大的概率拥有一样甚至更突出的耐高温特质。这就是自然选择原理。
一个假设：为了生存，未来的人类只有两条道路可选。其一，离开这颗不再适合生存的星球，这需要更高的智力方能实现。其二，适应地球的环境变化，即改变身体的构造。无论走哪条路，都意味着进化。
推论：更短的寿命意味着更短的繁殖周期。在有限的时间里，进行更多次的繁殖的物种有更多进化的机会，这意味着更大的生存概率。
我的手中握着一把钥匙。我没有对梅琳达撒谎，今后如果在筛查受精卵时发现和她相同的Lamin A突变，通过基因编辑能很轻易地消除掉它。同样，我也可以将这种突变复制到正常的受精卵上——这就是说，我可以用人工手段加速婴儿的成长，但这也意味着缩短他们的寿命。
我被出现在自己脑中的念头吓了一跳。人为缩短他人的生命，这和谋杀有什么区别？事实上，这正是后来新闻媒体攻击我时采用的说辞。他们说我做的事无异于大屠杀，我是个比希特勒更残暴的反人类疯子。
我向来认为格雷格是我们俩之中更聪明的那个。我问他：“我是不是疯了？”
“你只是很害怕。”格雷格说，“由于不忍心看到人类黯淡的未来，你试图用一桩骇人听闻的罪行来掩盖它。这样一来，它看上去就没那么可怕了。”
“告诉我，我不该这么做。”我望着他的眼睛，在心里发誓，只要格雷格对我说“停下”，我就会把这个疯狂的想法搁置在心中，永远不付诸实践。
他没有这么说。当然，他也没有对我讲任何鼓励的话。他继续在休斯敦的办公室里默默无闻地埋头苦干，下班后带孩子们去看太空人队的棒球比赛，直到六十二岁时死于突发的脑出血。格雷格，我的丈夫，是我一生的挚爱。如果你有机会认识你父亲，你也会爱他的。
2216年6月，我前往科罗拉多州的阿斯本与彼得·门塔罗会面。在那次匈牙利之行结束前，我得知住在豪华套房的老先生为我留下了一张名片。从这张名片上，我终于知道了朱莉和彼得的全名，他们的姓氏如雷贯耳。
门塔罗家族的财富主要来自地产。在波士顿等沿海城市被海水淹没之前，彼得的祖父辈买下了城市附近的大量山地，现在的旧金山有一半土地曾经归门塔罗家族所有。据我所知，在巴西有一座五百万人口的城市，叫圣托马斯，是以彼得父亲的名字命名的。这是因为破了产的巴西政府没钱购买土地，门塔罗家族最终同意让无家可归的人们永久居住在他们拥有的土地上。
我第二次见到彼得·门塔罗时，他已年近百岁，但看上去和二十多年前变化不大，“我希望你来是为了告诉我，你打败了上帝。”
这样的开场白让我措手不及，“您指的是延长寿命的研究？很抱歉……”
“去他妈的延长寿命。”老人说，“我们是不是注定会被这个世界淘汰？”
我对彼得说了自己的构想，“我没能打败上帝。我只能认输、后退，把权柄归还给上帝，祈求他施展奇迹。根据我的估计，即使把预期寿命缩短到四十年，人类依然需要一万年才能拥有翻倍的脑容量。地球上的不可再生资源最多只能再支持两千年，这还是基于目前人口的估计。您知道，成长加速后性成熟年龄会大大提前，可以预见的是人口会大幅度增加……”
彼得失望地嘟囔了一声，“这就是你大老远跑来要告诉我的，我们必将灭亡，除非出现奇迹？”
于是，我承认四十岁的预期寿命只是保守的说辞，“如果代际差只有两到三年，那么两千年的时间足够进行一千次以上的变异。可是这意味着‘新人类’只有十五年左右的预期寿命。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十五岁还是个孩子，大众会很难接受。就算项目最终投入建设，估计也很难募集到足够多的志愿者家庭。”
“所以必须进行社会化抚养。”老人大手一挥，“我们募集的不是志愿者家庭，而是受精卵。传统的家庭模式效率太低了，你同意吗？这些孩子可不该把时间浪费在和父母闹别扭上，他们该学的东西多着呢。”
“他们一出生就会有专人抚养。他们要在七年……不，五年内完成小学到大学的教育，然后走上社会。他们会遇见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一开始，他们会羡慕我们的长寿，但是很快便会意识到我们对生命的挥霍令人作呕。他们会形成自己的社区和文化，远比我们的密集高效。”仿佛对自己刚说的话表示赞同似的，彼得·门塔罗重重地点了点头，“我们需要建立一所学校，如果有必要的话，为我们的孩子们建造一座属于他们自己的城市。”
我从来没有想过对彼得的游说会如此顺利。作为提供资金支持的条件，彼得的要求是门塔罗家族的基因必须在“新人类”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一点也不难满足。
两年后，你在蒙大拿州的新艾斯加市出生了。我隔着新生儿观察室的玻璃看到了皱巴巴的你，猛然想起了多年前泽西城那个不到二十岁的老妇。我知道你会比我先离开这个世界。我以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那一刻我才知道并没有，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准备好。
几乎一转眼，你已经能跑能跳了。你和你的伙伴们一起在游乐场无忧无虑地玩耍，直到保育员敲响晚饭的钟声。你跑进了屋里，离开了我的视线。接着门再次打开，你已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这时，你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特殊之处，眼睛深处藏着一片忧虑的阴霾。
你坐火车去了加州。在洛杉矶的酒吧里，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向你搭讪，他是一个“普通人”。你坠入了爱河。你开始憎恨命运为什么不多给你一些时间。
你和他共度的第一个夜晚，你像个孩子似的被他温柔地照顾着。短短几个月后，你惊异地发觉他的很多想法都幼稚到了极点，你不再觉得他可敬可靠。同时，你发现自己怀孕了。短短两个多月后，你生下了一个女婴，你知道这个可怜的孩子注定和你一样短命。你从护士手中接过啼哭的婴儿，让她的脸颊贴上你的乳房。你发誓要让她过得比你幸福。
在你看来，男友已经成了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你终于受不了和他继续，开始渐行渐远，最后终止了这段关系。在你接下来的人生中，男人们来来去去，有“普通人”也有“新人类”，而你对此不再关心。
你带着女儿回到了新艾斯加，那里生活着成千上万和你一样的“新人类”。你加入了你的同族。你们憎恨自己的命运，也憎恨这个世界。你们酗酒、狂欢，像绝症患者互助团体一样抱团取暖，用牢骚和自毁行为宣泄情绪。
有一天，你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能再继续浪费人生了，你的孩子也一样。你找了份酒店前台的工作，把女儿送进了你儿时上过的那所寄宿学校。大概是因为模仿对象的缺席，你始终没有学会做一个称职的母亲。
你重新拾起了少女时期玩过的吉他，每天晚上都会拨弄一阵。你写了不少歌，但是从未发表。你想用业余时间在酒店的餐厅里弹唱自己写的歌，酒店老板（他是那一大群姓门塔罗的孩子中的一个）却嫌你的嗓音听起来太老了。
你的十二岁生日到了。从这天起，你的生理年龄即将超过我。我知道每天晚上你都在火车站外人最多的地方摆摊演奏，有一天晚上我也去听了。那天下着大雪，我看到你拼命地拨动琴弦，声嘶力竭地想要更多的人听见你、记住你。说实话，你弹得不算太好。也许十五年的人生实在是太短了，远不足以让人掌握一门精湛的技艺。看来，艺术的衰退在未来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真的犯下了什么罪愆，那便是摧毁了艺术。
白雪穿过街灯昏暗的光线落在你的头上、肩上，你已变得花白的黑发正在飞快地变得越来越白。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你正在飞快地从我面前消失。很快，你将和这片大雪一起消融，我就再也看不见你了。想到这里，我发觉自己的眼睛湿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努力将你看作进化链条上必要的一环，而非与自己血脉相连的女儿。但我失败了。
不过，正是这滴泪水将我们两个联系在了一起。你们并非我们的造物，亦非存在过的证明。你们就是我们，我的孩子。
然后便是现在了。你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也离开我。
我一直旁观着你的人生，就像一个为了完成昆虫观察作业日夜守候在玻璃盒前的小学生。你来自我的身体，我却从未触碰过你。
我推开病房的门，来到了你的病床前。我伸出手，覆盖上你的手背，用指尖阅读你干涸枯槁的皮肤上每一条纵横的沟壑。我将手伸向你的脸颊，暗灰色的皮肤松弛地从所剩无几的肌肉上分离，像熔化的松香一样垂落在我的手指上。有那么一瞬间，我忘记了你我的关系，忘记了人类的未来，也忘记了自己的孤独。我被衰老和死亡的可怕震慑，无暇思考其他。
哦，孩子。别走得那么快，让我再多看看你。
这时，你的眼睛睁开了。这是一双浑浊、晦暗的老人的眼睛，就像两盏即将熄灭的油灯。它们怔怔地对着我所在的方向，我看到自己的形象倒映在你的瞳孔之中，却不能确定它有没有映入你的大脑。阿尔茨海默病正在让你一点一滴地从这个世界溜走。
我们默默无语地对视了十几秒。你的嘴唇突然嚅动了起来。它们缓慢、费力地吐出干涩的呼吸，勉强组成了两个足以辨认的音节：“宝宝……”
我的心猛揪了一下：你把我错认成了你的女儿。
你费劲地抬起手，用手势邀请我靠得更近些。最后，我将脸贴上了你干瘪的胸口。你搂着我，用手掌轻轻地托着我的脑袋，像是在给婴儿喂奶。你晦暗的眼中焕发着慈爱的光芒，气息奄奄地哼唱起了破碎的音节。那是一首摇篮曲。
你紧紧地抱着我，仿佛怀抱着珍宝。你轻轻地摇晃着身体哄我入睡。你的呼吸充满了老人的气味，不可思议的是，我竟然感到非常舒服且安心。我闭上了眼睛，任由自己沉入黑暗。
梦境降临了。我又回到了三年前的那个雪夜，你在街灯之下放声歌唱。目光对上的时刻，你朝我微笑了一下，并没有意识到我是谁。在路人看来，两个年华已逝的女人隔着几米的距离遥遥相望，因为彼此灰白的头发和眼角的皱纹而惺惺相惜。只有我知道，这是一个即将结束的时代在向新王致敬。
我想你的一生一定充满了我无法想象的痛苦。而我，作为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没有资格感到痛苦。我不会对你道歉。我只想祝福你的子孙，希望两千年以后的宇宙中会有他们的身影——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别的某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