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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麦克劳德（1956- ）是英国科幻和奇幻作家，出生于伯明翰附近的索利哈尔。他大学学的法律，之后干了一段时间公务员工作，于1990 年代初转为自由作家，撰写了大量长短篇小说与非小说，曾获得阿瑟·克拉克奖与其他多个奖项。
时间学者按照自己的日程表，手持金属手杖，背着皮革工具袋，穿过时间迷雾来到我们这个小镇。他的到来很快传遍了大街小巷。他很少来访，但人们总是万分期待。大多数小镇居民只要听到“他来了”三个字，就会立刻明白。人们纷纷穿上靴子，套上衣服，冲上街头，攥着自己珍贵的钟表让他修理。但再怎么急切，也得先等他修好塔钟。这个塔钟是小镇居民安排日常生活的依靠。
没记错的话，时间学者第一次到访那天早上，我还是个十一岁零五个月的小男孩。我父亲是小镇的镇长，我们一起住在离主广场不远处的一所老房子里，房屋格局不规整，但还算舒适。我父亲大腹便便，总是紧张不安，留着神经质的小胡子，衣服纽扣从没扣对过。之前几个艰难的季节里，母亲因时间之风去世。从此以后他便搬出他们曾经共用的主卧，每晚在屋里四处踱步，仿佛一个脚步沉重的幽灵，每一步都应着门厅那座落地钟走动的节拍。作为市长，他向来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而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保证塔钟正常运行。
每天早上，他风雨无阻地从家里出发，穿过广场，来到老教堂拱梁旁的高塔下面，打开坑坑洼洼的木门，爬上层层阶梯，给时钟上紧发条。我经常跟着他上去，穿过尘土飞扬的阴暗空间，在低沉、带着回音的“嗒嗒”声中不断向上爬。我并不是对时钟机制多么迷恋，只是在这个高度，我能看到时间迷雾之地以外的风景。
我们所有人想尽了办法，也没能结束这个停留时间过长的盛夏。酸橙树滴下裹满灰尘的汁液，庄稼渐渐枯萎，奶牛不再产奶，时间学者这才在那天早上姗姗来迟。我急急忙忙地跟在父亲后面，见他穿上自己最好的外套，扣错纽扣，戴反镇长肩带，慌里慌张地向主广场奔去。他奋力穿过人群，向时间学者的到来表示正式欢迎。他先是抽动一下胡子，试图笨拙地鞠躬，然后开始一场显然漫无边际的寒暄。
“走时准吗？”时间学者打断他的话，声音像转动的齿轮一样尖锐。
“走时准……？您是指我们的塔钟吗？哎，据我们所知，是走得准的，先生。而且，不得不说，它没有走得不准。虽然没什么办法——”
“我去看看。”
所有人都向后退去，好让时间学者通过。他又高又瘦，一双灰色的眼睛十分敏锐，下巴尖尖的，鼻子很窄，皮肤是青铜色，似乎饱经风霜。他看起来有些疲倦，但态度一丝不苟，连走路都呼应着手杖有规律敲打石板的节奏，背上的工具包也随着身体来回摆动。我从未想过能在这样一个难得的重要日子进入钟楼。我父亲打开门，好让时间学者进去，我趁着一瞬间的混乱，在推推搡搡的胸腹之间迅速溜了进去。
镇上很多大人物无法完成这个任务——随时间学者一路爬上钟楼，登上层层阶梯，穿过挂在长铁链上的钟摆，来到报时的时钟下，站在地板上慢慢拨动内有机械装置的钟面上的指针。但我父亲早已习惯这样做了。时间学者把手杖像古董剑一般插进工具袋里，继续往上爬。有几只鸽子在一旁咕咕叫，我站在鸽子的阴影下，看父亲摆弄他扣错位的纽扣，鼻子大声喷着气。随后，时间学者便开始工作了。
他先把手杖放在一旁，解开工具带，然后摆出一系列工具，在沉重的卷线轴、大大小小的轮子和齿轮前跪下来。这些齿轮转得或快或慢，又或是急速来回转动——我当时还不知道正确的钟表术语。我注意到他的双手就像塔钟嗒嗒的节奏一般忙碌着。与其说是在维修什么东西，更像是一种治愈的舞蹈。虽说伴奏的是父亲没完没了、带着同样有节奏的嘈杂呼吸声，旁观这个过程一开始挺有趣的。然而，维修工作似乎永远都不会停下，我承认我开始感到无聊了。我被困在塔里，百无聊赖，于是便像往常一样，爬到一扇狭窄的窗前，放眼向外望去。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我们的小镇，它整齐地分布在我脚下。这样的小镇景色只有我和鸟儿见过。我还看见红色的瓦片，静止的风向标，阴暗的街道，点缀着绿油油的酸橙树的临时广场，小镇垃圾场，还有仓库和车间。然后是一排排整整齐齐的田野、葡萄园和果园，像玩具一样小的绵羊和奶牛，农舍里摇摇欲坠的棚屋和谷仓，还有四处延伸、尘土飞扬的小路，无论拐多少个弯儿，总能回到原处。但在更远的地方……
在最后一道树篱和一小片废弃的农田以外，我看到一片荒芜之地。小镇居民曾被警告永远不要靠近这里，更不要说穿越它。但在这里，透过时间迷雾往下看，我觉得我可以依稀看到远方的什么东西——有一瞬间，我确信那里有像我们这里一样整齐的田野。紧接着，我看到山丘、洒满阳光的草地、茂密的森林和饱受蹂躏的黑暗之地。就连比这更远的地方——其间的距离远到令人震惊——依旧有着灯光闪烁，一座座更高、更华丽的钟楼和塔顶在那里发出信号般的光芒。我敢肯定那儿也有雪山，还有传说中的咸水湖，也就是海洋，还有小镇居民所不知道的其他处所和地方。
突然，一声不祥的噪音把我从沉思中惊醒，那是每小时敲响一次的钟声。我发现时间学者并没有在检修时钟，而是绕着它走来走去，从不同角度研究，仿佛艺术家在研究一幅画，或是陶匠研究一只陶罐。我父亲把这当成时间学者给的暗示，好让他这可怜人有机会多聊上一些事情——而我满脑子依旧是单调小镇之外地方的景色，这些事情在我眼里一点也不重要。更令人恼火的是，时间学者竟然屈尊加入了父亲那毫无意义、颠三倒四的闲聊。他的工具包依旧敞开，工具都整齐地摆放在旁边，他在这里的工作大概已经完成了。
这些工具在布满灰尘的木地板上闪闪发光。我认出许多东西——锉刀、螺丝刀、钳子，等等。我甚至认出了一小罐油。但有些东西我认不出来，比如几个连着尖头和小棍子的小盒子，还有用钢铁和玻璃做的小型嵌套。其中有一两个东西甚至还可以发光。我好奇地端详着它们，回想我在时间迷雾中瞥见的那些遥不可及的闪光，想知道它们是否有某种联系。趁着他这会儿注意力分散，我甚至想悄悄把其中一个珍宝装进口袋，当作小小的纪念品。但是我没有勇气。毕竟，他一定会注意到的，因为他是一个如此有序、严谨的人。
不过，随后，我看到他打开的工具袋里露出一本折角的书，这本书看起来很旧，颜色发黄，就算丢了也不大可能被发现。我蹑手蹑脚地走上前，还没来得及细想，它已经被我装进了口袋。没过多久，父亲总算不再喋喋不休，时间学者也把工具放回工具包，我们便顺着层层台阶往下走回了广场。广场上，一群攥着钟表的镇民焦急地等待着。
我看到酸橙树下放着一把椅子和一张木桌。人们排着队，等着时间学者用灵巧的双手修理他们的钟表。一个大胆刺激的念头渐渐在我脑海里出现，甚至让我把那本塞进口袋的折角书都给忘了个一干二净。为了不被发现，我躲在后面，跟在他身后，看着他为镇上的大人物挨家挨户维修更大的钟表，比如我家门厅的落地钟。然后，像往常一样，或者说似乎如往常一样，他的工作告一段落，是离开的时候了。
时间学者的离开远不如他的到来那么惹人注意。显然，一旦他把我们的生活和时间恢复到正常节奏，大多数小镇居民并不关心他要去哪里，或者要去做什么。我想，他会马不停蹄地离开这里，免得我父亲再拉着他讲个没完没了。他唯一的同伴是几个年纪很小的孩子，傍晚的时候他们跟着他一道朝小镇外走，大概是没啥别的事好干吧。但我不一样。
这帮孩子傻乎乎的，推推搡搡、咯咯笑着，一路蹦蹦跳跳。很快，他们开始感到厌倦，又或是累了、饿了，被其他东西分了心，于是转头回去了。我却一直静静地、远远地跟着他。我们经过镇上高高的房屋和栏杆围成的广场，穿过几个市场、磨坊和铸造厂，然后路过仓库和其他类似的腹地，一直走到外面的田野里。时间学者还是一如往常地飞快走着，一路经过漫长炎夏弄得灰尘遍布的山脊小径，走在低石墙和漫无边际的树篱之间，穿过几个狗吠鹅叫的农庄，一直走到前方地平线的景像变得隐隐约约、朦朦胧胧。不过，他肯定——我猜，倘若有任何人知道方向的话——知道要怎么穿过地平线。
天色阴沉下来，道路消失不见，田野也淡出了视线，剩下的只有尖尖的荆棘丛，厚密到令人窒息的常春藤和刺得人生疼的刺荨麻。我的方向感开始变得模糊。只要我跟着前面那个闪闪发光的身影，我就能继续走，我这样告诉自己。但我变得越来越恐惧。风刮了起来，一股更为冰冷的气流对着我被刮伤、刺痛的皮肤又抓又挠。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我不知道，我的决心也落了空。我转过身，跌跌撞撞地从若隐若现的时间迷雾中折返。我跑啊跑，一直跑到熟悉的田野上，然后踉踉跄跄、气喘吁吁地走完回家的路，浑身疼痛不已。
第二天早晨，天空乌云密布。中午时分下起了雨。夜幕降临时，空气中已有明显的寒意。过不了多久，尚未收成的庄稼也会开始慢慢成熟，虽然赚不了几个钱，好歹也是一笔收入。再过不久，酸橙树就会开始落叶，镇上的每一位居民都在为恢复规律的时间而欢欣。只有我没有。
后来，我终于想起从时间学者的工具包里偷来的那本让我失望透顶的书。我一度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了解他究竟是谁——或者，能找到一张地图或指南，指引我们穿越时间迷雾，那更好不过。但它不过是一本非常古老、枯燥的技术性手册，只介绍各种类型的钟表检修、保养和修理，让人十分恼火。
还有其他许多让我恼火的事情——尤其是我那笨手笨脚的父亲，连自己的纽扣都扣不好，怎么管得好小镇？还有我们这些上学的孩子，总有人要求我们完成大量毫无意义的重复性任务。毕竟，我看得比这里远得多，我也相信我能看得更远。我为什么要没完没了、一遍又一遍地绘制我们镇上的街道地图？为什么要记住每一次庄稼收成的重量？为什么要计算每小时的秒数？为什么要抄写早已不复存在的日历？
放学回家后，我经常上楼去我母亲的旧卧室。通常，我父亲不会花时间处理任何时间风化造成的破坏——起泡的油漆墙，扭曲不平的天花板，颜色如白骨的褪色家具，还有那张黑得几乎认不出来的床。但这些物件正符合我的心境。我还记得她第一次面露痛苦的时候，我是多么的愤怒：她那么敏捷、活泼、漂亮、聪明，可为什么现在需要用拐杖才能走路？为什么她变得这么驼背？病情恶化之后，她不得不乖乖躺在床上，尽管我很不愿意看到她变成这个样子，却还是常常上楼看望她。她已经几乎认不出我，目光涣散无神，紧握我的双手粗糙而干燥，就像树枝一样。有时，我希望她不要说话，但她还是会发出沙哑尖锐、颤颤巍巍的声音，就像一片喋喋不休的枯叶。她讲述着时光之箭笔直飞逝的年代，在当时的我看来，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她还讲述了其他不可思议、令人叹为观止的事情。像是比房子还大，或比蚂蚁还小的机器。有些能遥望苍穹，甚至还能从中瞥见过去。有些能深入观察万物的结构，从中窥见现实的脉络；还能强行拆开这脉络，让人们一探另一端的究竟。她低声告诉我，正是通过其中一条脉络裂缝，一个纯粹的虚无之洞因此扩大，万物的结构因而扭曲，时间之风从中吹了出来。窗帘开始搅动，仿佛这些话唤醒了它们，让我更觉得糟糕透了。剥落的墙纸噼啪作响，天花板像一口上翻的井，正在渐渐远离。她的指甲开始沾染上自己的鲜血。我不再上去看望她了。没过多久，整栋房子都被她的尖叫声笼罩，直到一天早晨，屋子里突然沉寂下来，彻底解脱。她仅有的一点物品被埋葬在最远处的田野里，我和父亲假装重新回到了往常有序的生活。
然而，过去是回不来的。如今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逃离。我最初设想的计划很简单：沿着这个小镇再熟悉不过的街道出发，穿过田野，直到进入远处微光闪烁的荒野，直到时间迷雾将我整个吞没。不可否认的是，很快就会有人发现我的失踪，尤其是我常常跟随父亲去钟楼、每天都要上下学。所以我必须在晚上，沿着比较安静的背街小巷离开，以免被爱管闲事的人注意到，同时也要避开各个农场的狗吠鹅叫。还有一个问题在于，我父亲总是不眠不休地在屋里踱步，但他的习惯非常固定，有迹可循。他每晚的踱步都很好预测，听到熟悉的咯吱声和来来回回的脚步声，我很快就能猜到他的去向。
那么，就这样决定了。我的命运已定。在那个春天的夜晚，我甚至没有感到一丝害怕。我终于从床上爬起来，轻轻地穿过房间，踏着落地钟的节拍和父亲重重的脚步声，穿上外套和靴子，打开前门上了油的门闩，沿着最黑暗、最安静的后街向外走去。要说我有什么害怕的，可能就是怕我的计划会落空吧。
不过，一切都很顺利。平淡的夜色里，我一路沿着泥泞的小道朝远处奇怪的漩涡走去，再一次重走时间学者离开小镇的路线。一阵微风开始在我四周搅动，起初很暖和，除了泥浆、粪肥和草甸的气味，什么味道都没有。随后，风变得越来越冷，刮得越来越大，仿佛要钻入我的头骨和骨髓。小路消失了，前面的路变得坑坑洼洼，崎岖不平。但我早已做好准备，穿着我最厚实的衣服，在张牙舞爪的植物中一脚浅一脚深地前行。即使我头顶的星辰开始闪烁不定，逐渐失去光亮，我也没有回头。
等我停下来回头望，我眼前只能看到一片微光闪烁、扭曲的天幕。而在我前方……前方是整齐的田野和沉睡的屋顶，一切都定格在春天柔和的黑暗中。我看到这个小镇有一座钟楼，和我们小镇的钟楼很像。通往钟楼的小路两旁，是鹅叫狗吠的农家院子，我感到出奇的熟悉。然后是同样的街道，同样的广场，同样的建筑；然后是格局同样不规整的房子，前门的门闩上了油。我在上楼时轻松避开仍在来回踱步的父亲，爬回了仍然温暖的被窝。
春天毫无悬念地离开了。可怕而单调的变换中，小镇迎来夏天。每个人都在谈论，说自从时间学者上次来访以来，季节变得多么固定而规律。但在那之后，他便离开了这个监狱，像我放学回家一样轻松地离开了这里。对我来说，这种日复一日的乏味生活是一件难以忍受的苦差事。
唉，我多么憎恨自己当初的怯懦！漫长夏季结束的那一天，我选择了回头，没有继续跟随他。我一遍又一遍重温那一刻，诅咒着愚蠢到可怕的自己和不出一点差错的钟楼。钟楼一天不出问题，他就一天不会回来，也许在我乏味的余生中都不会回来。一天早上，我试着在吃早餐时假装对小镇的事情突然很感兴趣，向父亲询问这位时间学者的个人习惯。毕竟他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日程决定行程的。他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不来呢？父亲抽动着他的小胡子，若有所思在他沾上一坨蛋黄的衬衫上胡乱抹了一把。衬衫的纽扣又扣错了。显然，这问题问得十分狡猾，无论将来怎样，都表明我具有成为小镇未来市长候选人的巨大潜力。在他的理解中，这个问题的答案为：时间学者来访是因为他知道有人需要他。虽然他没办法解释时间学者究竟是怎么知道的。
过了一会儿，我满怀心事，晕乎乎地跟着父亲爬上钟楼的梯子。站在那里，我不再眺望远处的景色，而是凝视那个不停晃来晃去的钟摆，思考我能做些什么，好让时间学者按照我的需求而不是他的日程到来。
关键当然在于那本无趣的书，一直都是。于是，我开始研究那皱巴巴的书页和书里污迹斑斑的图表。毕竟，钟表只不过另一种机器，就像是犁或者手推车，只是更复杂一点。其中的结构可以被测量、测试、调整和修复——也可以损坏。我没法假装它很有意思，但它让我有了希望和目标。这就足够了。
令我感触最深的是，所有的时钟本质上都很脆弱。它们就像时间本身一样，一刻不停、昼夜不息地运转。但和时间不同的是，时钟很容易被扰乱。链条、齿轮、杠杆、钟摆、链齿轮、轮子、刷子、飞轮、传动轮、表盘和小齿轮，还有擒纵装置，它们让每个齿轮都精准咬合，并精确平衡和校准每分每秒。在我父亲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地给时钟上发条时，我总是在塔里研究这个机械装置。我现在知道它的学名是塔钟，还知道想要控制它走时的快慢，只需要一点点时间就能做到。
但我已经想得很清楚，这还远远不够。稍微拧紧或拧松某个零件，肯定会让它的结构遭受影响，但是，被时钟支配着日常生活的我们，甚至包括时间学者，又怎样才能知道时钟遭受了影响呢？我要做的事情，必须比这更深刻、更有破坏性才行。而且，奇怪的是，随着我花更多的时间思考和沉思，我不再像以前那么急于求成。毕竟，我在这个单调的小镇上剩下的时间现在由我自己支配。
就像爱护自己名声的工匠，我决定先做一些练习。还有比我家门厅的落地钟更适合用来练手的时钟吗？当然，在很多方面，它的装置和塔钟并不相同。它有报时锤、钟摆和收集托盘，但这也是挑战的一部分。我寻到一把螺丝刀和小钢锉，假装肚子疼，早早离开学校，蹲在落地钟前，打开它的斜面玻璃，开始工作。我当时只在给擒纵装置提供动力的中心齿轮上刮掉一些黄铜，这样一来，部分指针就会比其他指针跑得更快。我这么干了之后，落地钟发出一阵短暂地尖叫，然后颤抖了几秒，就像在忍受痛苦。于是我涂了一点油。
在很多方面，这种影响远没有我预期的那么微妙，我将主要原因归咎于父亲习惯性的夜间踱步。乍一听，落地钟与他步伐相匹配的节奏似乎一样，但他沿着走廊踱步、上下楼梯的节奏，如今演变成一连串趔趄、绊倒的声音和无声的诅咒。他撞上花瓶，被椅子绊倒，头撞在门梁上，摔倒在地上。但这不只是他的问题。毫无疑问，这栋房子本身就让人感觉不那么固定，不那么稳定——甚至不再是以前那个幸福快乐的家。在我母亲卧室这片时间荒漠里，事情也开始发生变化、慢慢瓦解。家具变成了烦人的形状，色彩柔和的装饰品又变回过去的样子，看起来十分滑稽。我把门打开了几英寸，一看到如此场景，又用力把门关上，将门牢牢锁上。有时，我仍然能听到软塌塌、拖着脚的踱步声，仿佛是对父亲踱步声的回应。还有远处——但还不够远——的尖叫声。
父亲看起来有点心不在焉，心烦意乱。他衣衫不整，胡子疯狂地抽动着。日子乱了套，我的生活也很艰难。不过，意料之外的是，它们也提供了一个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机会。一个春末的早晨，早餐桌上一只半生不熟的新生小鸡想要啄破它的溏心蛋蛋壳。桌旁的我请求父亲今天让我自己去钟楼给塔钟上发条，因为他看起来太累了，而我已经很清楚该做什么了。他揉了揉眼睛，欣然同意。
站在钟楼尘土飞扬的高处，我仔细研究着塔钟旋转和倒扣的机械装置。在我眼里，它更像是对手，而非钟表学家的艺术典范。毕竟，正是因为它如此规律，时间学者才迟迟不来。没有他在时间迷雾中给我指明道路，我怎么逃离这个地方？答案当然取决于我现在不得不做的事。不过，我先给摆锤上紧了发条——我不想让时间完全停止——然后，在上紧发条后，我拿出锉刀和螺丝刀，开始工作。
我所做的一切也许带有一丝复仇的情绪，但很难说清我想要报复的究竟是哪种轻慢或者错误。我要报复的不仅仅是父亲总是扣错的纽扣和愚蠢的胡子，也不仅仅是学校里毫无意义的活动，或是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苦差事，抑或是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局限性。当然，发生在我母亲身上的悲剧确实已经发生，但这不是任何人的错，而是时间本身的错……虽然听起来很荒谬，但我现在认为，我真正想要伤害的东西正是时间本身。而这个塔钟是时间的象征，是它的推动力，是它跳动的心脏。
如果世界上有反时间学者的话，那就是那天早上的我自己。我对着指针刮了又刮，调来调去，又推又掰，又推又拉。但这该死的东西一直在转动，不停嗒嗒作响——毕竟它是一个强大的、巨大的装置——我对它的破坏超出了我所有的计划范围。我周围都是金属屑、丢弃的摆锤和掉落的螺栓，但我仍在继续工作，丝毫没有感知到时间已经出了问题。我仅剩的理性思维认为，这绝对是有意义的。毕竟，这台该死的机器推动着城镇这个更大的结构，而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小齿轮罢了。
随后，我将证据清理干净，然后离开钟楼，穿过主广场，往学校走去。
刚开始，公鸡偶尔还会在早上打鸣，然后变成在离日出还隔着老远的时候打鸣，最后便是整晚都在打鸣。小镇的狗开始狂吠，它们可能感觉到了变化。等到中午时分，黎明合唱变得愈发强烈，星星在天空旋转，就像漂流的雪。这一切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议论，他们更加规律地按照主广场钟楼里令人安心的钟声给时钟上发条。田间的奶牛在半夜哞哞叫着要挤奶；光天化日之下，老鼠却在街上到处乱窜。镇上的每一个人也可以本能地感觉到这种混乱：或是整夜辗转难眠，或是因为突如其来的饥饿感和口渴感。
我父亲有点不知所措。他知道事情不太对劲，认为自己在履职期间可能不经意地背叛了乡亲们。不过，没错，他依然不遗余力、持续不断地给钟楼上着发条，又毫不意外地组织了一场冗长而喧闹的公开会议。作为他的儿子和长期证人，这一点我可以作证。
在过去，时间总是稍纵即逝，尴尬、恼人的事情时有发生——水果突然成熟或腐烂，奶酪重新变成牛奶。这一切如今再次发生，而且变得更糟：一片片田野满是即将成熟的谷物，冬天来临时，我们都要靠这些谷物维持生计，但现在它们却缩回了一株株嫩芽，然后在一场突如其来的严寒中枯死。就连我们在学校精心保管和抄写的书籍也没能幸免。书页上的文字要么变得灰暗，然后溶解，要么变成了奇怪的符号或是淫秽的打油诗。书的装订也散架了。这些在过去可能挺有意思，现在却一点也不有趣。
尽管早晨不再像是早晨，每天我依然会和父亲一起穿过影影绰绰的主广场来到钟楼，爬上梯子，眺望远处的景色，看时间之风在急速的气流中疯狂翻腾。这座塔似乎也在摇摆、倾斜。我凝视着塔钟的机械装置，听它在沙砾般的摩擦中喘息，等待下一响钟声，就像在等待垂死之人的最后一口气。然后，每天下午，在学校经历所有不确定性事件之后，我会回到家里。家里的地板因为爬进太多青蛙，变得臭气熏天，又滑又腻。坐拥美景的窗户变了形，门框也再也装不下大门，吵耳的气流吹得它嘎吱作响。
每每在已经过去的现在
，我和父亲坐在桌旁，准备吃一顿既可能随时变生、又可能融化成蛆的饭菜时，总能听到楼梯传来痛苦而缓慢的咚、咚、咚的下楼声。等我们鼓起勇气抬头看时，楼梯已经变得又宽又高，顶部消失在昏暗模糊的远处。不管朝我们走来的是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不大可能是我的母亲——它从来没有在视线里出现过。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件大好事。事实上，现在那个落地钟的机械装置已经开始嗡嗡作响，那永无止境的咚咚声就是我们所能听到的唯一有规律的声音。
这是一场全时时间风暴，房屋接二连三地整栋倒塌，炎热晴朗的天空瞬间下起倾盆大雨。在无法计数的日子里，我们失去了自己，也失去了彼此。时间学者哪儿去了？为什么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没有来呢？他现在肯定就要来了。或者是现在？又或者现在？但一个个“现在”步履蹒跚地在我们身边交错而过，或是向后滑过，或是像我们的钟面一样融化。似乎一切已经太晚了。
在一个月光皎洁、不知究竟哪个季节的炎热早晨，他终于来了。突然之间，一切又恢复到从前的样子：狗喘着粗气，公鸡打鸣，新鲜的花粉随着落叶飘落，蒙蒙细雨似的雪花洒落在灰暗而空旷的田野上。孩子们叫喊着跑去，我冲过去加入他们，因为——没错，是的，他在这里，他来了。我父亲跌跌撞撞地奔向主广场，迎接时间学者。他的衬衫扣错了纽扣，歪歪扭扭，一如往常。
“我们……”他气喘吁吁地说着，阴影在我们四周时现时隐，“非常，非常欢迎您。说真的，无意冒犯，但您能早点到就更好了。”
“我在能来的时候才会来。”时间学者轻快地敲了敲他的金属手杖，回答道。然后，他的目光——明晰却又带着些迷惘的目光——像一阵凛冽的寒风，扫过镇上每一位居民，最后落在我身上。
“你，小伙子，”他指了指，“陪我上塔。”
“可是……可是，”父亲抗议道，“他只是个孩子！跟和你一起上去的人应该是我。毕竟，我是这个小镇的镇长，不管发生什么，都是我的责任。”
但是时间学者摇了摇头，而我当然无法拒绝。毕竟，这不正合我意吗——时间学者从哪里来的就会回哪里去，这样我就可以跟着他逃离这里了！
通过层层阶梯，我们在塔内越爬越高，一切和从前几乎一模一样。但是尘土飞扬的黑暗中响起窃窃私语，而这种持续的嗒嗒声并不规律。它时响时停，一会儿像我激动的心跳那么近，一会儿又像旋转的星星那么远，楼层和楼梯似乎在不断膨胀和收缩。一眨眼工夫，时间学者就消失在我眼前——不，有两位时间学者，然后是三位，然后又只有一位——但我知道，我必须跟在他后面继续爬。
一只脚，然后另一只脚。一声、一声的钟响。一只手抓着上面，另一只手抓着下面。我努力数向上走的每一个台阶，就像以前在学校里数单调乏味的小时、天数和秒数一样。但我已经失去对数字的感知。塔身像开瓶器一样扭曲着，我感到很冷。尽管我前后都是没有尽头的墙壁、楼梯和楼层，我仍在坚持，在继续往上爬。钟摆吊在铁链上夸张地摆动着。很快，我开始分不清上下，搞不清时间，分不清左右。身边只有这无边无际的高塔和倾泻而下、不断翻涌的空洞的风。
我正在穿越一场时间风暴。尽管寒风刺骨，我还是汗水淋漓，浑身颤抖，肌肉酸痛，感到万分疲倦。我完全不知道身在何处，身处何时。随后，我瞥见一个熟悉的东西，似乎在离我很远的下方而非上方，我开始大笑起来。不知怎的，我爬到了塔的一个未知的高度，这个高度远远超出了塔钟的结构、表盘和钟身。显然，这意味着我还得自己爬回去。我换了换抓着台阶的手，调整脚步，准备爬下这漫长的阶梯，突然感觉身上有什么东西突然滑脱了——我用力伸手想去抓那滑脱的东西，结果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我想我一定失去了知觉。也许我已经死掉了——被时间之风吹得灰飞烟灭。但我的某些部分仍然存在，它梦见我掉进一个遍布时钟的荒野里。时钟的种类有很多，有怀表、骨骼钟、旅行钟和半猎表，还有一些奇形怪状、十分精巧的东西，看起来根本不像是钟表，堆在闪闪发光的山丘和沙丘上。有些钟表可能曾经由弹簧或摆锤、或水滴、或蜡烛火焰、或夏季风暴的火花驱动，有些黄铜表盘可以从阳光中偷走太阳的阴影。有些钟表可以通过水晶记录光的闪烁，或者记录人体的脉搏，还有一些钟表可以测量所有存在的年龄，或者测量虚无。这些时钟的种类无穷无尽，在广阔的无垠沙漠中，从一个地平线一直延伸到另一个地平线，绵延不绝。除了风声，这片沙漠寂静而永恒，因为这些钟表没有一个在运转。
然后我醒了过来。我不知道我变成了什么，只发现自己躺在一片荒芜原野的尽头边缘，浑身抓伤，疼痛难忍。我站起来，迈开步子往前走——我头晕目眩到了极点，可除了前进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不久，我听到了狗吠、牛叫和鹅叫声。有那么几个美妙的瞬间，我以为自己回到了小镇，心里充满希望。这时，一名农场工人开着一台轰鸣的奇怪机器过来了。他注意到我，便隔着犁沟对我大喊大叫。几个小孩尖叫着跑过来，朝我扔起了石头，仿佛我是什么野蛮入侵者似的。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发现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因为我也认不出自己了。
我更高了，或者说离地面更远了。我的手指就像蜘蛛一样，皮肤棕如青铜。我身上的衣服变得不同寻常，有工具包沉甸甸地压在胸口和背后；我甚至没意识到自己正撑着一根金属手杖。甚至连我的音色和口音，在我试着和聚集在我周围的人讲道理时，也变得如此陌生，就像镇民对我感到陌生一样。我突然觉得自己非常苍老。
他们一边冲着我大喊大叫、冷嘲热讽，一边推推搡搡。这些窥视着我的面孔，没有一张是我熟悉的。我像一袋土豆，被拖曳着穿过那座小镇的大街。街道上随处可见移动的玻璃金属机器，显然都并非钟表。我不太清楚这些机器是用来做什么的。然而，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并不算完全陌生。某种程度而言，这反而古怪到了极点。尽管各处细节都有所变化，但酸橙树散发的尘土气息和主广场上的教堂和钟塔，都让我感到无比熟悉。只是教堂的扶壁更为精致，钟楼的外壁是抛光的灰砖，而不是粗糙的棕石。一个人走过来问我来这儿有何贵干。他显然是镇长，但他没有胡子，衣服也扣得整整齐齐。还有其他熟悉的东西。像是那种疲惫不堪、焦躁不安的感觉，狗和下水道的气味，酸橙树下变幻莫测的阴影，疯狂打鸣的公鸡。
这些镇民究竟明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只会一些手语和简单的短语，很难把自己的意思完全说清楚。但没错，是的，在经过一番指点和催促之后，他们同意了。他们确实感觉到塔钟走时不太正常，但又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似乎没有听说过一个叫“时间学者”的人。如果在他们所谓的虚无空间以外真的存在这样一个人，那他肯定不会来这个他们精心维护的小小天堂。
当然，经过一番费劲的劝说，他们终于认识到，虽然我的到来略显奇怪和唐突，但也可能会起到一些积极作用。于是，他们打算让我上到他们的钟楼，亲手检查他们钟楼上的塔钟。当然，他们也坚持必须有人陪同。不过，除了习惯于每天早晨爬这些阶梯的镇长，其他人很快就上气不接下气了。我发现，在攀爬过程中，这个黄铜和钢铁铸成的物件，外加那如影随形的嗒嗒声，都带给我一种奇怪的安慰。这个装置很是整洁和光滑，部分结构相当复杂，可另一部分的结构却又比被我折磨和损坏的塔钟更为简单。不过，总的来说，它们的工作原理大体相同，只需要在某些地方稍加调整与修理即可。虽然我已经迷失，但这却带给我一种问候老友的感觉。
总的来说，我认为这个时钟运行得还不错，只有一两个小问题需要解决——螺母歪了，有少量灰尘，还有一个稍微错位的齿轮。我惊喜地发现，我的工具包里有我所需要的全部工具，并且我很快就能把问题处理好——这里紧一下，那里松一下，稍微调整一下平衡，用抹布擦一擦，再滴几滴油。钟声每敲响一次，我都能感受到那种使命感与凝聚感变得更加清晰一些。听到市长感谢我时如释重负的声音，以及塔下广场传来的镇民欢呼声，我感到很满足。
他们想让我和他们一起在那个镇上生活，但我拒绝了。我知道我对他们没有其他用处，他们很快就会开始问一些我无法回答的问题，然后怀疑他们精心安排的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并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我。于是，我在傍晚时分离开。起初有市长和一些市政要员陪同，然后只有几个咯咯笑着、蹦蹦跳跳的孩子，最后我就完全孤单了。
旅途中去过的许许多多小镇，我不确定自己是否都还记得，也不知道如果我全都记得的话，究竟是好是坏。但我知道的是，每个小镇都不太一样，但在某些方面又都是一样的。有的时候，我抵达某个小镇，人们要么正盼望我的到来，要么惋惜我出现太晚。有的时候，我不被任何人需要，被当作好奇的疯子，或者是被咒骂、被扔石块的危险贱民。总有一天，我会撑不下去的。有的时候，小镇的居民能认出我，他们还记得我；可我自己却很少能认出自己，记得自己。有的时候，我抵达某处小镇，却发现来得太迟了。有时，我既不在任何地方，也不在任何时间里，而是再一次出现在那疯狂扭曲的塔钟里，再一次跌入时间之风——也可能不是再一次，而是第一次——然后从时钟荒野的梦中痛苦醒来，模样再度改变，对我是谁、是什么一无所知。
我去过一些小镇，那里的时钟笨重而原始，坦白地说，那里的居民也很原始。还有一些小镇的钟表基本由光与能量组成，而时间不知何故会直接从天空倾泻下来。我曾与人一样的机器交谈，也曾与机器一样的人交谈。我去过一些用活人祭拜钟楼的地方，还有一些地方的居民直接将钟楼夷为平地。我想，我的金属手杖应该就是在这些废墟里找到的。我不太确定，但手杖看起来就像某个小镇时钟表盘上的分针。不过，我还没见过任何一本关于普通钟表的维修和保养的书，可能是我把它弄丢了，或者被某个心怀不轨的小子偷走了，或者我忘了它现在就在我身上。我的记忆早已不如当初的预期，也不如从前，不如它应有的样子了。
不过，有一个小镇我倒是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真的可以认出每一个细节：每一栋房子、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田野都和我记忆中的排列方式一模一样，所有欢迎我的人的面孔都是那么熟悉。但我很高兴地发现，镇长的妻子还活着，而且他们是一对幸福的夫妻。尽管如此，我在他们富丽堂皇的宅邸门厅处检修落地钟表盘时，镇长平静地坦言道，他们俩从来没有过孩子，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我想，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小孩梦想着能穿越时空，而我会强迫他跟着我爬上某个小镇钟楼的梯子。或许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只是它在我身后如此遥远，记忆已经消散。我希望我可以告诉他，没有什么比每天早上醒来，知道今天过得可能和昨天差不多、明天也没什么区别更珍贵的事了。但无论如何，我永远都无法告诉他。我能做的就是顺着时间学者这个诅咒和完全属于自己的日程，继续在时间之风里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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