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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难熬的晚上。克雷默一家的新成员——小埃米莉一直哭闹着不睡觉，而她的爸爸托尼第二天上班要接待重要客户，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有个好状态。所以，只要小埃米莉一哭，托尼就翻过身，拿枕头盖住自己的头屏蔽哭声，同时指挥妻子乔迪赶快起来安抚小埃米莉。
乔迪很快就不乐意了——凭什么只靠她夜里起来照顾孩子？她觉得自己应该和托尼轮流起身，安抚小埃米莉。毕竟，这不是她一个人的女儿！除此之外，乔迪自己也忙了一天，当然也需要好好睡一觉。
小埃米莉第三次哭闹的时候，乔迪戳戳丈夫，想把他叫醒去哄孩子。可托尼就是不醒。乔迪只能上脚，结果一下子把丈夫从床上踹了下去。托尼清醒过来，意识到刚才发生了什么，不禁勃然大怒。
“你有病吗！”他怒吼。
“对不起啊，”乔迪向丈夫解释，“但我刚才叫不醒你嘛，现在该轮到你哄孩子了。”
乔迪和托尼都知道，双方的矛盾在于“夜里该由谁带孩子”这件事，同时他们也都有各自认为公平的解决方案。乔迪的提议是平等分担责任，托尼带一次，自己带一次，这样轮着来。乔迪也能接受两个人每几天轮流休息一次，甚至是每个月轮流休息几周，总之，只要平等就行。
但托尼觉得自己的工作特别需要保持良好的状态，所以他夜里必须睡个整觉。而乔迪的工作不像自己的那样时刻需要保持最佳状态，所以托尼认为，乔迪就算夜里多醒几次，问题也不大。
这已经不是乔迪和托尼第一次纠结晚上到底该由谁来哄孩子了。事实上，在第一个孩子罗比出生后不久，这一问题就已经浮出水面，可他们从来没有解决过这方面的分歧。如今第二个孩子降生，他们又重新面对原来那个问题了。
正如我在前言中所讲的，夫妻矛盾在所难免。我和妻子乔伊丝在婚姻中每天也要面对许多矛盾，但因为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用正确的方式化解矛盾，婚姻才得以历久弥坚。
每一次争吵，其实都是让爱意加深的机会。
如果我们像乔迪和托尼一样陷入冲突模式、无法解决问题，又会如何呢？估计用不了多久，我俩就无法忍受待在彼此身边了。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丈夫一方在婚姻冲突的解决中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优势。他们只需做出决定，妻子就要恭恭敬敬地服从。过去的大多数文化与宗教都鼓励夫妻双方这么做，也就是所谓的“夫唱妇随”。彼时婚姻常常被视为宗教和政治秩序的缩影，地位较高的人通常对地位较低的人有支配权，在家庭中就体现为丈夫对妻子、孩子、仆从和奴隶的支配权。那时，男性主宰着世界。
就美国而言，自美国革命开始，这一传统便被颠覆了。《独立宣言》指出，人人享有平等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当然，在实践中，这些权利并没能在一夜之间被赋予每个人。历经近百年，当年的奴隶们才最终获得自由、得到了公民身份，非裔美国男性才获得了选举权。这之后又过了50多年，女性才终于获得了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的权利。
当今，在美国和其他大多数民主文化中，人们都认为女性应该享有与男性相同的基本权利。而在婚姻中，这种转变就意味着女性可以与丈夫平起平坐、成为与之平等的伴侣。人们不再认为丈夫对妻子拥有支配和控制的权利。
与此同时，人们也不再认为婚姻是一辈子的事了。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离婚率一直不超过10%，但到了1980年，离婚率飙升至50%以上。如今，这个数字稳定在45%左右，但结婚率却逐年稳步下降。
症结何在？当今的婚姻要求夫妻双方共同努力，而非一方掌控另一方，这难道不是会使夫妻双方变得更加幸福吗？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但问题在于，男性、女性在生活中对种种事物的看法并不总是一致的，文化层面的平等转变并不能使他们拥有共同面对问题、做出决策的能力。
如果生活在100年前，不管是对乔伊丝还是对我而言，婚姻中很多方面的决策都不会像今天这么复杂。只要我俩发生冲突，她就要理所当然地服从我。我若是个体贴的好丈夫，可能也会听听她的意见。但无论如何，她最终都得接受我的决定。
在我和乔伊丝结婚的年代，新娘在誓言中做出“爱、尊重和服从丈夫，直至死亡将我们分离”的承诺仍然很常见，乔伊丝也曾忠实地背诵这一段。当然，我也和当时的大多数男人一样，并没有向对方做出对等的承诺，而只是承诺会“爱她、珍惜她”。
尽管双方誓言中的措辞有所不同，但我和乔伊丝都明白，我们是平等的伙伴，是携手共进的伴侣。乔伊丝不会毫无原则地服从我，我也不希望她那样做。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珍惜，因此我们做事互相商量，遇事共同决策，尽量保证双方都满意。
我们依托于共同的努力而不是控制的方式来维持婚姻，我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其实与几千年来大多数婚姻的运作方式截然不同。可是，双方共同决策、达成共识，这太不容易了，比乔伊丝简单地服从我、依我命令行事难多了。
作为一名婚姻家庭咨询师，经验告诉我，在当今的婚姻中，谈判是夫妻双方必不可少的技能。这种技能学起来并不简单。我并不是说人们不懂得如何谈判。实际上，我给许多夫妻做过咨询，他们中的一些人其实自身也是谈判专家，只不过这些人拥有的谈判能力局限在婚姻之外的领域。一旦要跟伴侣谈判，他们就会把“以达成共识作为要义”的谈判艺术抛诸脑后。
我们掌握的谈判知识与婚姻中需要的谈判方式脱节了，这种脱节很可能与人类历史上父权制社会遗留的观念和本能有关。尽管我们生活在男女平等的社会文化中，但许多丈夫在处理冲突时仍然倾向于让妻子“服从”，而很多妻子因为意识到了平等的力量，试图反过来以此控制丈夫。
在冲突无法轻易得到解决时，夫妻双方往往都会想要强迫对方服从。强迫不起作用时，他们就会独自行动，单方面做出决策。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夫妻双方都不想成为对方的提线木偶，不希望对方做决定时无视自己的利益和感受。解决冲突没有捷径，就像乔迪和托尼的育儿问题一样，当悬而未决的矛盾越积越多时，终究会压垮一对夫妻。
毫无疑问，比起直接告诉对方该做什么或单方面做出决定，夫妻双方达成一致、共同决策更加困难。但夫妻之间要想实现真正的平等、一劳永逸地解决矛盾，共同协商是唯一合理的选择。
“在谈判目标上达成一致”是任何谈判的起点，而我鼓励夫妻将“找到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即达到双赢的结果当成谈判的目标。不过正如我前面提到的，这并不容易做到。虽然大多数夫妻都认同我的观点，认为双赢是婚姻中最理想的结果，但还是会有很多人说，现实中几乎不存在双赢的可能。这样一来，他们便会认为，如果一对夫妻要共同生活并做出必要的决策来维持正常运转，“妥协”自然就成了板上钉钉的事，而妥协也意味着不可能做出实现双赢的决策。
明尼苏达州前州长蒂姆·波伦蒂（Tim Pawlenty）的事务总监查理·韦弗（Charlie Weaver）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政治谈判代表。他曾多次利用谈判技巧让分歧极大的政敌与自己达成共识。韦弗的工作令人钦佩，他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这样的谈判目标：“保证谈判各方在离开时都有点儿高兴，同时也有点儿恼怒。” [1]
韦弗的这个目标在政治上可能说得通，放在婚姻中却不太适用。试图以此为目标解决冲突的夫妻会发现，他们往往会立即忘记解决方案中让他们“有点儿高兴”的事实，而对那些让他们“有点儿恼怒”的部分耿耿于怀。如果冲突没能以正确的方式解决，没能让夫妻双方都满意，那么，几乎每对有过此种体验的夫妻都要经历长时间的愤懑。
毕竟政治领域有太多无法调和的利益冲突，我们无法指望每个人都能满意同一个决定，更何况对立政党也从来不曾承诺要互相关心，他们的目标就是把对方打趴下。但在婚姻中，决策只需考虑两个人的利益，而且这两个人也不是相互敌对的关系。不但如此，他们甚至曾向对方做出要互相关心的承诺。因此，这两个人如果要解决冲突，当然有可能实现双赢。不管是我自己的婚姻经验，还是我帮助过数以千计的夫妻解决婚姻问题的经验，都表明夫妻可以做到双赢。
本书能够帮你成为婚姻中的谈判专家，让夫妻双方各取所需。读完本书，并将所学内容应用于你所面临的冲突时，你会惊讶地发现，自己已能成功消解纠结多年的难题。在以双赢的方式解决冲突的过程中，你还会有额外的收获，那就是和伴侣重新坠入爱河。
[1] Baird Helgeson, “Outline of budget deal at Capitol?” Star Tribune , April 23,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