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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并不自行做决策，
它由人类的选择铸就。
相信进步的潜力并不意味着过分乐观，我们必须认识到，进步并非技术的必然结果。与科技作家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他的著作《科技想要什么》（ What Technology Wants ）中所言不同，技术本身并不追求为人类打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它仅仅赋予了我们这样的可能性。
经济学同样没有所谓的“追求”，举个例子，没有经济理论能保证新技术不会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差。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市场和设计监管措施来应对市场失效的工具，但要实现市场和监管制度的预期目标，我们依然需要做出自己的决定。
另外，不同于马克思所认为的，历史也没有任何“追求”。不存在一个决定性的演进过程确保劳资冲突必然以无阶级社会的形成而终结。政治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即一种最终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也并非历史的必然走向。历史并不自行做决策，它由人类的选择铸就。只要技术进步不止步，我们就需要做出新的选择。
选择走向哪一个由新技术创造的可能世界，始终是我们的责任。这些选择有的需要我们共同来决定（需要制定规则或法规），有的则需个人来把握（需要自我调节）。 尤其是在今天，鉴于数字技术极大地扩展了可能性空间，其中还包括拥有知识并最终有可能想要自己做出选择的机器的巨大潜力，这些决策显得尤为重要。
监管是一个复杂议题。从事或投资数字技术的人们往往是乐观派（尽管也不乏机会主义者混入其中），其中很多乐观派认为监管是必要的，而有一部分人却带有鲜明的自由主义倾向，认为政府不应干预。对于他们来说，监管与进步是相矛盾的。这两种观点之间的争论通常很尖锐，因为技术发展的历史明确展现了良好监管的益处及不良监管的危害。因此，我们更应该投入精力去寻找正确的监管策略，并投身于执行与修正这些策略所必需的过程。
汽车技术的监管在这里深具启示性。目前世界上很多地区的人们都开车出行。汽车是一项重大的技术创新，它极大地提高了个体的流动性，但如果没有相关的立法，它不可能得到普及和产生大规模影响，汽车领域不可能获得巨额的公共投资。我们需要建设道路、制定交通规则，这些都不可能只依赖个人决策来完成。道路系统是自然垄断的一个实例。一套繁杂不一的道路网络或规则体系会引发严重的问题：设想如果有些人靠左侧行驶，有些人靠右侧行驶，这将会导致什么后果。自然垄断是指市场失灵，必须进行监管的情况。社会规范则是监管的另一种形式：如果没有社会规范的转变，例如不接受女性驾驶成为常态，那么汽车就不可能成为广泛采用的个人交通工具。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监管都是有益的。事实上，最初对汽车监管的目的在于通过限制速度来延缓其普及。在英国，早年汽车曾被法律规定要求在前方有步行的人手持红旗引导（“Red Flag Traffic Laws”, 2020）。数字技术的监管也存在类似情况。很多监管措施起初可能旨在保护现状，帮助老牌企业，包括在新兴行业。近年网络中立规则的改变就是一个突出例证（Kang，2017）。
我在本书后文提出的监管建议，旨在通过赋予个人更大的经济自由和更好的信息获取途径来促进创新。这些监管与现状，以及美国和大多数其他国家现行政策有相当程度的背离，但这是我们需要共同做出的决策。它们的目标是让我们探索数字技术开辟的可能性空间，以帮助我们从工业时代迈向知识时代。
另一组选择与我们个体如何应对数字技术带来的信息传播和知识创造上的巨大加速有关。社会不能将这些规则强加于人，因为它们关系到我们的内心状态——我们需要为自己做出改变。例如，有很多人对他们在线上偶然看到的内容感到不悦，有时是YouTube上的视频，有时是Twitter上的评论，这些内容让他们焦虑、愤怒或产生其他导致他们逃避或激烈反应的痛苦情绪，加剧了社会分裂和冲突的循环。有人则沉迷在“信息茧房”之中，被算法选定的信息所困，现有的偏见不断增强。还有些人沉迷于不断刷新社交媒体。尽管某些监管有助于解决些许问题，进一步的技术发展也是如此，但要克服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改变对信息的反应方式。
我们能够通过自我调节改变反应方式。我所指的自我调节是提升批判性思维的训练。从古希腊的斯多葛主义到东方宗教（如印度教和佛教），人类有悠久的训练传统，旨在管理我们的即时情绪反应，从而让我们能够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情境时，做出有洞察力且负责任的反应。这些正念训练与我们最近对人脑和人体运作的了解相吻合。若想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我们就要学会如何在面对信息的洪流（包括那些对我们弱点的有意操纵）时保持批判性思维与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