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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德音 黄惠音 黄祖庚
2004年3月23日是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我们深情地凝视着那张悬挂了几十年的父亲的照片，百感交集。1938年，父亲才三十四岁，在他应该作出更多贡献的时候，却留下未竟的事业和他深爱的亲人过早地离开人世。当时我们兄妹三人最大的才六岁，最小的还不足九个月。父亲的英年早逝使我们对他的印象十分单薄，但是，从母亲和亲友那里，我们了解了他短暂却不平凡的一生，由此，父亲崇高的形象长久、牢牢地树立在我们心中，我们十分崇敬他，更深深地怀念他。
父亲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他是第一个系统全面地向国内学子传授欧美现代专业作曲理论，并且有着建立中国民族乐派的抱负的音乐教育家。他留学美国时的毕业作品——管弦乐序曲《怀旧》是我国第一部交响音乐作品，也是最早在国外演出的中国交响乐作品。他为左翼进步影片《都市风光》谱写的片头音乐《都市风光幻想曲》是我国第一部具有专业水平的电影音乐。他所作的《抗敌歌》和《旗正飘飘》是我国最早的两首抗日救亡主题合唱歌曲。他所作的《长恨歌》是我国最早的清唱剧。
父亲为后人留下了94首包括交响乐、室内乐、清唱剧、合唱、独唱、教材歌曲等在内的多种体裁形式的音乐作品；15篇涉及理论创作、批评、欣赏、作家、历史等的音乐论著；56讲有关音乐常识的课文；3部未完成的音乐书稿。他还创办音乐社团，主编音乐杂志、音乐副刊、音乐教材，为电台组织音乐节目，撰写音乐广播稿等。
父亲能够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完成以上诸多工作，除了因为他具有广博的知识及多方面的艺术素养，有勤奋好学、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及对音乐事业的挚爱外，更重要的是父亲具有强烈的爱国心，他决心把所学到的西洋作曲技术运用到我国民族音乐的创作中去。他视发展中国自己的音乐为己任，他要努力完成这个历史使命。
1904年3月23日（农历二月初七），父亲诞生于江苏省川沙县。据姑姑回忆，父亲自小就爱唱歌，而且一首首都唱得很熟。姑姑听奶奶说，1907年正月，不满三周岁的父亲就会背诵《大学》中的段落。1916年，父亲离开上海入北京清华学校。在清华的同学中，周培源、冀朝鼎、梁思成、罗隆基等都是父亲的挚友。在校期间，父亲还参加了清华的童子军笛鼓队，又在管弦乐队中吹单簧管，在合唱队中唱男高音，并师从何林一夫人（清华教师）学钢琴，师从王文显夫人（清华教师）习和声。所有这些活动使父亲接触了西洋音乐，进一步培养了对音乐的兴趣。1924年，父亲从清华学校毕业，并以优异成绩获准官费（即“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入俄亥俄州欧柏林学院攻读心理学（当时官费留学中没有音乐学生的名额）并以音乐为副科。1926年他从欧柏林学院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由于学业成绩优秀，毕业时被提名为“法·培德·嘉派学会”会员（这个组织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已变成一个学术荣誉组织）。据了解，该会只选四年都在本校就读和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即在应届毕业生中占八分之一的高材生入会，插班生要成绩过人才能予以考虑（清华毕业生尤其是文科生，一般都只能以插班生的资格入美国学校念大学三年级，父亲的情形正是如此）。父亲不但是插班生，还是该届三十人中唯一的东方人。接着，父亲又留在欧柏林学院继续攻读理论作曲和钢琴。
1928年，父亲转学至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当时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实行三二制，即念三年颁给证明，再念两年高级课才授予学位，一共要念五年，插班生一般要念两年。父亲于1928年9月入学，次年6月毕业获音乐学士学位，可以算是比较特殊的例子。父亲在耶鲁一年的最大荣誉就是他的作品获选在毕业音乐会上演出，并由耶鲁大学音乐学院院长、著名作曲家戴维·斯坦利·史密斯（David Stanley Smith）亲自指挥。1927年7月欧柏林学院的《校友》杂志上曾刊有一段采自当地地方报的内容：“黄自的序曲《怀旧》是所有创作的管弦乐曲中的佼佼者，该曲或许不像其他作品那么耀眼，但至少有一个中心乐念，并且表现出最佳配器手法，它同时也是音乐会中唯一令人充分欣赏的作品。”从耶鲁大学毕业后，父亲绕道欧洲回国。
1929年，父亲回国后最初在上海沪江大学（即现在的上海理工大学）附属中学担任音乐教员，第二年才被萧友梅先生聘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专职教员并兼任教务主任。此外经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先生推荐，被聘为工部局音乐委员。父亲在“音专”工作了八年，直至1938年5月9日因病与世长辞。父亲在世上只度过了短暂的三十四个春秋，但是他留给我们很多宝贵的、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精神食粮。
1938年父亲去世后，在武汉音乐界举行的追悼会上，田汉同志曾代表当时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说：“黄自是最有青年气的音乐家，他学习音乐的动机是为民族国家，和一般的学院派音乐家不同……”
父亲公费留美五年，学成后立即回国，并投身祖国的音乐创作和音乐教育事业。在发表于1934年10月23日上海《晨报》的《怎样才可产生吾国民族音乐》一文中，他明确提出：“我们要发展中国自己的音乐，中国的新音乐决不是抄袭外国作品，或如西洋人用五声音阶作旋律的骨干便可以作成的，它必须由具有中华民族的血统与灵魂而又有西洋作曲技术修养的作者创造出来……”他努力探索着民族音调和民族风格的创造，并为祖国现代和古代诗人的诗歌作曲，他的爱国思想充分体现在对民族文化的重视和发展民族音乐的志向上。他努力创作民族题材和民族风格的音乐作品，编辑《音乐杂志》，创办上海管弦乐团，编写《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在《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中的69首歌曲中，63首是中国作品；在17课音乐史中，中国音乐史讲了9课。他为了撰写《中国之古乐》一文，从《礼记》《乐经》《尔雅》等古籍中收集了有关古代乐制和乐器的资料一千多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重视民族音乐文化的表现是难能可贵的。
爱国歌曲是父亲全部声乐作品中最有社会影响力的部分。1929年父亲从美国学成回国后，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中华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时候，父亲积极响应爱国人士的抗日救亡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父亲激于爱国义愤，迅即亲自带领学生为东北义勇军募捐，并自作歌词且谱成了慷慨激昂的《抗敌歌》。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革命老人何香凝为此写了壮怀激烈的《赠前敌将士》。父亲读后，立即谱成了歌曲，献给十九路军的抗日战士。不久，他又用韦瀚章的歌词谱写了悲壮激越的《旗正飘飘》。1933年3月底，“音专”师生利用春假去杭州举行“鼓舞敌忾后援音乐会”，父亲被推为主席。母亲曾说父亲还亲自担任这次音乐会的报幕员。除此之外，父亲还继续谱写了《切记分明》《民谣》《九一八》《睡狮》《热血》等十余首爱国歌曲，这些歌曲曾在群众中广泛传唱，影响较大，使父亲实现了以音乐来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的意愿。“家可破，国须保；身可杀，志不挠”正是父亲爱国主义思想境界的真实写照。父亲对中国的抗日斗争怀有坚定的胜利信心，他曾说：“现在我写抗敌歌曲，希望不久能再写庆祝抗敌胜利的歌曲。”可惜他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第二年就去世了，未能亲眼看到抗战的胜利。
我们常常为父亲对自己所从事的音乐事业和教育事业的热爱、执着所感动。他具有献身精神，他孜孜不倦、一丝不苟，他认真严谨、任劳任怨。
上海音乐学院的老院长贺绿汀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黄自先生以二十五岁的青年，在上海‘音专’担任繁重的教务工作外，还把全部理论作曲课包括共同课都一人包下，从初级和声及键盘和声、对位法、曲体学、配器法、音乐欣赏、音乐史一直到自由作曲他都教，他除了繁重的教学工作外，还从事各种音乐形式的音乐创作，甚至和他的学生共同编写中小学音乐教科书，创作大型的合唱曲、爱国歌曲、艺术歌曲以及电影音乐。”
母亲也曾回忆说，父亲对教学工作是非常认真严肃的，当时他要讲好几门课，这些课对他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但他还是把绝大部分的时间用来备课，甚至有时一直工作到深夜。对此，母亲有些不理解，有一次问他：“这些课你不是早就熟悉了，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多时间来准备呢？”父亲摇了摇头，很严肃地说：“不对，你自己懂了还没有用，只有充分准备后，到上课时才能吸引学生的注意，让他们真正吸收进去。”一次，他病了，得了阿米巴痢疾，每天早晨腹痛，而且像有规律似的，总是在要到学校去时痛得特别厉害。母亲曾多次劝他请几天假，找医生治疗一下，他始终不肯，只是在腹痛时躺着用热水袋焐一下，就又赶去上课。每次上音乐欣赏课前，他总是把要讲的唱片反复地听好几遍。他常对学生说：“你们努力，我比你们更努力。”
对撰写音乐论著和创作工作，他也非常认真。为了编写《西洋音乐史》和《中国之古乐》，他不厌其烦地收集各种史实和资料，可惜因为他的早逝，以上二书均未写成。他对我国民族音乐是十分重视的，他曾听说苏州某处有一古老的道教庙宇，就特意赶去，聆听古老的道教音乐。从他的遗稿中也发现，早在1914年，他还在清华学校求学时就参观了在北京天坛举行的“古物展览会”，并作了详细记录，甚至把古代乐器的详细构造、尺寸都记了下来。
母亲还说父亲平时专心于音乐教育、音乐创作，难得到街上去“闲逛”，有一次却破例了。当时上海电通影业公司要拍摄一部描写上海面貌的影片（就是后来的《都市风光》），要求父亲为这部片子写插曲，父亲答应了电影公司的要求。为了更多地体验生活，他一反常态，多次要母亲陪他在晚上去当时的大马路、新世界一带看看。
父亲对创作的态度也是极其认真严肃的。当他拿到一首歌词时，他总要把歌词中的每一字、每一句的声韵搞清楚。父亲是上海人，普通话有时咬字不准，他就让母亲一遍遍地念给他听，有时还在字旁注上声韵符号，以求完全正确。父亲做事非常严谨、仔细，就连他自己的书桌、书柜也是根据自己工作的特点专门设计的。乐谱买来后，他也要重新装订成统一的格式，只是封面的颜色因乐谱种类的不同而不同。可惜的是，由于多次社会动乱，他的遗物大部分已经损坏或流散了。更令人难以忘怀的是1938年5月9日，父亲因肠出血而生命垂危，尽管他的病床旁站满了自愿来输血的亲友和学生，但为时已晚，父亲最后对母亲说的话是：“快去请医生来，我不能就此死去，还有半部音乐史没有写完呢！”
由此可见，父亲心中装的全是他的事业。
凡与父亲接触过的亲友、同事和学生都认为父亲为人正直、淳朴、谦虚、诚恳、勤奋好学、诲人不倦。
著名音乐学家钱仁康先生曾回忆说：黄自先生的学识非常渊博，但他总是虚怀若谷，从不骄逸自满，非常尊重同辈和先辈人物，从无倨傲和忌妒之心。他在《调性的表情》一文中，再三推崇赵元任先生的歌曲，讲课时也常常以赵先生的作品为范例。他对我国音乐界老前辈沈心工先生也很敬仰，曾为他的歌曲写伴奏，为他的歌曲作序……黄自先生从不斥责学生，修改学生的作业时，总是说“这也许不是最好的办法”“这样固然也可以，但我喜欢这么改”。他在课外与同学相处时，没有师长的倨傲，甚至不以师长自居。1936年发动组织上海管弦乐团时，每次写条与学生商谈事情，他都以兄弟相称。
母亲也曾向我们说过，父亲的性子很静，温和，稳重，看上去似乎沉默寡言、很严肃，但是和他接触一多，就可以发现他待人非常诚恳、和善、热情，也常常谈笑风生，在与学生接触时就更健谈。学生都喜欢接近他，经常有学生到家来，有时个别地来，有时三五成群地来，有时是一大伙一齐来。一般学生都是晚间来的，来了以后，大半是谈谈学习方面和音乐方面的问题，有时也玩桥牌或其他游戏。此时，工作或上课时显得十分严肃的父亲就会像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一样活泼。
父亲喜欢学生，学生也喜欢他，钱仁康教授还说，父亲对学生关怀备至，并乐于在各方面给予帮助。1931年，马国霖同学的经济发生困难，交不出学费，正为将要辍学而苦恼时，忽然接到父亲的一封信，其中放入替他缴了学费的收据和入学证，这事使他十分感动。人们都说“做黄自先生的学生真太幸福了”。
还有父亲的学生这样回忆：“我们都很怕黄自先生，每次他给我批改和声习题的时候，如果我做得好，他就一面在钢琴上弹，一面微笑地点着头。如果我做得不好，他仍是微笑着，但不是点头，而是慢慢地摇着头。”
父亲对学生的感情是真诚的，学生对他的敬爱也使他感动。母亲曾告诉我们，在父亲去世前，经常有学生到医院探病，学生走后父亲常常被他们的热诚关心所感动而低声哭泣。
父亲的生活非常艰苦朴素，母亲告诉我们，当时“音专”离家并不近，但父亲总是步行来回。父亲在家总是穿旧衣服，外出穿的衣服也不多，但他总要注意自己的衣服是否干净、整洁。
父亲就是这样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父亲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为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