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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人物是时代精神风貌的缩影，体现了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发挥着巨大的精神引领作用。不断发掘社会的先进典型，大力宣扬他们身上体现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充分展示其先进事迹和崇高品格蕴含的巨大正能量，可以为全社会树立起一座座道德的灯塔和价值的标杆，有利于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推动和促进社会的精神净化。在一个积极向上的社会，对这些“灯塔”的瞻望、对这些“标杆”的捍卫，是社会成员的集体坚守和自觉归向。
钱学森作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和光辉典范，在漫长的科学生涯中，以满腔爱国热情，无私奉献，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为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建立了卓越功勋，在中国科技界和全社会树起了一座精神的丰碑，被誉为“人民科学家”
。深入揭示以“爱国、奉献、求真、创新”为标志的钱学森精神的内涵及其价值意蕴，对于弘扬科学家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透视钱学森的人生轨迹，不难发现他的崇高精神风范肇始于家庭和学校，成就于事业与祖国，彰显于时代与社会，并在自己的科技人生中不断发展、升华。钱学森精神的形成过程，基本可划分为五个迭次推进、从一维到多维的衍变阶段。
从钱学森出生到他中学毕业，这一时期的钱学森深受以“学习知识，贡献社会”的家训和“继承家学，永守箴规”的钱氏族训为核心理念的家族传统教育，以及北师大附小、北师大附中以爱国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校训教育的影响，这些铸就了他胸怀大志，血气方刚的性格底色。北师大附小（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一直秉持“爱的教育”的办学传统和特色；作为“我国中等教育改革和实验的开路先锋”，北师大附中以“诚、爱、勤、勇”为校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办学思想之一。钱学森曾回忆说：“当年我们在附中上学，都感到民族、国家的存亡问题压在心头，老师们、同学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在这样的气氛下，我们努力学习，为了振兴中华”，“六年师大附中学习生活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
。爱国元素内化于心，对钱学森青少年时期人格的养成起着催化和启蒙的重要作用，成为钱学森精神的观念基础和思想渊源。
这一时期，钱学森先就读于交通大学，后进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学习。曾经的交通大学秉持“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的校训，“饮水思源，爱国荣校”是其固有的精神内涵，是贯穿学校辉煌发展历程、传递“培养一等人才”正能量的一条“主动脉”。“本校学生，潜心努力，有爱国不忘求学，求学不忘爱国之风。”
它把学子与母校、个人与国家、历史与现实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情结在代代交大学子中薪火相传，绵延不断。钱学森在交通大学求学期间，面对国家危在旦夕，民族前途未卜，先后立志交通救国、航空救国，并发表了多篇有关航空方面的论文。他以优异成绩从交通大学毕业，并考取公费留美的资格，先后到杭州、南京和南昌的飞机制造厂实习一年，为赴美留学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储备。在此期间，青年钱学森立报国之志，求真务实、勇于创新，其精神品格开始成熟，钱学森精神初步形成。交通大学成为钱学森科学生涯的起点。
即钱学森旅美时期。为了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学到手，以便日后回去建设自己的国家，钱学森心系故土，矢志不渝，在风华正茂之时即奠定了自己在力学和喷气推进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达到职业和科学生涯的高峰，成为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在美国学习、工作期间，钱学森时刻关注大洋彼岸祖国的发展变化，作为一名海外爱国知识分子的政治人格逐渐走向成熟。在1950年至1955年间，钱学森为争取回国，忍辱负重，历经磨难。在科研上，他策略性地转向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开创性成就，一位旅美青年科学家的爱国情怀与科学精神得到了有力抒发与彰显，钱学森精神正式形成。
这一时期，钱学森回到祖国，深受党的信任与重托。他自觉服从国家安排，自愿服务国家需要，以技术领导人的身份，凭借自己超凡的科学智慧、坚定的技术自信和深邃的战略眼光，勇敢承担起创建新中国航天事业的重任，带领广大科技人员白手起家，攻坚克难，为“两弹一星”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成为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在此期间，钱学森铸就了他第二座科技创造高峰，而这正是钱学森精神在其事业生涯中的整体反应和必然结果。
进入晚年，钱学森从国防科研战线技术领导人岗位上退居二线，但他退而不休，老而弥坚，继续思考攸关国家长远发展、长治久安的前瞻性、战略性重大问题，如创新人才培养、生态文明建设、科研创新管理等。他在工程、技术、科学、哲学的不同层次上，在跨学科、跨领域和跨层次的研究中，特别是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交叉、结合与融合的综合集成研究方面，都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独特贡献，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论，铸就了科学生涯中的第三座创造高峰。
这一时期，钱学森精神继续得到发展，内涵进一步拓宽和深化，时代价值日益凸显，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同和高度颂扬，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
由此可见，钱学森精神经历了一个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为起点（少年时期），逐步发展到爱国与奉献相结合、求真与创新相统一（青年时期），并在之后的科学生涯中不断发展、日臻完善的过程。最早提出“钱学森精神”的是原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他于2001年9月25日在《让科学精神永放光芒——读〈钱学森手稿〉有感》一文中指出：“钱学森同志是我党难得的政治上成熟的战略科学家，中国人民忠诚的儿子。我冒昧地将他的品德和精神概略为‘钱学森精神’，殷切地期望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以钱学森同志为榜样，向钱学森同志学习。”
在形成机制上，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是钱学森精神形成的思想基础；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是钱学森精神形成的时代条件；钱学森科学人格的自我养成是钱学森精神形成的主观因素；学生时代亲历国民党统治的腐朽和没落，以及在美国期间遭受的屈辱待遇，是钱学森精神外因建构的强化因素；党的关怀和信任则是钱学森精神走向成熟并不断发展的根本保障。这种精神是家庭条件、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主观认知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换言之，钱学森精神是钱学森作为社会个体在一定时代条件下自我塑造的产物。
对祖国和人民无比热爱、无限忠诚，是钱学森爱国主义情怀的核心要素和突出写照。在钱学森眼里和心里，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祖国和人民的需要一直是他做选择时的唯一标准和最高指向。钱学森一生始终将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相结合，将个人选择与社会需要相统一，将个人追求与时代主流相契合，实现了人生价值与国家、社会和时代的紧密关联。
勤学精进，志在报国，树立航空救国理想。一个人人生志向的选择与他的价值取向及日后的成长息息相关。古今中外无数的人才成长个案证明，只有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前途，将个人志向与国家命运，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极优化。钱学森的成长是祖国需要与个人理想结合的光辉典范。他从小就接受了“学习知识，贡献社会”思想的启蒙，在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爱国的种子；中学毕业后，他抱着振兴祖国的决心，考上被誉为“东方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交通大学，立志交通救国；在大学期间，经历一·二八事变爆发，面对国弱民苦的现状，钱学森痛感中国必须拥有强大的航空工业，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于是及时将人生理想从“交通救国”转向“航空救国”，并进行了初步探索，为日后报效祖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可见，钱学森在青年时期的人生选择始终以国家强盛为目标，以国家需要为导向。
潜心研攻，志在兴国，决心学成返国服务。从交通大学毕业后，钱学森怀着一种强烈的报国信念，报考留美公费生，出国留学。在美国学习和工作期间，他的心中始终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要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学到手，为中国人争气，为祖国争光。正是因为有这种坚定的爱国情怀、家国梦想作支撑，在美期间，钱学森潜心研攻，心系祖国，硕士毕业后即认识到“一名技术科学家对于祖国的帮助远大于一名工程师”，于是将研究方向从航空工程转向航空理论；在美国学习工作20年间，钱学森时刻准备回国，没有买一美元的保险，因为他“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他在将风洞原理应用于风车发电的实例计算时，选取数据参照的是祖国的自然条件；
成为世界著名科学家后，钱学森并不为国外优厚的生活待遇和优越的工作条件所动。当得知新中国即将诞生，他即辞去各种要职，毅然决定回国。他说过：“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都有自己的祖国——钱学森对此作了最好的诠释。
献身国防，志在强国，成就“两弹一星”伟业。钱学森回国后，自觉服从国家需要，勇敢承担起引领创建我国航天事业的重任，忘我工作，不懈奋斗。他始终站在世界科技前沿，以自己的远见卓识，从战略高度思考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许多富于创造性、前瞻性的重要学术思想和有重大价值的建议，以渊博知识和超凡智慧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成为“两弹一星”事业中卓越的技术领导人，为我国导弹航天事业发展作出了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在钱学森的带领下，中国国防科研战线形成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勇攀世界科技高峰的动力之源。
爱国爱民是钱学森精神的基石。在钱学森心里，“国为重，家为轻”；在钱学森看来，“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他以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强心，以实实在在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效国之行，向祖国和人民递交了一份完美的人生答卷。
无私奉献，自强不息，忘我工作，是贯穿钱学森一生的品质风范。钱学森所从事的事业是党的事业、祖国的事业、民族的事业，光辉而神圣。他以国忧为己忧，以国富为己任，以国强为己荣，他对祖国科技事业的投入，达到了超凡脱俗的境界。
毅然舍弃专业研究，投身祖国国防科技事业。钱学森回国前，已经是集应用力学、航空工程、工程控制论等诸多技术科学于一身的世界级科学家。他在国外的科学研究当时正处于巅峰状态，声名显赫。然而，当得知新中国已经成立，他首先想到的是国家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科研条件与国外相比非常落后。对一位技术科学家而言，回国意味着他必须舍弃自己长期从事的专业研究，这需要巨大的勇气。但钱学森没有丝毫的犹豫，因为他从出国留学的那一刻起，回国的决心就一刻也没有动摇过。在献身祖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历程中，钱学森将全部精力投入攻克工程技术难关、建立航天系统工程、培养青年科技人员上。从个人专业发展的角度看，钱学森作出了学术上的重大牺牲，而对这一切，他始终认为，一个人培养一批人：值。对祖国建设事业的热爱，是他舍弃专业研究，艰苦奋斗工作的精神支柱。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后，钱学森都堪称中国知识分子中留学人员的楷模、“海归派”的杰出代表。
淡然面对功名利禄，科学大师风范可见一斑。钱学森一生不谋权位，对“官”不在意；不图功名，对“名”不在意；不求富贵，对“钱”不在意。他对事业极为热爱，对工作极为投入，体现了崇高的大师风范。
钱学森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始终以淡定之心对待权力地位。他曾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
这是钱学森的心声，也是他坚持的原则。
钱学森不慕虚荣，品行高洁，始终以淡泊之心对待功名荣誉。钱学森一生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得到了很多的荣誉，他当之无愧。但对于这一切，他向来淡然置之，视之如浮云。他谦虚谨慎，将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将党和人民对他辛勤劳动的肯定当作是一名科技人员“最高的光荣”。他坚持“七不”原则、反对“导弹之父”“航天之父”之类的称谓、请辞各种荣誉头衔等，这体现的是一种超然豁达、淡如止水的思想境界。
钱学森艰苦朴素，心无物念，始终以淡然之心对待物质待遇。钱学森一生总是艰苦奋斗地工作，艰苦朴素地生活，从不贪图安逸享受，从不计较物质待遇。一张张捐款收据、一把把用坏了的摇扇、一个用了40多年的公文包、一件具有时代印记的蓝色旧卡其装、一套一住就是几十年的简易住房……这一切，诠释着钱学森的价值追求，彰显着一位杰出科学家的本色。在社会日趋功利化、世俗化的今天，钱学森的这种高贵品质弥足珍贵。
始终关心科教事业，倾心谋划国家长远发展。到了晚年，钱学森依旧思维活跃，涉猎广泛，在诸多学科领域纵横驰骋，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他思考最多的是事关国家长远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他提出的以“抓管理、重创新”为核心的科技管理思想，强调综合管理，注重整体性，体现了系统论的思想；强调过程管理，注重科学性，体现了协调论的思想；强调目标管理，注重成效性，体现了效率论的思想。他提出的“大成智慧”教育思想着眼于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在培养目标上，致力于培养专博相济、文理兼修的“通才”；在培养重点上，致力于培养领导人才、科技帅才；在培养手段上，强调人机结合、大成教育；在培养要求上，强调科艺并举、量性双悟。钱学森的科教思想体现了他始终将国家需要放在第一位的高尚情操，饱含着深挚的人文情怀和深邃的战略眼光，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指向，为国家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价值导向，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撑，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启示意义。
无私奉献是钱学森精神的核心。钱学森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他用一辈子的奉献和全身心的投入，诠释了“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崇高境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
心里始终装着人民，并为人民的事业奋斗终身，是他对事业充满热情并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动因。
严谨求实是科技工作的客观要求。钱学森自学生时代起就以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以严谨的态度对待学业。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钱学森一直坚持学术标准，严守科学规范，提倡学术民主，反对学术专权。他一向严谨、严肃、严格，并将这种优良作风与优秀品质传授给年轻科技工作者，体现了崇高的学术操守和科学品质。
严格坚持科学标准，对待学术实事求是。钱学森回国前，已是享誉世界的大科学家，但他从不以权威自居，不以专家自诩。他向来尊重科学规律，求真务实，坚持以学术本身作为判断学术是非的标准，对具有挑战性、批判性创新观点的年轻学者更是大力扶植，积极鼓励。在美期间，他敢于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与自己的导师争辩；他虚心接受年轻学者郝天护指出的自己论文中的一处错误，回信承认自己的错误，并鼓励其写成论文，帮他推荐发表在核心期刊上。钱学森曾多次指导别人搞科学研究，写学术论文，但他一贯坚决反对别人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文章的作者中。他说，科学论文只能署干实活的人，这是科学论文的惯例，好的学风务必遵守。这些无不反映出钱学森博大宽广的胸襟。虚怀若谷，实事求是，是他科学精神的核心品质。
1964年3月29日钱学森致郝天护的信
紧跟科技前沿，科学追求永无止境。钱学森数十年如一日地紧跟科技发展的前沿，即使到了高龄也从不间断，从不松懈，从不放弃，保持着对科学技术的高度敏感性，体现了一位科技工作者炽热的科技情结。钱学森的节假日几乎都是在科学研究中度过的，就连在春节这种传统佳节里，他也无心欢度，而是推辞各种应酬，抓紧时间投心于科学研究，将所有的精力倾注于祖国的科学发展事业；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钱学森“没有时间考虑过去，只考虑未来”。他尽情遨游于学术的海洋，同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交流思想，探讨学术问题。他一生积累了研究手稿数万页，剪报数百袋，出版著作数十部，参阅过的书籍数万本。这些庞大的数字背后体现的是钱学森“活到老，学到老，前进到老”的高贵精神品质，是他追求科学历程的集中展示。
致力培养科技帅才，唯愿事业后继有人。“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钱学森一直致力于祖国科技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他大力提携专家型帅才，倾力培养领导型将才，使中国国防科技战线涌现出了一大批堪当重任的科学家和领军人才，为我国航天事业不断发展和壮大注入了勃勃生机。在开创中国航天事业的历程中，钱学森不唯资历用人，不唯学历取人。他慧眼识珠，有胆有识，对有培养潜力、有发展前途、敢于“冒尖”的“苗子”大胆起用并委以重任。在钱学森的提携和扶持下，以孙家栋、王永志为代表的一大批科技人员在年轻时就崭露头角，脱颖而出，或成为所从事领域的专家和骨干力量，或走上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技术领导岗位，成为中国科技界家喻户晓的人物。中国航天界逐步形成了一支年轻化、梯队化、创新型的科技人才队伍。
严谨求实是钱学森精神的本质。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钱学森严谨求实的科学品质对于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取得优秀科研成果和优异工作业绩，对于发扬学术民主，纯化学术风气，净化科研环境，都起到了旗帜性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以思想创新推动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推动技术创新，是时代发展的强劲推力。一个人只有热爱自己生活的时代，进而产生创新的动机和创造的动力，才能在时代的发展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智，贡献自己的力量，并使个人发展顺应时代发展，成为时代的骄子。钱学森认为，科学精神最重要的是创新，他经常说：“如果不创新，我们将成为无能之辈！”
勇于探索，开创现代科学新的领域。在漫长的科研生涯中，钱学森以敢为人先、敢立潮头、敢于超越的勇气，突破传统观念和思维定式的束缚，探索科学的新领域，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为许多新兴学科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钱学森总结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由此提炼概括出技术科学思想与方法。他将技术科学思想方法推广到其他工程领域，创建了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两门新的技术科学。在组织实施我国导弹航天工程中，钱学森成功运用工程控制论的方法，研究、制定了一整套中国现代工程系统开发的技术过程，并在实践中验证和完善，对组织管理航天系统工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全面揭示人类思维的客观规律，探索开发人类智能的有效途径，并为智能计算机的研制提供理论依据，钱学森通过对认知科学、计算机技术的深入研究，提出并创建了一个新的科学技术部门——思维科学，并亲自构建了思维科学的基础理论框架。他将系统科学的方法论引入思维科学的研究之中，提出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建立起专家体系、知识体系和机器体系“三位一体”的综合集成研讨体系，探索处理复杂性问题的有效方法。在钱学森的倡导下，思维科学的中国学派业已形成，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一场“思维的革命”在21世纪的今天仍在蓬勃开展。
善于攻坚，不断攻克国防科研难关。中国航天界历来具有“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的光荣传统，钱学森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主持中国航天技术研发过程中，钱学森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谋划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他创造性地将技术科学思想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确立我国航天和国防建设需要开展科研的指导原则，以渊博知识和超凡智慧突破了大量关键技术，攻克了众多科研难关，为许多重大航天项目的成功实施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我国导弹航天事业发展作出了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在研制“两弹一星”的历程中，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中国航天军事科技人员，在没有充分资料可查、没有现成模式可依的情况下，白手起家，锐意创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仅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成功地研制出了中国自己的原子弹、氢弹和导弹，并成功实施了“两弹结合”，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开创了中国的航天事业。
敢于突破，构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钱学森涉猎广泛，视野开阔，在现代科学技术的诸多领域纵横驰骋。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到人文科学，特别是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上，他提出了许多新概念、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方法。钱学森晚年运用博大精深的系统论思想和敏锐的洞察力，广泛吸收现代科学技术各个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提出综合集成方法，构建了从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到工程技术“三层次论”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置于最高层次，这是钱学森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集中体现。钱学森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是一个多维的、开放的、动态的系统，在横向（广度）上拓宽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学科门类，在纵向（深度）上深化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层次结构，颠覆了传统的体系划分模式，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一次革命性突破。它的观点、理论与方法具有前瞻性、开创性、战略性和实用性，是一个科学的理论谱系。
开拓创新是钱学森精神的灵魂。正是因为具有这种敢于批判、敢于挑战、敢于创造的开创意识，钱学森才取得了惊天动地、举世瞩目的科学成就。钱学森的人生轨迹有力地昭示，不断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人才是社会进步的首要需求和根本保障。
价值体系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根基，是一个社会的灵魂支柱。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通过对钱学森精神进行体系建构与价值解构，深入提炼其思想内涵，可以发现，钱学森精神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热爱祖国、奉献祖国是科技工作者崇高的道德规范；求真务实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和真谛，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最具有价值的核心内容；创新是科学的生命和灵魂，科技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命线。钱学森的人生历程不同凡响，科学成就举世瞩目，学术思想博大精深，精神风范卓尔不群，其根本动因集中体现为“爱国”“奉献”“求真”“创新”四个人格维度。作为已经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规范表述，钱学森精神具有鲜明的示范效应，成为展示先进、引领风尚、凝聚力量、促进发展的社会符号。钱学森在我国科技界享有崇高威望，是广大科技工作者人生追求的理想参照和规范坐标。
一方面，钱学森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高度统一。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而创新精神则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要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
爱国主义与创新精神在个体身上的集合，定将产生强大精神力量，创造出难以估量的智力成就。
另一方面，钱学森精神还是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与无私奉献的人文精神的高度统一，是哲学意义上的“量智”与“性智”在认识论层面的有机结合，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建设和国家发展等具有重要标本价值。
模范人物是社会的精神标杆，他们因人格之高尚、事迹之先进，成为凝聚社会成员精神共识与价值认同的社会符号。以人格塑造人格、以先进派生先进是文明传承、价值引领、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作为“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至今唯一获得者，钱学森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勇攀科技高峰的创新精神和德馨品高的大家风范。他不仅是我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
钱学森始终心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科学良知，坚守着一位领袖型科学家高度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在科技界乃至全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社会象征意义和导向功能。中国科技精英群体中的“钱学森现象”为以榜样塑造和先进性教育为主要形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了切实的参照。
2011年11月14日，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央领导人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参观“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事迹展览时指出，钱学森同志的事迹是一部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对于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011年12月10日，胡锦涛在《对钱学森图书馆建成开馆的批示》中指出，要“进一步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教师和学生，努力学习钱学森同志爱党爱国的政治品格、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共同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不懈奋斗”
。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评价和指示，是对钱学森科学成就的充分肯定，也是对钱学森精神的高度赞扬。
以“爱国、奉献、求真、创新”为标志的钱学森精神，体现了钱学森对国家、对事业、对科学、对时代深沉的爱，是钱学森留给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全体中国人民永远学习和传承并发扬光大。钱学森精神的形成机理与钱学森的成功路径一脉相承、息息相关。这种关联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在祖国召唤的时候挺身而出；在祖国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成就辉煌。爱国是一种情怀，奉献是一种精神，求真是一种品格，创新是一种意识。有了这种情怀、这种精神、这种品格和这种意识的支撑，在新时代建功立业就有了磅礴的激情和力量。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个模范人物层出不穷、先进典型不断涌现的时代，钱学森因其思想境界至为崇高、人格情操至为高尚、职业作风至为端方、事业成就至为卓著，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行业模范”概念，成为令人景仰的“社会模范”，从而具有社会角色的现实可示范性。经过社会的检视与时代的检验，钱学森精神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为我们国家具有极高公信力和美誉度的“公共精神产品”，无疑能够激发广大社会成员见贤思齐的情思，使他们得到精神的澡雪、灵魂的触动和人格的提升。
在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程中，回顾钱学森光辉灿烂的科学人生和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深入揭示钱学森精神的深刻内涵及其时代价值，让钱学森精神在全社会发扬光大，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高山仰止，风范长存。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百年难遇的杰出科学家，钱学森的崇高精神必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强大而持久的精神力量和理论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