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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骅（1893-1963年），字骝先，浙江吴兴（今湖州吴兴区）人，地质学家。
朱家骅与其说是个学者，不如说是个政客。他真正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很短，也没有特别的学术成就。他之所以能当选为院士，主要还是得益于他的权位。当时评选院士的条件中有一条，是“领导学术机构成绩卓著者也可以当选”，评选院士时，朱家骅正在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任上，他应该就是凭这一条当选的吧。因为他是个政客，而且级别比较高，因此他也是三个被列为“战犯”的院士之一。
朱家骅在学术上有着不错的履历。1908年，考取上海德文医学堂（同济大学前身）。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曾率敢死队攻打江南制造局。辛亥革命后，回到同济读书。1914年初，随国民党元老张静江乘坐横跨西伯利亚的火车，自费赴德国留学。在矿场实习半年后，朱家骅于同年10月进入柏林矿科大学采矿工程学系学习。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学生陆续从军，依据德国有关规定，大学一个班级不满三个德国学生，便不能开课。到1916年，经常到班上上课的仅有三位中国学生，势必无法开课。朱家骅只好于这一年的12月15日离开柏林，取道丹麦、瑞典、芬兰、俄国回国。
1917年初，朱家骅抵达上海，很快便得到北京大学的聘请，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而实际上，当时朱家骅甚至没有拿到大学文凭，这也反映出当时中国人才的稀缺和教育水平的不足。所幸1918年8月，朱家骅在蔡元培的关照下，受教育部资助，以进修教授的名义再赴欧洲留学，先后就读于瑞士伯尔尼大学、苏黎世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现柏林洪堡大学），并于1922年获得了地质学博士学位。随后，他因北大采购设备等事宜留在德国，并在瑞士、法国、比利时、英国等地游历了一番。1924年1月，他回国并重返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担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他这次的教授应该是名副其实了。
朱家骅与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戴季陶以及CC系陈果夫、陈立夫等都是浙江吴兴同乡，因此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提携，仕途发展颇为顺畅。1926年，朱家骅因参加反对北洋政府的政治活动而遭到“通缉”，便南下广州，协助戴季陶创建中山大学，任矿物地质学系主任、校务委员、代理校务委员长。戴季陶在国民党中任职较多，无暇顾及中山大学的校务，因此中山大学的校务工作实际上由朱家骅主持。
1927年4月，朱家骅出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国民党中央广州政治分会委员。8月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兼中山大学副校长。同年冬，回浙江任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1929年3月，朱家骅出席国民党“三大”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930年12月，任中央大学校长。次年12月，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不久又任交通部部长。此后，朱家骅担任的职务还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兼党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统局局长。1938年7月，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他任干事会常务干事，不久兼代中央团部书记长。12月，朱家骅出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为此，他辞掉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职务，而由任鸿隽继任。其间，他还担任过4年多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1944年，朱家骅再任教育部部长。他在国民党中的最高职务是于1949年夏，在广州出任行政院副院长，而这也是后来蒋介石对他不满的原因之一。当时蒋介石已经下野，朱家骅居然跑到广州去就职，显然是不忠的表现。
朱家骅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中所担任的职务远远不止这些，即使如此，只要看一看他上面的简历，就可以知道，他在政学两界，都是行政岗位，哪有时间进行学术研究呢？抗战期间，朱家骅曾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主任，当时任副主任的顾颉刚说：“朱氏对此事固极热心，但他太忙了，平均一天见80个客，夜中看100多件公事，又有开会交际等事务。”顾颉刚此番话的意思显然是说他没时间过问边疆语文的事。
但让朱家骅沾光的是，他与中央研究院颇有渊源。1927年，中央研究院筹备时，他是筹备委员之一。中央研究院以拉丁文Academia Sinica为外文译名，就是朱家骅提出来的。1935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成立，他是评议员之一。1936年6月，他又应蔡元培之邀，继丁文江之后任第三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第二届评议会，他任议长。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朱家骅长期担任中央研究院代院长。
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逝世，中央研究院院长空缺。对于继任人选，当时学界呼声较高的有胡适、翁文灏和朱家骅。蒋介石属意的却是国民党政坛的老资格顾孟余。可是，学界不买账，评议会选举的结果是：翁文灏与朱家骅各得24票，胡适得20票，顾孟余只有1票。按说学术界原来最满意胡适，但胡适正担任驻美大使，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学界也知道胡适所任职务的重要性，没有全力选他。蒋介石对选举结果很不满意，纠结了半年，最后圈定朱家骅，但还是留了个尾巴，在院长前面加了个“代”字。让朱家骅郁闷的是，这个“代”字居然从他任职到去职整整18年也没有去掉。由此也可见蒋介石对这次选举的结果有多么不满。不过，这对朱家骅实际主持院务倒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朱家骅穿梭于政学两界，游刃有余，说明他绝非一般人物。但从一件事上可以看出，朱家骅毕竟是个官僚而非学者。1944年，朱家骅在国民党组织部部长任上导演了一件事：向蒋介石“献鼎”。朱家骅当然是想拍蒋介石的马屁，但这件事太封建、太不合时宜了，因此招致社会的猛烈批评，弄得蒋介石不得不加以拒绝，并把他痛骂了一顿。
朱家骅主持院务18年，是历任院长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他也确实做了不少事，其中一件事就是确立院士制度和评选第一届院士。这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已较详细地说过，这里不再赘述。
胡适曾说过：“没有朱先生，就没有‘中央研究院’。”这句话是他在台湾继朱家骅后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说的，因此更确切的话应该是这样说：如果没有朱家骅，便没有台湾的“中央研究院”。确实，“中央研究院”在台湾的今天，离不开朱家骅当初的多方活动。
1948年底，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摇摇欲坠。作为国民党的高官，并已被中共列为“战犯”，朱家骅只有出走一条路。当然，由于职责所在，他不可能只是自己一走了之。12月9日，朱家骅在南京鸡鸣寺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主持临时院务会议，决定把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尽管由于人心所向，迁到台湾去的研究所只有史语所和数学所，但这毕竟为“中央研究院”日后在台湾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当时，朱家骅还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是他组织大批人马把故宫、中央博物院、北平图书馆的文物、书籍大量运往台湾。他还制订了“抢救学人计划”，虽然收效不大，但他是拼了老命的。1949年4月24日，在朱家骅主持召集的院务会议上，中央研究院的成员同意了迁台的决议，但在会后不久，许多研究所就改变了初衷，拒绝迁台，朱家骅毫无办法。他于25日乘飞机黯然离开上海，飞往台北。
朱家骅到台湾后，由于派系倾轧，加之与大权在握的陈诚搞不到一块，渐渐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后来他所担任的行政职务基本上都被拿掉了，而他“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一职还保留着。虽然此时所谓的“中央研究院”基本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但他仍尽心尽力，到处奔波，筹措经费，找寻院址，购地建屋，最终于1954年在台北南港重建“中央研究院”。除了原来的史语所、数学所外，朱家骅设法陆续重建了植物、化学、动物三个研究所。1955年2月，又增设了近代史所和民族学所，终于使“中央研究院”像了点样子，并为其日后成为台湾的学术中心奠定了基础。
然而，即便如此，蒋介石对朱家骅还是颇有意见。1957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已过了下班时间，蒋介石突然到“中央研究院”视察，结果看到那里的人懒懒散散，十分不满，拂袖而去。朱家骅得到蒋介石震怒的消息，马上知趣地递上辞呈，于10月辞去了“中央研究院”代院长职务，并于1958年1月11日正式移交。此后，朱家骅即赋闲在家，不问政事，颐养天年。
1963年1月3日，朱家骅在台北寓所逝世，享年70岁。蒋介石亲临吊唁，并赠“怆怀勋硕”的挽额。“中央研究院”则召开院务会议，决定将刚落成的民族所研究大楼定名为“朱家骅纪念馆”。
黄丽安：《朱家骅学术理想及其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