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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毓泰（1891-1968年），字树人，江西临川人。中国现代物理学家、教育家，与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并称为中国物理学界“四大名旦”。
饶毓泰自幼聪颖过人，酷爱读书。年幼时由叔父教其四书五经。1903年，入抚州中学堂学习；1905年只身前往上海，就读于中国公学，后转入中国新公学。差不多同时，胡适也由中国公学转到中国新公学，比饶毓泰高几个年级。因中国新公学缺少教师，当时还是学生的胡适兼任英文教师，教过饶毓泰。
1911年，饶毓泰于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回江西执教于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13年考取江西省公费赴美留学，初入加州大学，后转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当时芝加哥大学的物理系主任是美国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迈克尔逊。1917年冬，饶毓泰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18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后转入耶鲁大学，最后转至普林斯顿大学，师从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康普顿教授，研究气体导电过程。气体导电在当时国际上属于前沿性研究领域，饶毓泰的研究工作为这一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于1921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1922年6月，饶毓泰以论文《水银蒸气的低压电弧光和它对荧光的影响》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返回了中国。随他一起回国的，还有一大批用于物理研究的仪器。
回国后，饶毓泰在南开大学创办了物理学系，担任教授兼系主任。那时候，物理学的教授只有他一个，按照他的学生吴大猷的说法：“饶先生在南开大学差不多事实上是一个人一个系。”因此，从普通物理、电磁学，到高等力学、光学、高等电磁论等科的教学都由他一个人包下来了。让饶毓泰感到欣慰的是，他在南开培养了一批物理、数学、化学人才，如后来成为国内外知名学者的刘晋年、江泽涵、申又枨、吴大任、吴大猷、陈省身、郑华炽等。
1929年，饶毓泰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赴德国访学，先后在莱比锡大学、波茨坦大学天文物理实验室进修，从事原子光谱线在电场下的斯塔克效应研究。他把研究成果写成《论铷和铯的基本线系的二次斯塔克效应》一文，丰富了当时新兴的量子力学领域。
1932年，饶毓泰回国，没有再回南开，而是转而加入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担任研究员。这时，他对研究的兴趣，要远远大于教学。而他从国外带回来的仪器，对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的开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1933年9月，饶毓泰应蒋梦麟之邀，受聘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和系主任，后兼任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早有物理系的大学，但随着一些著名教授的离去，物理系的水平，相对于清华大学，还是稍有逊色。饶毓泰到北大后，大力整顿，物理系很快面目一新。原来北大物理系只有物理教学并无科研基础，在饶毓泰的领导下，教学和科研很快都大有起色，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使北大重新成为中国物理学重镇。而他的措施之一，就是招兵买马引进优秀人才，如吴大猷、朱物华、郑华炽等都被他招至麾下。
饶毓泰特别重视实验室建设和实验研究工作，他十分强调高等学校教师只有认真进行科学研究，才能提高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为此，他从国外购置和安装大型光谱仪器，建设了能自制仪器设备的金工车间。他亲自与吴大猷、沈寿春合作，采用拍摄拉曼光谱和测定谱线退偏振度的方法研究ClO 3 - 、BrO 3 - 、IO 3 - 的结构。他们得出结论，这些分子具有立体的金字塔形结构，而非一般文献上所描述的平面结构，并写成论文于1937年2月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上。
饶毓泰要求学生要有创新精神，不能完全根据讲义，束缚与禁锢自己。北京大学物理系不仅培养本科生，还招收研究生，开设了一系列研究生课程。马仕俊、郭永怀就是当时的研究生。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打断了饶毓泰的教学计划。北大物理系辗转搬迁，在昆明与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的物理系共同组成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在众多著名教授中，饶毓泰被任命为系主任。
在国难深重、极端艰苦的岁月里，西南联大物理系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依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培养了一大批国际国内有影响力的人物，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黄昆、胡宁、张恩虬、陈芳允、李整武、戴传曾、李荫远、肖健、朱光亚、邓稼先、李德平、应崇福等，堪称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为了培养我国物理学界的后起之秀黄昆，饶毓泰想方设法，腾出编制，聘其为助教，但他从来不向别人提及此事，展现出他高尚的品格。
然而，对饶毓泰个人而言，不久即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情：结婚才3年的饶夫人避居上海娘家后不幸逝世。饶毓泰得知这一噩耗后，十分悲痛，身心俱困。他在南开时的得意门生吴大猷，辞去四川大学教授的教职，专门到昆明陪伴他。而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只有借埋首物理典籍以度过身心皆痛苦的抗战数年生命”。
1942年，饶毓泰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为“部聘教授”。所谓“部聘教授”，源于1941年国民政府颁布的《部聘教授办法》，即由教育部直接聘任教授。“部聘教授”是当时中国教育界的最高荣誉，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所聘任的对象均在各自学科做出了特殊贡献。
1944年，饶毓泰利用休假机会，再次赴美，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从事分子红外光谱的实验研究，测定了光谱的退偏速度，获得了含同位素气体分子的转动光谱和分子内部运动的重要信息。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上。
抗战胜利后，饶毓泰得到胡适任北大校长的消息，十分兴奋。他写信给胡适，就北大如何发展理科和工科提出了系统性建议。当时，原子弹的成功研制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饶毓泰在给胡适的信中指出：“原子核物理之研究有不容一日缓者”，并建议北大聘请张文裕、彭桓武、马仕俊、张宗燧等人，专门从事原子物理研究。
1947年初，饶毓泰回国继续担任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1947年7-8月间，胡适致函国民政府高官白崇禧、陈诚，建议他们从国防经费中拨出专门款项资助北京大学建立原子物理研究中心。在当时那样的时局背景下，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设想未能实现。
1948年3月，饶毓泰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派飞机到北平“抢救学人”，饶毓泰也在被“抢救”之列。胡适和饶毓泰关系较好，他们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中国公学时期。胡适力劝饶毓泰南下，但他拒绝了。
新中国成立后，饶毓泰继续在北京大学任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学校校务委员。1952年院系调整后，饶毓泰不再承担物理系的领导工作。在这一年的“三反运动”中，饶毓泰最得意的一个学生在大会上指责他主张要“赶上世界学术水平”，是自私自利的思想在作怪，饶毓泰无法接受这样的指责；同时，北大某位领导也说他思想有问题。饶毓泰深受刺激，导致精神一度失常。
饶毓泰一如既往，兢兢业业，教书育人，甘为人梯。当激光问世时，饶毓泰为使后辈赶上这一新发展，讲授了“光的相干性理论”和“光磁双共振”等反映科学新进展的课程。这时他已年逾古稀，不仅讲课，还认真编写讲义，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此外，他也努力争取能够跟上形势，买来德文版的《资本论》和英文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并且认真学习这些著作。
1954年以后，饶毓泰当选为第二届、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1955年，饶毓泰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66年，“文革”开始，饶毓泰被诬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迫害。1968年10月16日，饶毓泰不幸逝世，终年77岁。
1987年，为纪念饶毓泰先生，中国物理学会决定设立“饶毓泰物理奖”。
汪凯凡：《不该被遗忘的大师饶毓泰》，《科学家》2014年第12期，第36-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