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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1890-1974年），浙江上虞人，地理学家、气象学家和教育家，中国气象事业和物候学的开拓者。
竺可桢从家乡出来后，就读于上海澄衷学堂和复旦公学，1909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在复旦公学，竺可桢与陈寅恪不仅同班，而且同桌。1910年，竺可桢考取第二期留美庚款公费生，与赵元任、胡适等为同一批，在录取的70名同学中，他排名第28位。竺可桢到美国后，本着农业兴国的理想，入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学习。1913年夏，竺可桢考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理系专攻气象，1917年被接纳为美国地理学会会员，并荣获爱默生奖学金。1918年，竺可桢以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获博士学位。
1918年秋，竺可桢回国，先后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地学教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称东南大学。因地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改称中央大学，竺可桢后任该校地学系主任，培养了我国第一批气象学和地理学研究及教育人才，如张宝堃、吕炯、黄厦千、沈孝凰、胡焕庸等。教学之余，竺可桢埋头科研和著述。他充分运用古代典籍中关于物候的记载研究中国古代气候的变迁，取得许多开创性的成果。
1927年，中央研究院设立观象台筹备委员会，分设天文、气象两个研究所，翌年，竺可桢被任命为气象研究所所长。他将研究所气象观测站设在南京鸡鸣山巅北极阁。作为中国气象学权威，竺可桢提出了《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计划十年内建10座气象台、180个测候所、1000个雨量测候所，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气象学的发展。1929年，北极阁气象台建成，这是中国人建立的第一个气象台，从此打破了外国人对中国气象事业的垄断。1933年4月，竺可桢与翁文灏、张其昀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的倡议，该学会于翌年成立。
1936年2月，竺可桢经陈布雷等举荐，受到蒋介石召见。蒋介石希望他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颇为踌躇，没有当场答应，说要与蔡元培先生商量。因为如果他接任浙大校长，校务繁杂，对学术研究必会造成影响。在各方劝说下，竺可桢于当年4月，离开南京北极阁气象台，到杭州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当时，他提出三项要求，其中有一项是“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党政之干涉”。
竺可桢本来与当局约定任期为半年，当时他绝没想到自己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时间竟长达13年。他接任校长的第二年，七七事变爆发。浙江大学在竺可桢的领导下四度搬迁，辗转2600余公里，最终于1940年初，抵达贵州遵义。遵义地处黔北山区，办学条件极其艰苦，但他秉持培养“合乎今日的需要”“有用的专门人才”的办学方针，力行“求是”校训，终于使浙江大学在困境中崛起，成为“东方的剑桥”。据不完全统计，在当年浙大任教和求学的师生中，后来有50人当选两院院士，走出了不少如李政道、程开甲、王淦昌、谷超豪、施雅风、叶笃正这样的科学界精英。
1938年5月30日，竺可桢拒绝了张晓峰（其昀）、陈叔谅（训慈）带来的陈布雷要求他加入国民党的表格，后又拒绝过几次。1944年，蒋介石使出凡是大学校长必须是党员的独特做法，这才使竺可桢勉强成了国民党党员，且后来还被选为中央委员。
竺可桢坚持学术独立、教育独立，力排政治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在民国时期各高校中，浙江大学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令人瞩目。当时影响很大的费巩失踪案、于子三被捕被迫害致死案都发生在浙江大学。在民主爱国的学潮中，竺可桢始终站在进步学生一边，保护浙大师生的爱国正义行动。他“爱生如子”，每当有学生被捕，他都要到监狱探望，并千方百计营救，因此深受浙大学生爱戴。1949年3月，竺可桢六十岁生日。3月6日，浙大学生自治会为他举行祝寿晚会，赠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了4个字：“浙大保姆。”
1948年底，国民党败局已定，拟订南撤计划，教育部也制订了各大学合并及迁移计划。教育部部长杭立武多次劝说竺可桢前往台湾，并给他送来了旅费；傅斯年还从台湾来电，邀请他去台湾大学；国民党政府曾连发三道命令，强令他去台湾。他都没有理会。
与此同时，中共也在做争取竺可桢的工作。中共以“中国共产党杭州工作委员会”的名义，给一批进步人士写信拜年，并希望他们留下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竺可桢是收信人之一，但他毕竟“对共产党办学方针毫不了解”（这是他在后来的“思想自传”中的说法），因此内心不无彷徨。4月28日，他接到杭立武的一封电报，要他立即到上海去，他就借着这个由头只身去了上海。4月30日，他见了杭立武，杭让他去台湾或广州，但他没有答应。
竺可桢隐居在上海的中央研究院机构内，没承想有一天他竟在这里与蒋经国不期而遇。蒋经国当即力劝他到台湾去，并马上要为他买机票，但竺可桢还是回绝了，两人不欢而散。
竺可桢为人治学都十分严谨，他留下的日记就是很好的证明。他在1949年前后的日记，可以说是他当时心路历程的最好记录。竺可桢留在大陆，很大的原因是对国民党的失望，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颠覆”。他对共产党并不了解，但他亲睹了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秋毫无犯，心中还是十分感动的。他在日记中写道：“解放军在路边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于是，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心中的希望：“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败；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
正是有了这样的希望，竺可桢高兴地接受了共产党的邀请，于9月到北京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11月，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同时兼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等职务。
竺可桢于1956年领导创建了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并一直兼任主任职务。他多次指出：要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发展国民经济，必须开展大规模的综合考察工作。综合考察应为国家和地方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提供科学依据。
竺可桢于1959年和1961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两篇关于治沙的文章，一篇是《改造沙漠是我们的历史任务》，另一篇是《向沙漠进军》。在他的倡导下，设置了6个治沙综合试验站。他3次深入沙漠考察，几乎跑遍了内蒙古、河西走廊和新疆的沙漠。
通过新旧中国的对比，竺可桢相信：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他于1962年以72岁的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竺可桢虽承担许多行政领导工作，但始终没有放弃科学研究，因此直到晚年，他仍有科研论文问世，如1961年的《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1964年的《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1972年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等。这些论文的学术水平较高，尤其最后一篇，是他数十年深入研究历史气候的心血和结晶，在国内外影响都很大。日本气候学家吉野正敏说：“在气候学的历史中，竺可桢起了巨大的作用……经过半个世纪到今天，他所发表的论文，仍然走在学术界的前面。”
我国有着悠久的观测物候的历史，而竺可桢将物候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被誉为我国物候学研究的创始者。他从1921年起就系统观察和记录物候。1961年，在竺可桢的指导下，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主持建立了全国物候观测网，制定了《中国物候观测方法（草案）》，确定国内共同物候观测种类：木本植物33种、草本植物2种、动物11种。1963年他和宛敏渭合著的《物候学》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物候学的专著。
由于周恩来的保护，竺可桢在“文革”中没有直接受到冲击。但由于无法进行正常的工作和科研，他的内心还是痛苦的。
1974年2月6日，竺可桢在病床上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除了记录最高温度、最低温度、风力和阴晴情况外，还旁注了两个字：“局报”，也就是说，这个天气情况是根据广播里气象局的预报记录的，而以前天气情况都是他自己亲自测定的。翌日，竺可桢病逝于北京，享年84岁。临终前，竺可桢决定把以女儿名义存的一笔钱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原来从1966年起，竺可桢便以女儿名义把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存进银行，7年存款已逾万元。这笔巨额党费，表现出这位气象学大师对党和人民的无限热爱。
李玉海：《竺可桢年谱简编》，气象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