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李四光（1889-1971年），字仲揆，原名李仲揆，湖北黄冈人，地质学家、教育家。他所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是现代中国地质学界被提及和援引最多的一个理论。
1902年，出身贫寒且只有13岁的李四光只身来到武汉，以考试第一名的成绩入第二高等小学堂学习。由于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李四光于1904年被选派到日本留学，先后入东京弘文学院和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船用机关科学习。1905年8月，年仅16岁的李四光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并由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同盟会，成为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勉励他“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任湖北中等工业学堂教师，次年参加清廷留学毕业生考试，被赐“工科进士”。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参加辛亥革命，被湖北军政府任命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当道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以“稽勋生”资格，怀着“科学救国”的雄心于1913年7月再度出洋。这次，他远赴英伦，到伯明翰大学学习，先学采矿，后学地质学。1918年，李四光以论文《中国之地质》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
1920年5月，李四光结束了漫长的求学之路，回到北京，应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主讲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翌年任地质学系主任。1927年，李四光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邀请，离开北京南下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同年，他出版了《中国北部之䗴科》一书，奠定了䗴科化石分类、演化、分布及应用的基础，他也因此被英国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1928年1月，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担任所长。1928年7月，国民政府决定组建武汉大学，李四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1928年11月，李四光决定将武汉大学的新校址设在东湖珞珈山一带。武汉大学的新校舍，以北京故宫为蓝本，根据中国传统建筑的“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原则，巧妙地利用了珞珈山、狮子山一带的地形，气势恢宏而又无比美丽，堪称中国校园设计的典范。
1934年12月-1936年4月，李四光前往英国牛津、剑桥等8所大学讲学，并将讲稿整理成《中国地质学》在英国出版。由于局势很不稳定，李四光于1937年11月率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迁广西桂林。
李四光在从事教学的同时，也没有放松研究工作。他在地层学、古生物学、岩石学以及构造地质学等方面，做了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并对地壳和地壳运动进行了探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真正奠定李四光在地质学界地位的，是他发现了中国第四纪冰川。19世纪以来，就不断有西方地质学家到中国来勘探矿产，考察地质。他们断言：“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但李四光在太行山麓发现了冰川的痕迹，便在中国第三届地质学会上提了出来，却遭到参会的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的否定。李四光并不气馁，后来他在庐山找到了更多的冰川证据。然而，西方学者还是不愿改变观点。直到李四光又在黄山找到更多证据，发表了论文——《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并附了几幅冰川现象的照片，才真正引起国际地质学界的重视。德国地质学教授费斯曼到黄山考察后，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李四光关于冰川的多年研究，在1937年完稿的《冰期之庐山》中得到全面阐述。
李四光一生在学术上的最大成就，还是创立了地质力学。1941年李四光在做有关“南岭地质构造的地质力学分析”的演讲时正式提出了“地质力学”概念。1945年出版《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一书，对地质力学理论做了系统的概括。这是中国人首创的，并在国际上有深远影响的地质学理论。
李四光不仅在学术上贡献极大，同时也具备较强的行政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声誉卓著。蔡元培逝世后，在推选中央研究院继任院长时，陈寅恪就表示：“如果找一个搞文科的人继任，则应为胡适之。……如果找一个搞理科的，则应找李四光，因为，李在地质学理论方面的造诣，在中国无人能比。”当然，这只是陈寅恪的一家之言，何况蒋介石对中央研究院院长继任人选早有腹案。
1948年2月初，李四光偕夫人许淑彬从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在英国举办的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他在会上宣读了论文《新华夏海的起源》。会议结束后他在英国一边养病，一边讲学。其间，他还到挪威接受了奥斯陆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当时，国内形势急剧变化，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也面临搬迁台湾的选择。李四光从英国写信回国，支持研究所同人坚守南京，反对搬迁广州。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李四光接到此信非常激动，坚定了回国投身祖国建设大业的决心，并开始为回国做准备。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还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这时，国民党政权驻英国机构的陈西滢秘密打电话给他，告知国民党要他公开发表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接受政协委员的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立即只身离开伦敦到达法国。两星期之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许淑彬即刻前去会合。李四光夫妇随即于1949年12月从巴塞尔启程经意大利、中国香港秘密回到国内。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终于回到北京，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0年8月，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李四光当选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1951年8月，东北地质专科学校（后名东北地质学院、长春地质学院等，现为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部）成立，李四光担任首任校长。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地质部，李四光出任首任部长。1955年，李四光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52年，毛泽东接见李四光的时候，专门问了他“山字形构造”这样非常专业的问题；对于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毛泽东也很重视。李四光对此深感鼓舞。1955年，周恩来总理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支持地质部成立地质力学研究室。
李四光对共和国最大的贡献，是在东北找到大油田，从而帮助中国摘掉了“贫油”的帽子。西方学者早就给中国下了“贫油”的结论，而李四光对此一直不以为然。1953年底，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把李四光请到了中南海。毛泽东问李四光：“有人说‘中国贫油’，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如果中国真的贫油，要不要走人工合成石油的道路？”李四光根据数十年来对地质力学的研究，肯定地回答：“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
毛泽东、周恩来听取了汇报后，同意地质部和李四光的建议，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石油普查，并把普查的重点放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大港、胜利、华北等大油田。这些油田的发现，不仅使中国脱掉了“贫油”的帽子，还及时为国家提供了急需的能源，意义非凡。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中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这可以说是党和政府对李四光等科学家取得的卓越成就的充分肯定。
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导致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他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身于地震预测、预报和地热利用等工作，为地震地质学和地震预报做了很多开创性工作。
1958年9月，李四光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同年12月，李四光经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新中国科技界的一面旗帜，李四光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冲击。1969年4月，他还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对共产党的感情十分深厚，他说：“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国家为表彰他的贡献，专门为他建造了一幢两层小楼。李四光的最后10年就是在小楼里度过的。现在，这幢小楼已辟为李四光纪念馆。
陈群等：《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