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们再来看看中央研究院各所去留的情况。

在国民党败局已定，政权岌岌可危的情况下，1948年11月30日与12月4日，朱家骅在南京鸡鸣寺一号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连续召开“在京人员谈话会”，讨论中央研究院及其人员的去留安排。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物理所所长萨本栋主持会议，在南京的7个研究所的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傅斯年、李济、陶孟和、姜立夫、陈省身、张钰哲、俞建章、罗宗洛、赵九章等参加了会议，紧急商定了几条应对措施：

立即停止各所的基建工程，原备木料全部制成木箱以备搬迁之需；各所尽快征询同人意见，做好迁台准备。眷属可自行疏散，或于十日内迁往上海，可能出国者尽量助其成；南京地区文物、图书、仪器、文卷等先行集中上海，由安全小组封存，伺机再南运台湾。会议之后，各所组织人员携公私物资陆续向上海集结，“静观待变”。

此时庄长恭坚辞台湾大学校长一职，并不管不顾地从台湾回到了上海。中央研究院既已决定迁台，朱家骅便与傅斯年商量，请其接任校长一职，第一为中央研究院迁台预先布置，第二为中央研究院与台湾大学合作做准备，第三则是为迎接国内学人赴台而预先安排。傅斯年答应了。12月15日，国民政府发表了任命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的公告。但傅斯年这时还没空到台湾上任，他正忙着实行“抢救学人计划”及史语所的搬迁。

然而，中央研究院的迁台计划却很不顺利。

第一个向朱家骅提出挑战的是社会科学所的陶孟和。他在11月30日的会议上，就对朱家骅说：“搬不搬要同全所同人商量，以多数人意见为依归。”陶孟和对国民党的腐败与反动十分失望，因此他回到所里开会讨论搬迁事宜。会上他做同事的工作：“共产党来了，只要能把国家搞好，我们应该欢迎；即使我被撤职乃至杀头，为国家着想，也应该欢迎。……咱们不去台湾，只要大家表达意见，我扮‘三花脸’和朱去争。”会上，社会科学所并未就“搬迁”问题达成共识，于是陶孟和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结果以反对迁移多一票的结果决定不迁。

12月9日，中央研究院在大陆最后一次召开院务会议，对迁移作了最后一次指令。会场气氛很紧张。陶孟和首先在会上表态：“我征求了全所同人的意见，走与不走由大家投票表决，最后全所人员以多一票的结果，决定不迁。”

陶孟和在中央研究院资望颇高，他的态度对院内其他不愿搬迁者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据社会科学所的彭泽益回忆说：地质研究所、气象研究所和紫金山天文台三个单位，看到社会科学研究所反对搬迁，也按兵不动，并同陶孟和取得联系，一致抵制搬迁。

地质所在社会科学所的带动下，也在物资设备启运前夕提出拒绝搬迁的意见。当时，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在抗战结束后出国养病，由研究员俞建章代理所长。朱家骅学地质出身，与地质所有很深的联系，与李四光的私交颇深，对地质所也期望甚殷。但地质所人员经过商议，达成反搬迁共识，并致函向李四光说明。而李四光对于地质所搬迁一事，也不赞同。

物理所也不愿搬迁，他们采取了“消极抵制”的策略。当时物理所研究员钱临照兼任代理总干事一职，他希望由物理所带头装运，便三天两头到所内催同人赶紧装箱。但钱临照年轻压不住阵脚，物理所的同人们并不想去台湾，所以就采取“磨洋工”的办法：白天装箱，晚上再把箱子打开，把东西拿出来，重新放回去，所以是天天装箱，但实际上天天没装。就这样，物理所所有的图书、仪器设备完整地保留在南京。

中央研究院在沪各研究所基本上都反对搬迁，并开展了护院斗争。

整个中央研究院，下属13个研究所，加上筹备中的近代物理所以及总办事处，共计15个单位500余人，只有总办事处、史语所和数学所3个单位50余人去了台湾，其余各所全都整建制留在大陆。3个单位去台湾的情况如下：

总办事处一共有50余人，去台湾的只有20余人。

历史语言所是中央研究院中人数最多的单位，由于傅斯年的亲国民党态度以及他强悍的作风，因此是去台人数最多的所。但即便如此，到台湾去的也只是部分人员。史语所共有41位研究人员，20位去了台湾（另有2位赴美）；行政人员26位，仅6位去台。吴定良、郭宝钧、逯钦立等，包括傅斯年十分倚重并看好，在其赴美期间代理所务的夏鼐也留在了大陆。

说起来数学所也算是成建制去台湾的，但具体分析一下，可以知道并非如此。数学所原有研究和行政人员18位，只有4位研究人员和1位行政人员到了台湾。而更令国民党哭笑不得的是，数学所所长姜立夫在完成搬迁任务后，竟借故离开台湾，又回大陆去了。

除了上述总办事处、史语所和数学所三部分人之外，偌大一个中央研究院就还有2人去了台湾：一个是植物所研究员李先闻，也是院士，但他不是被国民党“抢救”到台湾去的，而是早在1947年就应台湾糖业公司之聘去了台湾；还有一位是地质所研究员陈恺。

1949年4月，南京解放；5月，上海解放。中央研究院的大部分人员、图书、仪器等最终都留在了大陆，成了新中国发展科学事业的基础和重要力量。

中央研究院到台湾去的院士和研究所实在太少，台湾“中研院”在书写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也很客观地说该院在台湾只有“一个难以启齿的微薄基础”。

总体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949年中国政权更迭前夕的人才争夺战，共产党方面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S257jCxTjhy3ZdXhqG/ZNbM0fJG6F4gtK8pBpmOBMOr6fjDyxtq3t99OIMuV8Z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