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在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中,辽沈战役已接近尾声,国民党败局已定;淮海战役刚刚打响,国民党凶多吉少;平津形势趋紧,解放军兵临城下,胜利指日可待。
面对大势已去的危急情况,蒋介石心有不甘,困兽犹斗。他制订了退守台湾的计划,要把宝岛打造成“反攻大陆”的基地。这一图谋离不开人才和资金,于是他指示相关人员制订了3个“抢救计划”:“抢运黄金计划”“抢运国宝计划”和“抢救学人计划”。
这3个计划中,前2个计划,到1949年4月都基本完成,但因和本书关系不大,就不赘述了;这里要展开谈的,是“抢救学人计划”,也就是国民党在撤退之前,与共产党争夺人才的情况。其中,中央研究院作为中国学术重镇,自然受到国民党的格外关注。中央研究院院士是国民党要“抢救”的学人中最看重的部分。
1948年12月初,前不久成为国民政府首届立法委员的傅斯年,向蒋介石建议,要把困在北平的知识界精英“抢救”出来。蒋介石非常赞同,书面指示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制订“抢救学人计划”,并责令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3人小组负责具体“抢救”事宜的研究谋划和操作,并指令教育部、交通部、青年部等部门协助。
朱家骅、傅斯年、陈雪屏、杭立武等商讨后很快拟好了计划,提出有4种人必须“抢救”出来送赴台湾:一是大陆各大专院校的负责首长;二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限令离开大陆的高级知识分子;四是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贡献者。计划后还附有名单。台北历史博物馆里的蒋介石文物中,有一份蒋介石于12月17日拍发给驻守北平的华北“剿总”傅作义的电报,就开列了这份名单:
(一)在平教育行政负责人为:(梅贻琦)、(李书华)、(袁同礼)、(袁敦礼)、李麟玉、陈垣、(胡先骕)、汤用彤、(冯友兰)、叶企荪、饶毓泰、陈岱孙、(郑天挺)、(贺麟)、郑华炽、沈履、霍秉权、褚士荃、黎锦熙、温广汉、黄金鳌、徐悲鸿。(二)因政治关系必须离平者为:(朱光潜)、(毛子水)、(邱椿)、(张颐)、(陈友松)、刘思职、(梅贻宝)、齐思和、雷宗海(按:应为雷海宗)、刘崇鋐、戴世光、邵循恪、吴泽霖、赵凤喈、敦福堂、张恒、金澍荣、(英千里)、张汉民、徐侍峰。(三)在平之中央研究院院士为:(许宝騄)、张景钺、陈达、戴芳澜、(俞大绂)、李宗恩。(四)学术上有地位、自愿南来者,如(杨振声)、罗常培、钱思亮、马祖圣、赵迺抟、钱三强、严济慈、张政烺、沈从文、邵循正、邓广铭、李辑祥、孙毓棠、蒯淑平。
一共62人。括号是电报中原来就有的。电报后面还加了一句:“尤以有括号者,务须来京。”这62人中,共有院士15人。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因于12月15日已经离开北平到了南京,所以不在名单上。
1948年12月初,为了落实“抢救计划”,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的陈雪屏由南京紧急飞往北平,召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等教授开会,秘密商讨“抢救学人”的实施办法,并做了很多人的动员工作。时任交通部部长的俞大维也紧急调用飞机,准备从北平接人。
然而,出乎蒋介石、傅斯年等人意料的是,在北平的学人,对所谓的“抢救计划”反应冷淡。就连胡适,以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为由不肯起身,而接到电文的梅贻琦也磨蹭观望。共产党方面,则加紧对包括胡适在内的学术界巨擘进行统战工作。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有天夜里有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云云。这让国民党高层非常着急,迭电催胡适南下。
12月14日,蒋介石两次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南京,并派专机迎接。胡适终于决定乘机南飞。临行前,他派人劝辅仁大学校长兼好友、与陈寅恪齐名的史学大师陈垣共同乘机赴京,但陈垣婉言拒绝。更令胡适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小儿子胡思杜也拒绝随父母南行。让胡适稍感安慰的是,陈寅恪得到胡适邀他南下的消息,欣然从命,与他一起南下。由于南苑机场被解放军的炮火封锁,飞机无法降落,胡适等到了机场也没走成。
翌日,飞机改停抢修出来的东单机场,胡适才终于坐上飞机飞往南京。同机南行的著名学人有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时,国民党要员蒋经国、王世杰、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等在机场迎接。第二天中午,蒋介石还在官邸设午宴为胡适一行接风。
16日,南京方面有5架飞机飞到北平,令傅斯年等十分恼火的是,“大部空归”“可惜之至”。
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等连日数电拍给梅贻琦、郑天挺、傅作义等,催促他们安排名单上的学人南下,但反应始终不大。傅斯年与院士俞大绂有亲戚关系,因此他自告奋勇地去做俞大绂的工作,然亦未获成功。与俞家有亲戚关系的4位院士中,除傅斯年以外,其他3位都选择留在了大陆。他们是俞大绂、陈寅恪、曾昭抡。他们家的这个情况,也正是当时学人选择去留的一个缩影。
直到12月21日,才又有一波著名学者飞离北平,抵达南京。这次被国民党“抢救”出来的学人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清华大学教授杨武之以及董守义、张颐、张起钧、顾毓珍、赵梅伯、江文锦等共24位。令傅斯年等十分伤感的是,好不容易派去的两架飞机回来时非但没有坐满,还坐上了许多不相干的人,如袁同礼的老妈子也上了飞机。
在“抢救计划”名单上的62人,“抢救”出来没几个;名单上的15位院士,一共也只“抢救”出来3位。更令国民党失望的是,那些国民党十分看重的院士和学人,虽然从北平飞到了南京,最终却未如他们所愿去往台湾。“抢救”出来的3位院士,最后到台湾的,只有胡适一人。陈寅恪只在南京住了一晚即去上海,住到了姻亲俞大维的家里。1949年1月,陈寅恪一家南下广州,搬进了岭南大学,并执教于此。李书华倒是一路辗转,到了台湾,但是在台湾待了一小会儿,就又离开台湾,远走海外。
对于北平以外的院士和著名学者,国民党也积极做工作,但几乎没有什么成效。被做工作的院士同样对跟随国民党迁移到台湾不感兴趣。比如在上海的周仁,在青岛的童第周,在南京的谢家荣,在浙江的竺可桢、苏步青,在重庆的黄汲清等都是如此。1948年12月,台湾大学校长庄长恭在国民党拼命动员院士迁台的当口甚至回到了上海;而数学所所长姜立夫已经随数学所迁移到了台湾,却也于1949年7月想方设法回到了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