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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早已认识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抗战期间，负责组织工作的陈云在讲话中强调：“抢夺知识分子是抗战中的一个大的斗争，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胜利，谁就可能有天下。”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
1948年，中央研究院进行院士选举的时候，内战的形势已经逆转，国民党的“全面进攻”“重点进攻”均已失败。毛泽东于3月23日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向河北进发。4月13日，毛泽东一行抵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他随即召开会议，谋划解放军下一步的战略规划。这时，共产党人已对全面胜利充满信心。
194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中国共产党于4月30日发布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著名的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发布的次日，即5月1日，毛泽东致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以协商的口气具体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并建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诚心邀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社会贤达前往解放区，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
中国共产党发布的五一口号和毛泽东致李济深、沈钧儒的信，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的热烈响应。为了将国民党统治区和海外的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著名民主人士接入解放区，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了两条接运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的路线。一条是走海路，由香港乘船到大连转哈尔滨，由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接待；一条是走陆路，从上海到苏北或山东，然后经石家庄，或绕道天津，转抵河北平山县李家庄，由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负责接待。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在调整知识分子政策。
1948年，一位出身地主家庭的小学教员致信《人民日报》，询问“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也算是劳动群众吗？”4月27日，《人民日报》明确给予答复：“从事脑力劳动而不依靠封建剥削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在职工作的，或是农村里的知识分子，只要他本人是从事脑力劳动（如教书、行医等），而不直接参加家庭的封建剥削，并且不靠封建剥削生活，这些人虽是出身于剥削阶级，但他本人的成分不能划作地主富农，而应根据他自己的生活方法决定其为自由职业者或其他。”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个人成分，不再由其家庭出身来决定，而取决于他的“生活方法”，即社会职业。
5月21日，毛泽东在重新公布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知识分子”部分中，作了重要的说明，进一步提出：对于知识分子的考量，应“将着重点不放在社会出身方面，而放在社会职业方面，方可避免唯成分论的偏向”。4天后，《决定》作为正式文件“重新发给各级党委应用”，其中明确规定知识分子“本人的阶级成分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决定”。
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干部的准备工作问题。会后，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对党内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光靠解放区的干部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他在通知中进一步说：“国民党区大城市中有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能够参加我们的工作，他们的文化水准较之老解放区的工农分子的文化水准一般要高些。国民党经济、财政、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除去反动分子外，我们应当大批地利用。”
1948年冬，人民解放军兵临平津城下。对于这两座中国北方文教机构和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城市，中共十分重视。从12月15日至27日，毛泽东在半月之内连发了三道命令，强调对于平津文化机构、文物古迹的保护和对平津知识分子的留用。他一方面要求攻城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另一方面要求“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甚至对“司徒办的学校”——燕京大学，毛泽东也明确提出“我们应采保护政策”
。
当时，新华社还向全体学界人士广播公告，宣布中共将欢迎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留下来参加未来国家建设。
1948年11-1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乘船离港北上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就有马叙伦、郭沫若、许广平、陈其尤、侯外庐、沙千里、翦伯赞、李济深、茅盾、章乃器、柳亚子等人。
中国共产党争取人才的计划，从1948年5月正式开始。可以说，国共两党争夺人才的较量，共产党抢占了先机，控制了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