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以“八府一州”为核心空间的明清江南

从明清至近代，以行政区划的“八府一州”为核心空间载体，以不同于农业文明的城市社会和消费文化为主流精神方式，江南在内涵上发生了具有结构性和本体性意义的巨大变迁。一方面，江东地区传统的政治军事功能逐渐让位于经济商贸功能，在地理空间上进一步聚焦凝固在以苏、松、常、镇、应天（江宁）、杭、嘉、湖八府和太仓州为主要支点的太湖经济区，政治地理的“江东”逐渐让位于经济地理的“江南”；另一方面，魏晋以来形成的原本属于贵族士大夫阶层、品位高雅、意境玄妙的江南诗性文化，也发生了“感官快乐取代玄学思辨、日常生活的美学取代日常生活的悲剧性、熙熙攘攘的城市生活取代田园生活”的深刻变革，日益被充满商业气、烟火气甚至庸俗化的消费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所取代。在经济更加发达、空间更加紧凑的“八府一州”基础上，以一种调和着出世和入世、审美与功利、崇高理想与世俗享乐的江南城市诗性文化为精神代表，在明清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江南酒瓶”中，早已灌入了各种不同于古典时代的“人生美酒”。对这一时期江南历史的变化过程加以还原和阐释，是完整理解和辩证把握江南概念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地理空间变迁上，在明清两代大一统王朝的统治下，作为长江中下游地区政治中心的江东地区，与此前的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宋金等时期不同，基本上丧失了传统的政治军事外向扩张功能。同时，随着唐宋时期全国经济中心不断南移并稳固下来，进一步加强了人口、资源和文化在环太湖沿岸的高度集聚，极大地刺激了“八府一州”商品经济和城市功能的发展，可知正是由于“去行政化”和“再经济化”的反复循环，江东地区逐步完成了自身传统功能体系的蜕变，演化为以“八府一州”为核心区的明清江南新格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主要基于经济和商业联系而形成的太湖经济区，不仅在内部比传统的政治联系更加密切，而且在现实发展中也更加强韧，不容易解体。此后，江南地区的繁荣与繁华虽会出现短暂间歇或停顿，但再未彻底中断过，至今仍是长三角城市群最发达和最有活力的“经济高原”。

第一，明清江南的形成基于优越的区域自然地理环境。“这一地区亦称长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总面积大约4.3万平方公里，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态以及经济联系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整体，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区。这‘八府一州’东临大海，北濒长江，南面是杭州湾和钱塘江，西面则是皖浙山地的边缘。……江海山峦，构成了一条天然的界限，把这‘八府一州’与其毗邻的江北（即苏北）、皖南、浙南、浙东各地分开，这条界线内外的自然条件有明显差异。其内土地平衍而多河湖；其外则非是，或仅具其一而两者不能得兼。” 在某种意义上，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有助于各类生产生活要素资源向心集聚，在区域内建立各种交流交换和协同合作网络，形成错落有致的城镇层级体系和相互依赖、有机循环的经济同盟关系。在明清城市网络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八府一州”，就是在这种地理和经济环境条件中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城市体系。

第二，明清江南拥有当时优越便利的交通体系。“八府一州”虽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与中西部那些交通不便的山区完全不同，它不仅有较为宽阔、适合发展农业的内部空间，还拥有以“一河二溪三江五湖”为主体的太湖水系。“一河，即江南运河，北起镇江，南抵杭州，纵贯江南平原中心地域，是京杭大运河的南段。二溪，即太湖水系的上流和水源，在西北是荆溪，西南是苕溪。……荆溪、苕溪两水系，把太湖西部的宁、镇、常、湖、杭五府，与东部苏、松、嘉三府联系了起来。……一般都认为三江是介于长江与钱塘江之间、位于太湖东面的入海河流。这些河流情况变化很大，到了明代中叶以后，只有黄浦江成为太湖东部的主要河流和太湖水出海的主干。当然，中小河流仍然很多，形成了著名的江南平原水网，把太湖以东苏、松、嘉三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太湖上纳二溪之水，下通三江出海，形成了太湖水系的中心。太湖水系的主要河流，都是东西流向。但江南运河则纵贯南北，将东流各河连贯起来，使江南水网更为完备。另外，应天（江宁）府的大部分地区本不属于太湖水系，但通过人工开挖的胥溪，亦与江南水网相接。说明这‘八府一州’确实是一个由太湖水系紧密联系的整体。” 太湖水系具有良好的空间布局功能，不仅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得天独厚的交通基础设施，还极大畅通了区域内外的交流和循环，在内部是把“八府一州”紧密地联系为一个有机整体，对外则不仅通过大运河联通了中国的南北东西，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更为广阔的世界市场联系了起来。如宋代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称苏州“舟航往来，北自京国，南达海徼，衣冠之所萃聚，食货之所丛集，乃江外之一都会也”。

从以上两方面看，“八府一州”城市体系的形成，符合区域和城市发展的自然规律，有力带动了江东地区从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向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的演化，为古典江南向明清江南转型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在这个历史嬗变进程中，有一个重要的逻辑转折点需要高度重视，即“政治军事联系松散，经济商业联系紧密”。在天宝时期，唐代将江南道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三个监察区。江南东道驻苏州，辖今江苏省苏南地区、上海市、浙江省全境、福建省大部分地区及安徽省徽州市。江南西道驻洪州（今江西南昌市），辖今江西省（婺源县、玉山县除外）全部，安徽宣城市（绩溪县除外）、芜湖市、马鞍山市、铜陵市、池州市，湖北鄂州市，湖南岳阳市、长沙市、衡阳市、永州市、道县、新田县、江永县、宁远县、江华瑶族自治县、郴州市、邵阳市和广东连州市。黔中道驻黔州（今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辖今四川部分、重庆东南、两湖西部和贵州大部分。其中，江南东道从江南道中析出，对于以“八府一州”为主体形态的明清江南的形成至关重要。首先，尽管唐代将江南道“一分为三”的主要原因是便于行政管理，在客观上却使在江南道中泛化了的“江南”重新回归于江东地区。其次，这还表明江东作为古典江南的空间主体形态，在地理和行政区划上的自成一体很难被解构。因此，用政治力量“强行捆绑在一起”的“唐代江南道”，终究要因为经济地理和经济社会联系的内在张力而被打破。最后，尽管区域政治中心在经历了唐代江南道的绍兴、江南东道的苏州之后，在明清又重新回到孙吴时期的南京并逐渐稳定下来，但其在政治、军事上的控制已大不如前，江南地区也出现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等各自独立、均衡分布的新格局。如林达·约翰逊说：“江南地区最大的城市是苏州、杭州和南京。……在长江下游地区繁荣的背景下，没有哪一个城市能长时期处于支配地位，而且没有一座城市能压倒其他城市，即使在它鼎盛时期也做不到这一点。” 这不仅印证了中国城市史学者把江南城市界定为“工商型”的论断十分准确，而且对于今天我国区域和城市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DSRE61r3SqCPy4QgTkvkFYfe1EP5ybeytmtTC0AkDKctKqSyVDd0FtL0qR+NxWL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