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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既是一个空间范畴，也是一个行政区划概念，这两者往往是一体两面，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后者依托前者，在茫茫宇宙中最终确立明确的地理疆界和空间形态，前者与后者相结合，则在历史沧桑和洗礼中升华为“人化的自然界”。在考古学意义上，从良渚文化的起源开始，中间经过唐代天宝年间江南东道从江南道中分出这一重要节点，再到明代南直隶和清朝江南省的设立，经过一次次地理与行政区划的变化和调整，江南在空间内涵上逐渐稳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如“泛指长江以南，但春秋、战国、秦、汉时一般指今湖北的江南部分和湖南、江西一带”。
如“其范围大体上先秦时为吴越，汉属扬州，六朝则称江左、江东或江表……唐代江南道的范围也几乎包括整个长江中下游……元以后行省的设置，更强化了这种趋向”。
概而言之，“古代的江南往北可涵盖皖南、淮南的缘江部分，往南则可以达到今天的福建一带，往西则沿着长江以南一直延伸到四川盆地边沿”。
这是江南第一个比较成熟和稳定的空间格局，其主体形态就是三国时期的江东地区。
江东（吴）地区空间图
来源：吴德慧《地图三国》，第212页
江东是长江以东地区的简称，古代又称“江左”“江表”。这三个概念在不同时期也不尽相同。关于江东，“长江在芜湖、南京间作西南南、东北北流向，汉代以后，隋唐以前，是南北往来的主要渡口，习惯上称自此以下的长江南岸地区为江东。三国时江东是孙吴的根据地，故当时又称孙吴统治下的全部地区为江东”。关于江左，“泛指长江下游的地区。古人在地理上以东为左，以西为右。魏禧《日录杂说》：‘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耳。’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的根据地都在长江下游的东部，所以历史上也常把它们的全部统治区成为江左”。关于江表，“泛指长江以南地区。‘表’的意思是外，从中原来看，长江以南地区在长江以外，所以叫作江表”。
就此而言，关于江东地区的形成和发展，既有地理空间沿袭与演化的原因，也是不同政治势力斗争和兴替的结果。但这两种力量有一个重要的交互点，就是三国时期孙吴政权的建立。孙吴政权对江东地区长达五六十年的经营，对于古典江南形态的形成与确立具有阶段性的作用和影响。
从空间演化的角度看，这与江东地区特有的“长江在芜湖、南京间作西南南、东北北流向”的地理特征密切有关，在以中原为主要舞台的黄河文明成为中华文明主脉，同时长江文明也获得了较高程度的发展之后，原本作为中原南下进入吴地的重要通道的江东一带，迅速成为古代中国地缘政治和军事博弈的战略要地，在地理边界上呈现出不断扩张的发展趋势。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率八千“江东子弟”铩羽而归，乌江亭长对他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
从这条记载看，秦朝末期的江东，无论是空间还是人口规模都还比较有限，但也是江东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起点。又据《三国志·孙策传》记载：“请张昭等谓曰：‘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呼权，佩以印绶，谓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从这份著名的政治遗嘱中不难看出，此时的“江东六郡”在空间和人口上与秦末的“江东”相比均有较大增长，因此孙吴政权才认为自身具备“与天下争衡”的实力，而不再满足于仅仅做割据一方的诸侯王。
在推动原本松散的“长江中下游”向联系日趋紧密的“江东地区”的演化发展中，最具标志性的是孙吴政权在江东地区的建立和发展。
第一，东吴建国并迁都建业（今南京），本质上是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确立一个新的“中心地”，不仅使长江中下游地区此前分散的各种资源和势力获得了更高水平的集聚与整合，构建了以吴郡、会稽郡、丹阳郡、豫章郡、庐陵郡、庐江郡为主要支点的区域新格局。同时，也使战国时期一直在楚、越、吴之间漂移的区域政治中心稳固下来，为以南京为核心向周边更广大地区的开拓与发展建立了大本营。
第二，以南京为中心的江东六郡，是一个英雄割据、南北争雄的政治军事舞台，同时开启了不同于中原地区的江南区域文化新纪元。正因如此，历史学家往往把江南文化的源头追溯到东吴都城建业。在《客座赘语》卷八中，有几条关于“建康俗尚”的记载：“杜佑《通典》曰：‘江宁，古扬州地。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隶，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祥符图经》曰：‘君子勤礼恭谨，小人尽力耕植。性好文学，音辞清举。’颜介曰：‘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举而切，天下之能言，唯金陵与洛下耳。’杨万里曰：‘金陵，六朝之故国也。有孙仲谋、宋武之遗烈，故其俗毅且美；有王茂弘、谢安石之余风，故其士清以迈；有钟山、石城之形胜，长江、秦淮之天险，故地大而才杰。’”
就此而言，直到江南在明清时期进一步浓缩、集聚为太湖经济区之前，以南京为政治中心的江东地区构成了江南概念的第一个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