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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江南文化所化之人”，与中国文化主体既相关又有所不同。相关是因为他们都是中国文化生命的感性载体，不同则是由于南北文化差异所导致的。由此出发，就可以确定“为江南文化所化之人”的内涵。
关于中国文化主体，第一个特点是不同于西方文化主体。与后者主要是一种“诗人哲学家”不同，前者在本质上是一种“诗人政治家”。从精神发生学的意义上看，“一般说来，注重与无机自然界相区别的民族首先发育的类本质是思维能力，正如帕斯卡说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那样；对于注重人与有机的自然界（主要是动植物）相区别的民族首先发展的则是人的伦理本质，正如孟子感慨的人与禽兽的差别极其微妙，以及荀子对此的重要补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辩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辩。’（《荀子·非相》）所以说，与西方诗人哲学家通过理性思维区分开人与无机的自然界截然不同，中国诗人政治家则是通过‘礼’的内在建设，以区别开人与禽兽的方式从原始混沌中生长出来的，因此它最为关注的正是人的政治属性与伦理本质（汉语中的‘礼’恰好具有这样两重涵义）……这是一切中国文化中一切社会性活动的逻辑起点，所以说中国文化主体在本质上正是一种诗人政治家结构”。
由此引申，尽管西方哲学发展到康德也开始“紧紧地抓住主体”，但由于理性文化与诗性文化、理性主体与诗性主体的差异，与康德那种建立在思辨基础上、难以把握、“与经验无关”的先验主体完全不同，以个体的感受、欲望与心理状态为基础在直观与当下生成的诗性主体，则异常的活泼清新、毫不生涩艰深，并同样能达到高深的境界。人物如此，叙事从之。钱穆说：“中国古人讲人生，特点正在如是般浅近，不仅是大家懂，而且大家正都在如此做。由此基点，再逐步推到高深处。因此其所说，可成为人生颠扑不灭的真理。”
江南文化主体发源、成长于中国诗性文化的大背景，首要特征是与西方理性主体的截然不同，但由于“江南诗性文化”与“中原诗性文化”在形态与发展上的差异，“为江南文化所化之人”还成就了十分独特的个性与风貌。具体说来，一方面，“审美”与“政治”的区别，是诗性主体分为南北二形态的主要根源。以学者为例——
由于现实生存条件恶劣，北方学者多关注国计民生，在学术生产上，也多持“述而不作”的态度，容易保守与守成，而于思想解放与学术创新上显得不足。在生活方式上也如此，他们一般都能严格遵守礼法与规范，以至于常常显得拘谨与呆板。与之相比，江南学人则要自由、开放许多。不少江南学者都很有个性，并表现出江南学人特有的优雅气质。如与孔子同时的季札，自然通达，博学清言，就是一例……如果说北方学人的最大特点是功利性，那么江南学者则更多地体现出非功利的审美品格。
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审美与政治无关”，由于精神的互渗律与文化的渗漏现象，江南与政治的关系往往显得更加复杂与微妙，并具体表现在“政治之后是审美”这一中国诗学的基本原理中——
一方面，由于中国民族的异化性力量主要来自现实世界中制度化的伦理政治符号，要追求审美自由则意味着个体必要最大限度地超越这些羁绊，因而它在逻辑上提出的一个要求就是回归自然、乡村或朴素的生命状态中。但另一方面，对于诗人来说，这两种要素之间的关系又是相当复杂的，不仅没有经过伦理政治意识提升的个体感情在本体内涵上总是缺乏深度，而且没有切肤之痛之现实体验的种种吟咏性情也难免有“纸上得来终觉浅”之讥，因而它在逻辑上也就提出了与前者完全相反的要求，即“审美（形式）不能脱离政治（内容）”。总结一下这既相互缠绕又激烈矛盾的两方面，或者说要正确对待与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最关键的问题则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在防止它们各自走向极端的独断论的同时，把那种真正有深度与现实感的诗性思想情感生产出来。进一步说，如同康德在阐释西方民族审美活动时强调的“判断在前，享受在后”，所谓“政治之后是审美”在这里的确切涵义即“政治在前，审美在后”……一方面，个体只有在现实的生存斗争中发展出他社会性的感觉、情感与其他生命本质力量，才能在“不自由的生存”中产生审美需要并运用他的诗性智慧机能在烦恼人生中开拓出审美一脉。另一方面，这里的“政治优先”只是手段而不可视作最高目的，否则除了各种天性泯灭、审美感觉严重退化的政治家之外，实际上是不可能再生产出任何一个像样的诗人的。也就是说，在“政治之后”必须要有诗性主体的最后生成，才能把个体经验中的苦痛与创伤转化为澄澈的生命之流。
“政治之后是审美”，是寻找“为江南文化所化之人”的主要根据。
首先，与北方士大夫一样，江南士人的悲欢与命运在总体上也取决于政治巨掌的翻云覆雨，但由于“没有经过伦理政治意识提升的个体感情在本体内涵上总是缺乏深度”，以及“个体只有在现实的生存斗争中发展出他社会性的感觉、情感与其他生命本质力量，才能在‘不自由的生存’中产生审美需要并运用他的诗性智慧机能在烦恼人生中开拓出审美一脉”，所以说，江南诗性主体与政治的往还、交往、缠绕、对立、矛盾甚至是悲剧性的冲突，本身就是自身在成长过程中必须承受的风雨与必须经历的世面。
其次，两者又有重要差别，在政治中遇到麻烦或直面难以忍受的现实时，由于生活条件与精神氛围在总体上的优越与超脱，与北方士大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木讷、刚毅不同，江南士子更能领会与实践诗性文化的功能与本质，他们往往选择的“是‘退一步走’，是‘寻得桃源好避秦’……以退为进，以逃避现实来换取精神的自由，从隐士避世于政治文化不易影响到的深山老林，到清静无为的道家政治精神，从桃花源的社会理想到莼鱼之思的个人情怀，都是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现实成果”。
最后，最需要加以强调的，真正将“政治”与“审美”融会贯通、开辟新境的，既不是以“脊梁铁硬”“马革裹尸”自诩的北方烈士，也不是一直浸泡在“杏花春雨”与“小桥流水”中的江南才子，而是那些一直在现实与理想、黑暗与光明、邪恶与正义、伦理与审美之间徘徊、奔走、选择、挣扎的诗人政治家。他们的生命历程，始于“哀民生之多艰”的现实承担，中经“为江南文化所化”之阶段，而臻于“表里俱澄澈”的自由境界。这当然是就理想境界说，更多的人只是行进在这个路途中。
以是之故，最能代表江南诗性文化精神的主体主要包括遗民、流人、山人与学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