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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术表达，刘梦溪将之分为两种方式：一是“借符号讲话”，“哲学家，特别是那种纯哲学家，他们往往用符号讲话。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是范畴、概念”；二是“借人物讲话”，“因为历史是人物的活动，离开人物的活动，就无所谓历史”。一般说来，西方学者多使用符号讲话，而中国的学术与人物的关系更密切。西方学术在当下的强势地位，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如梦溪先生指出：“现在学术界有一些青年也愿意借符号讲话，但是由于准备不足而往往流于空疏……这样的空疏之学，与其借符号讲话，还不如借人来讲话。”
这两种话语方式，对于我们研究江南文化名人有重要的启示。
历史学家多以人物说话，这是世界的通则，但以中国历史著作最为典范。如钱穆指出的：《尚书》《左传》与《史记》，既是“中国史书中三个阶段，也有三种以上的体裁……《尚书》是记事的，《春秋》《左传》是编年的，而《史记》是传人的，中国历史体裁不外此几种：事情、年代、人物分别为主。一切历史总逃不过此三项。《尚书》是一件一件事地写，《春秋》与《左传》是一年年地记载，而太史公的《史记》，就一人一人地写下”。
如果说《史记》是其中最好的，就不妨说以人物为中心是中国史学的秘密。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则与中国的文化形态相关。与西方文化是理性文化相对，我们把中国文化称为诗性文化。如果说，理性机能发达的西方人，最擅长的是以抽象的符号替代活生生的个体；那么对于诗性机能发育更为充分的中国人，则习惯于通过感性的声音、事件让生命自身直接到场。由此可知，“借人物说话”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叙事方式，其基本特点可以归结为以感受含摄论证，以经验贯通理性，以细节建构本体，以人物澄明精神。它不仅与“借符号说话”在地位上完全平等，就其特别适应于中国文化经验而言，还有着直指本体、目击而道存等更上一层的特殊意义。一言以蔽之，江南文化精神并不存在于抽象的概念演绎与使人周身不自由的灰色理论体系中，而是直接澄明于人的感性生存与实践活动中。
世间万物，最复杂者莫过于人。“借人物说话”，一方面，不仅不比“借符号说话”简单容易，反而由于人情冷暖、人心叵测与人道沧桑，难度系数更高；另一方面，由于人物本身直接对应、参与甚至决定着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因而，“借人物说话”比使用符号、概念、推理等也可更直接地深入文化与精神的底部。需要注意的是，仅仅以人物为中心是不够的。因为人是一个大概念，有希腊哲学的人，有中国儒家的人，有现代语境中非理性的人，也有后现代文化中的欲望主体，所以在阐释江南文化精神时，必然要碰到以什么人为中心，或者说，什么样的、什么时代的、什么样性格的人，才是具有合法身份的代表。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如果“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者即陈寅恪所谓“为此文化所化之人”，
那么也不妨将江南诗性文化理念和精神的历史承载者与创造者呼为“为江南文化所化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