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东晋六朝与江南诗性精神的生成

到了东晋南朝时代，江南迎来了自己的轴心期。在第二讲中已经提到，不同于先秦诸子在轴心期的哲学意识，在江南发生的是作为“哲学中的哲学”的审美意识的觉醒，其核心是一种在两汉文化中极其稀有、不同于北方政治伦理精神的诗性审美精神。本讲对这个过程进行还原分析，以揭示江南诗性精神生成的历史逻辑。

轴心期作为影响人类精神变革的重大阶段，它的发生当然需要特殊的历史和社会条件。综合相关研究，轴心时代的要义有三：一是突如其来的巨大变革彻底中断了人类自然形成的原始生活方式与原始文化系统；二是人类在回应挑战中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精神文化系统；三是人类从此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进程。一般说来，轴心时代的变革都是灾难性的，因为不这样就不足以迫使人们改变其习惯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同时，在这个濒临毁灭的过程中，人类巨大的精神创造不仅解决了一时所需，同时也为后来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直到今日，人类仍然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重新被它激发思想才智。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复归到这一开端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

具体到江南轴心期，可以这样来确定，即江南地区在某个历史时期发生了“质变”，使本来“好勇”“轻死”的人民发现他们祖先的一套已经行不通，被迫改变自己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传统方式，并在思想、情感与意志三方面压抑、改造其自然天性与文化习惯。只有这样一种刻骨铭心的现实经验，才能使江南民族启动从野蛮到文明、从本能到审美的升级程序。就此而言，最符合轴心期条件的，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东晋南北朝时期。

首先，如同人类在轴心期所经历的巨大现实变革一样，东汉末年的“天下大乱”可以看作是江南轴心期的始基。由诸侯割据与争霸而引发的各种残酷战争，彻底打乱了人们早已习惯的日常生活节奏，此时美丽富饶的江南开始成为人们争相前往的乐土。

永嘉之乱时，长江以南就广泛流传着各种谚语，如“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和“永嘉中，天下灾，但江南，尚康乐”等。这些谚语被刻在墓砖上，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江南的向往。永嘉之乱后，人口大批南渡的原因，主要是北方的战乱。南渡规模之大，人口之多，远远超过东汉末年。当时，北方士族带领宗族、宾客、部曲，汇合流民，聚众南下。如范阳祖逖，本“北州旧姓”，“及京师大乱，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后再迁至京口，其兄祖纳，弟祖约，亦皆南渡。高平郗鉴，当永嘉之乱时，“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峄山”，而以郗鉴为主，后受司马睿诏，渡江至建邺。河东郭璞，“潜结姻妮及交游数十家，欲避地东南”，因至江东。山东士族徐邈，“永嘉之乱，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也有独自逃亡的，如河内郭文，在洛阳沦陷后，“步担入吴兴余杭大辟山中”，靠“区种菽麦，采竹叶木实，贸盐以自供”。据谭其骧先生统计，当时南渡人口共约90万之众，约占北方人口1/8强。南渡人口以侨居今江苏者为多，约26万左右。侨民聚集之地，长江以南以今之江宁、镇江、武进为最多；长江以北以今之江都、淮阴诸县为最众。东晋初年将相大臣，很多来自侨姓士族。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左右东晋政局，实行门阀政治百年之久。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加快了中原文化与长江文化的交流，使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但所谓的南北冲突与交融，并不是诗人所谓的“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由于它直接关系到不同地区、人民的政治经济利益与现实命运沉浮，因而其中各种剧烈的矛盾冲突与残酷斗争是可想而知的。在这一段时间的历史文献中常见的南人与北人从口音到政见的激烈冲突，实际上还表明他们双方固有的思维与生活方式统统被葬送了。正是这样一种剧烈而痛苦的文化震荡，才迫使所有生存在这方水土上的人们去找根源、想办法，直至生产出一种可以回应现实挑战的新智慧来。而这一切与人类在轴心期的所作所为是极其相似的。

其次，如果说要概括一下这个时代的精神新产物，那么用“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是十分合适的，它的核心是一种在两汉文化中极其稀有的审美精神。

正如前文所写的，魏晋六朝一方面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另一方面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而至于这种精神产物的“新”，则可以通过它与中国轴心期的比较来了解。如果说，中华民族在轴心期（约西周至战国前后）最重要的精神觉醒是“人兽之辨”，即由于意识到人与动物的不同而把自身同它与自然的原始混沌中区分出来，那么也可以说，江南轴心期所带来的最根本的精神觉醒则是唤醒了个体的审美意识，它使人自身从先秦以来的伦理异化中摆脱出来并努力成为自由的存在。

对以务实著称的中华民族来说，由于持续的文化压抑，所以它的审美机能是严重匮乏的。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精神觉醒，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如何从沉重的政治伦理异化中解脱出来。这个充满苦难、又在苦难中生产出巨大生命热情的江南轴心期，则恰好为这样一种纯粹的中国审美精神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最后，中华民族的审美精神，不仅是在江南文化背景中生产出来的，而且如同轴心期的诸子哲学一样，它还构成了这个民族一切审美活动的“原本”与“深层结构”。以后大凡真正的或较为纯粹的中国审美经验，可以说都是与江南轴心期的精神结构密切相关的。

具体说来，南朝审美精神的两个关键文本即《世说新语》与“南朝乐府”。前者正如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所说：“这晋人的美，是这全时代的最高峰。《世说新语》一书记述得挺生动，能以简劲的笔墨画出它的精神面貌、若干人物的性格、时代的色彩和空气。” 而关于后者，则正如笔者在谈南朝民歌《西洲曲》时所指出的：历代诗人的江南情怀，实际上也都与她的原唱有关。《西洲曲》是中国诗性精神的一个基调，所有关于江南的诗文、绘画、音乐、传说，所有关于江南的人生、童年、爱情、梦幻，都可以从这里找出最初的原因。 中华民族的审美精神，正是在一唱三叹的江南抒情组诗中成长起来的。

正是在这样一种内在的精神历程之后，一种不同于北方道德愉悦，一种真正属于江南文化的诗性精神，才开始在血腥的历史风云中露出日后越来越美丽的容颜。在它的精神结构中充溢的是一种不同于北方政治伦理精神的诗性审美气质，这不仅奠定了南朝文化的精神根基，也奠定了整个江南文化的审美基调。从此，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才开始获得了一个坚实的主体基础，使过于政治化的中国文明结构中出现了一种来自非功利的审美精神的制约与均衡，所以说正是在有了这“半壁江山”后，中国文化的基本构架才真正明确下来。如果说北方文化是中国现实世界最强有力的支柱，那么江南文化则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脊梁。 LRkww1wd0oNjuYI7J4LalNjNNOILv3c5pXZ72rrOYs87mWn7Hjaqxa7iyu7AQW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