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良渚文明是江南诗性文化的源头

关于江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差异，实际上早在中华民族的童年时代就已比较清晰地显示出来。大体上说，这种差异始于远古时期，在良渚时期明确形成，此后一直绵延至今。

由于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南北文化在原始时代就出现了明显的差别。神话学研究表明，在原始崇拜中，就出现了“北方文化英雄多为男神，而南方文化英雄多是女神”的重要区别。在芒福德“性别革命”的推测中，较为柔顺的女性被赋予了支配地位。 这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一种以女性为领导者、带有很强的情感色彩和审美功能的母性文化就已经出现。人类运用何种社会生产改造自然世界，反过来也影响着人的主体机能、生活方式和精神文化的形成。与原始男性文化主要崇尚武力、蛮力不同，在新石器时代女性文化中已经出现的游戏与审美活动，无疑可以看作是中华民族审美机能与艺术实践的萌芽或原型。从中华文明的早期形态看，这在新石器时代以太湖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已微微流露出后世所说的诗性和审美生活的曙光。其本质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原始社会的自由劳动，即人的生活和劳作，不仅是为了满足直接的物质生活需求，同时也有了感性享受与心灵愉悦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以细腻、柔和、优美、注重生活细节与质量著称的江南生活方式，很可能就起源于这场性别革命及其带来的女神崇拜，并与新石器时代的女性文化和自由劳动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而与文明时代一直作为主流与中心的男性文化有霄壤之别。换言之，这就是江南诗性文化独特的历史源头。

在上古时期的太湖，江南先民逐水而居、与水共生，先后创造出距今7 000年的马家浜文化、6 000年的崧泽文化和5 000年的良渚文化，特别是以太湖平原为中心、北到江苏北部、南至杭州湾、西到南京的良渚文化，不仅初步勾勒出江南地区的核心范围，也代表了中华文明在那个时代的最高发展水平。良渚文明是江南地区最重要的一次集大成。以这里出土的玉器、丝织品、城市遗址、稻作农业等为代表，不仅有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稻作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也出现了不同于中原实用理性的审美观念和艺术实践，更重要的是，良渚文化还显示出文化中心的开放性和影响力，这个范围非常广阔，向北到辽西地区，向南则到岭南地区，说明良渚文化深度参与了远古时期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因此可以说，在良渚时期的江南地区，后来所说的江南文化已初步形成。

与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不同，玉文化是良渚文明的代表。“到了良渚文化时期，玉器的精美和工艺水平达到巅峰，它们既是先民对灵物或某种自然崇拜的物化写照，揭开了中华七千年玉文化的序幕。同时，也体现了环太湖流域文化特有的思维模式，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狰狞、冷漠的北方青铜文明的文化品质。杭州地区在良渚文化时期的玉石制作水平，至少说明：一是整个环太湖地区早期遗址都发掘过大量的玉器，由此造就了杭州与作为江南核心区的环太湖流域地理区域内的文化认同；二是与其他文明遗址中的玉器文化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在制作工艺上的高度艺术化及心理意识上的玉器崇拜心理，后来弥漫于整个江南社会的巫风及浪漫神奇的诗性审美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与良渚文化时期的玉石文化繁荣相关。” 进一步说，中原诗性文化与江南诗性文化的差异，最早在中原青铜文化和良渚玉文化上就已相当明显。不仅表现在材料选择、工艺技术及文化观念上，还表现在前者主要承载政治、军事等实用功能，而后者的突出特点则是实用性与审美性的高度结合。可知上古时期江南文明并不落后，在某些方面比中原还先进。

由于一般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灌输与传播，“古代江南落后于中原”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认知，江南甚至被看作是一块“蛮荒未化之地”， 只是到了六朝，由于中原人口大规模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江南地区才启动了自身“从野蛮向文明”的升级程序，这就是教科书上经常提到的“江南的开发”。但这个与上古时期并不符合。关于江南落后的真正原因，主要是在人类的轴心期。在20世纪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那里，轴心期（或译作轴心时代）是指公元前8世纪至前2世纪。按照他的观点，尽管此前人类已存在了很长时间且有了很多了不起的创造，但由于他们作为人的最根本标志的哲学意识尚未觉醒，所以还不能说此前就有了人类的历史。只是在经历了轴心时代的精神觉醒之后，人类才真正完成了从自然形态向文明形态的历史飞跃。人类在轴心时代的精神觉醒有三个代表，即中国先秦哲学、古印度佛教与古希腊哲学，它们既是人类精神生命诞生的主要标志，也是文明历史拉开序幕和持续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在这个时期，黄河流域孕育了中国哲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以孔子、老子等为代表，成为人类轴心期精神觉醒的最强音之一，并为黄河流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能，使之一跃成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核心区，在思想、历史、文化和价值体系上，始终拥有不容挑战的文化话语权。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个作为知识来源和生活准则的重要成语——“子曰诗云”。其中的“诗”即《诗经》，又称“周六诗”，作为中华文明核心的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植入中华民族的日常生活和精神实践中。其中的“子”是指诸子百家，作为中华民族在轴心期精神觉醒的最高代表，他们提出和阐释的问题、方法、范畴、学说、思想、准则，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史上均具有永恒的价值和重要的地位。这些都是以中原为主场的黄河流域文明的精髓，也是其他区域文明无法相比的。同时，这种优势延续超过了千年以上，直到北宋以后才逐渐淡化和消失。

与之相对，从东周到战国时期，江南不仅在文化创造上已远远落后于中原，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南地）“发达较迟，中原之人，常鄙夷之，谓为蛮野”。 同时还可以说进入了一个以军事争霸为核心的“野蛮化”时期。如后来被视为江南文化最典型的“六朝烟水气”的金陵（南京），最初不过是吴王夫差为了应付战争而建的兵工厂，这是南京又名“冶城”的原因。由于“吴越为邻，同俗并土”，出身于“文身断发”之邦的越王勾践也毫不示弱，他不仅有举世闻名的越王剑，手下的敢死队也令人震惊。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元年，吴王阖庐闻允常死，乃兴师伐越。越王勾践使死士挑战，三行，至吴陈，呼而自刭。吴师观之，越因袭击吴师，吴师败于檇李，射伤吴王阖庐。” 即使在宋代，源自吴越的刁悍习性也一仍其旧，黄庭坚曾说：“江西之俗，士大夫多秀而文，其细民险而健，以终讼为能。由是玉石俱焚，名曰珥笔之民，虽有辩者，不能自解免也。” 这与近代天津卫的小混混，在性格和行为上十分相近。这样一块贫瘠、野蛮的社会土壤，之所以可以演变为“东南财赋地，江左文人薮”（康熙帝《示江南大小诸吏》），当然需要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和一种十分特殊的现实条件。对此最值得人们关心的，当然是究竟在什么时候，江南完成了与它卑微出身的分离，可以与“先进于礼乐”的北方文化相提并论甚至是“后来居上”的？ CfmFpofzdbvlrz6F4yBrU46HFMnsLrMgCQWKJDH+1gq1u8iREII2OuguAHPD2xN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