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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所选的阅读材料凡三篇，刘士林的《上古江南的文明创造》重点探讨了上古太湖时期以良渚遗址为中心的文明与文化创造，对解决古代江南是否落后于中原文明等问题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刘士林的《江南文化与宋朝文化略谈》，以在古代最具士大夫气质的宋代文化为对象，分析阐述了其与江南诗性文化的内在关系，为全面认识和评价江南文化提供了一个案例。周武的《海派文化是江南文化的新形态》，回顾了上海文化从江南文化到海派文化、从海派文化到红色文化深刻、复杂的变迁历程，展示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样态和面貌。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猪纹陶钵
关于古代江南是否真的“落后”，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加以检讨。在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中，始终存在着独立于黄河文明的长江文明。对作为古代江南核心区的环太湖流域，以及作为古代江南文化的吴、越文化而言，考古发现同样显示出这些地方曾存在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和文化，有些因素不仅独特且早于中原地区。
关于史前的江南文明，浙江河姆渡文化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特别是其出土的7 000年前栽培的水稻、迄今为止最早的木结构水井，以及最早的漆器制品等，使之享有“7 000年前的文化宝库”的美誉。但实际上，河姆渡文化并不是江南地区最早的文明。就在河姆渡文化遗址开始发掘时，专家就推测它周围可能存在着更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很快证明了这一点。如萧山跨湖桥8 000多年前的稻作文明遗存，比河姆渡还早1 000多年。在金华的上山，发现了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揭示了1万年前长江下游原始人的生活，比河姆渡文化又早了3 000年。上山遗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是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源头。它的发现，不仅表明上山遗址所在的长江下游地区是世界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之一，也揭示了上山人已将稻米作为重要的食物资源，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1万年前长江下游就已确立了文化优势地位。
在江苏境内，史前文明最早可上溯到1985年在吴县三山岛发现的三山文化遗址，它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同样有1万年的历史。有学者认为，三山文化就是江南文化的源头。此外，在锡山市
鸿声镇彭祖墩遗址——长江三角洲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了一大批距今6 000年至7 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文物，其中包括石刀、石斧、石纺轮、陶盆、陶豆、陶釜、陶鼎及玉器等。彭祖墩是长江三角洲文化层次堆积最厚、包含物最多、保存最好的历史文化遗址，其中一个收获被专家称为“荆蛮须新解”，因为从发掘出来的6 000年前的精美石纺轮看，当时人们已会捻植物纤维线、缝衣捆物，其出土的玉耳坠无论是圆度、光洁度，还是缺口的平直度，都可同今天的玉耳坠媲美。这表明当时的文明程度已很高，因而那种以蛮夷称之的传统称谓明显已不再合适。
由于锡山市是吴文化的发源地，因而这一发现对于了解上古时代江南的文明与文化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除了作为江南核心区的吴、越两地，在安徽、江西和福建的一些考古发现，也证明“大江以南”在史前时代已相当发达。2008年，安徽芜湖发现距今6 000年的月堰遗址。这是皖江下游地区目前正式发掘且揭露面积最大、文化遗存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共发现新石器时代和宋至明清时期墓葬38座，房屋建筑基址9处，与房屋建筑相关的红烧土遗迹26处，还有窖穴、灰坑、沟等各类遗迹200余处；出土陶器、石器、玉器等各类珍贵文物700余件，各类陶器、石器标本近千件。
2007年，江西省靖安县发现了春秋中晚期东周古墓，出土了大量的丝织品、人骨架、竹木漆器、玉石器、瓷器和青铜器等。其中纺织品文物的出土和清理是重大收获，已得到的纺织品品种有方孔纱、丝绢和真丝朱砂印花织物及纂组织物（经编织物组带）等。丝绢密度多为每厘米经线60～80根不等，织造平、整、匀、密，颜色多为黑色或深褐色。经编织物组带和印花织物的出土，填补了这一时期此类织物的空白，还有棺木中随葬的细密精巧的纺织工具，证明高精丝织物产于本地，并更新了人们对中国纺织织造史的认识。墓葬中还出土有青铜器和青瓷器。青铜器造型简单，没有装饰纹样，属越系青铜器的制作风格。青瓷器制作较精美，烧成火候高，釉色灰绿，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专家初步判定，靖安东周墓葬代表的是一支受越文化影响较为深厚又具有某些楚文化风格的新型青铜文化，具有很高的考古价值和历史价值。
此外，2006年对福建浦城县管九村的土墩墓葬群的发掘，出土一大批相对完整的青铜器、原始瓷器和印纹陶器组合，有40多件铜器，器类丰富，年代约在西周至春秋阶段。
以上说明，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春秋时代，长江以南地区在文明和文化创造上有很大的独特性，在某些方面甚至影响了同期中原文明。
编辑给开出了一个题目，要写一篇“江南文化与宋朝文化的渊源”。开始一直想不好怎么写，因为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个题目。在我看来，这两者不是什么渊源关系，基本上就是一个共同体。江南文化是在宋代（包括北宋南宋）达到它最完美的精神境界，而宋朝文化也是在江南才实现了自己的内在本质。在早些时候的魏晋南北朝，尽管有“人的觉醒”和“江南的开发”，但过多的现实苦难和文化悲剧，使那个江南既不够温存也不够富贵。在晚些时候的明清时代，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成为领头羊的江南，却因烂熟而沉溺于世俗、庸俗、低俗中，江南特有的“秀骨清像”已变污浊。即使就唐宋而论，前者还处处表现着野性的胡气，而与温润如玉的后者也没有可比性。
随手引几句宋词和江南楹联，就可以窥见两者的声气相投：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呼船径截鸭头波，岸帻闲登玛瑙坡。弦管未嫌惊鹭起，尘埃无奈污花何。宦情不到渔蓑底，诗兴偏於（于）野寺多。明日一藤龙井去，谁知伴我醉行歌？
王者五百年，湖山具有英雄气；
春光二三月，莺花全是美人魂。
应有些逸兴雅怀，才领得廿四桥头，箫声月色；
切莫把牛花浊酒，便当作六一翁后，余韵风流。
真实的历史也是如此。和“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
的宋徽宗在即将到来的“靖康之变”时的表现一样，蒙元入侵前夜的杭州，同样是一片和平宁静的氛围，以至于当代汉学家谢和耐说：“没有理由说此一时期乃是纷扰的时期……直至兵临城下，杭州城内的生活仍是一如既往的悠哉闲哉。”
在这些文字中，既没有必要区分是北宋还是南宋，也很难辩明是在杭州还是汴州。但前和魏晋南朝，后和元明清，都泾渭分明。只有宋代的江南，才是最像江南的江南。
为什么会提出江南文化和宋朝文化的“渊源”问题呢？
我想，这很可能是人们早已习惯于把江南文化等同于明清时代的江南文化。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一方面，正是以明清“八府一州”为核心区，江南的行政与区域范围才明确稳定下来；另一方面，江南文化也是在这个时期才达到了盛年时期或成熟形态。由此出发，宋朝文化好像成了江南文化的“渊源”。
这是一种广为流行而又根深蒂固的观念。其立论的基础在于，古代江南在文化上远远落后于中原，只是到了宋代中国文化中心南移后才改变。在北宋时，这种观念就已存在。仁宗嘉祐年间，抚州吴孝宗在《余干县学记》中写道：“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
这一误读之所以传承不绝，还有两方面的重要原因：
第一，学术研究的问题。长期以来，在黄河文明中心论的影响下，古代江南一直被看作“蛮荒未化之地”。如刘师培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说：“三代之时，学术兴于北方，而大江以南无学。……及五胡构乱，元魏凭陵，虏马南来，胡氛暗天，河北关中，沦为左衽，积时既久，民习于夷。而中原甲姓避乱南迁，冠带之民萃居江表，流风所被，文化日滋”。
第二，文化传播的原因。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一直这样讲，江南地区本来十分落后，只是由于中原人口的三次大规模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江南地区才快速发展起来。这也被解释为江南地区“后来居上”，先在唐代成为经济中心，又在宋代成为文化中心，并最终在明清时代成为核心区。
但实际上，这既不符合江南地区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发现，也夸大了中原文化对江南地区的影响。把江南文化与宋朝文化真实的“渊源”关系重建起来，远比在两者之间找形形色色的相似性更加重要。
宋朝文化和江南文化最大的相似，在于都是一种女性文化。李泽厚曾比喻说：唐代的精神在马上，而宋代的精神在闺房。这也可以看作南北文化的最大不同，如诗人所谓“铁马秋风蓟北，杏花春雨江南”。但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就是新石器时代的女性文化。
芒福德曾推测：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发生过一场“性别革命”，“这场变革把支配地位不是给了从事狩猎活动，灵敏迅捷和由于职业需要而凶狠好斗的男性，而是给了较为柔顺的女性”，“在田地里挥锄操劳的是女人；在园子里管理作物的是女人；采用选择杂交的方法把野生物种转化成高产的、营养丰富的农家品种，完成选择杂交伟大功绩的也是女人。制造器皿，编结筐篮，用泥条缠绕成最早的泥罐的也是女人”。其中，芒福德还特别提到“玩耍消遣的时间”，这与喜欢踏青秋游的江南士女，以及沉溺于艺术创作和文化娱乐的宋人，都是高度一致的。新石器时代的女性文化毁灭于城市的出现，“在这种新形成的城市雏形环境中，男子成了领导人物，女人则退居次要地位……男人的力量开始表现出来，表现为侵略和强力所建树的功业”。
后者也像是中原与北方文化的精神与价值体系。
早已消失的女性文化，为什么会在宋代复活？简单地说，“人过中年日过午”，到了宋代，中华民族从“以天下之美尽在己”“运天下于指掌”的少年，终于到了萨特所说的“懂事的年龄”。如邵雍说“老来才会惜芳菲”，如朱熹在《中庸章句》中说：“南方风气柔弱，故以含忍之力胜人为强，君子之道也……北方风气刚劲，故以果敢之力胜人为强，强者之事也。”
在这样一个午后的世界中，在空间上继承着女性文化的“江南”，与在“时间”上厌倦男性文化的“大宋”终于碰面，握手言和，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中华民族在文化和美学上充分展示着自己的另一面。
一部上海文化演进的历史，依次出现了三种文化形态，即开埠前的江南文化、开埠以后由江南文化与西方文化融汇而成的海派文化和1949年以后引领全局的红色文化。当然，这三种文化形态的递嬗，并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一种承传与层层递进的关系。江南文化是海派文化的底色，海派文化赋予江南文化“现代性”；红色文化以海派文化为内在景深，又决定着海派文化的历史走向。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由长久的历史积淀而成，又伴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不可能“一成而不可易”。《上海县志》中称：“上海故为镇时，风帆浪舶之上下，交广之途所自出，为征商计，吏鼎甲华腴之区。镇升为县，人皆知教子乡书，江海湖乡，则倚鱼盐为业。工不出乡，商不越燕齐荆楚。男女耕织，内外有事。田家妇女，亦助农作，镇市男子，亦晓女工。嘉靖癸丑，岛夷内讧，闾阎凋瘵，习俗一变。市井轻佻，十五为群，家无担石，华衣鲜履，桀诘者舞智告讦，或故杀其亲，以人命相倾陷。听者不察，素封立破。士族以侈靡争雄长，燕穷水陆，宇尽雕楼，臧获多至千指，厮养舆服，至陵轹士类，弊也极矣。”
这段话说的就是置镇以来上海文化随社会变迁而来的文化变迁。但就总体而言，开埠前上海所在的文化区域从属于江南文化圈，但那时江南的文化中心在苏州和杭州等中心城市，上海则处于“慕苏、扬余风”的边缘地带。
开埠后，特别是太平军扫荡江南之后，上海迅速取代苏、杭等江南传统的中心城市，一跃而成江南新的中心城市。江南中心城市的位移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人才、财富和文化的位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上海由江南文化的边缘跃居江南文化的中心。从边缘到中心，是移民造成的。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移民来自18个省区，但江南移民人数最多，其中又以江苏、浙江为最。按1950年1月的统计，在总共498万人口中，江苏籍和浙江籍移民分别占了239万和128万，超过三分之二。也就是说，上海市民的主体乃是江南移民的后代，作为文化移动的主要载体，移民的这种籍贯构成显示出江南文化在上海文化构造中的特殊位置。这种特殊位置从上海方言的结构中也可以非常典型地反映出来。现在的上海话并不是开埠前上海方言的简单延续，开埠后最初的三四十年，来沪移民基本上是“各操土音”，大约在1880年代，上海话已经形成。民国年间，一位日本学者曾研究过上海方言的结构，他认为上海话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是苏州语系，包括宝山、南汇、昆山、嘉兴、崇明、湖州、无锡、常州、杭州等地方言；第二是宁波语系，包括绍兴、严州、金华、衢州、台州等地方言；第三是粤语系；第四是其他方言，包括苏北方言等。其中苏州语系占75％，宁波语系占10％，粤语系占0.5％，其他方言占14.5％。上海方言的构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都市文化构造的江南文化底色。
但海派文化并不是江南文化的简单接续。开埠后的上海是中国最世界化的城市，有人称近代上海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城市。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受西方影响最大无疑是近代上海显著的特征。从器物到制度，从建筑到语言，从生活方式到价值观念，无不受到西方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是一个渐推渐广的过程，由器物而制度而文化，逐渐扩展到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有些买办甚至“视吾中国同洲之人皆如土块粪壤，目中意中惟有一洋商，虽为之走狗，为之涤溺而不惜”。1883年，上海报纸上有一篇文章曾议论过这种心理，其中说：“上海为通商大埠，西人之处此者最多，华人类多效其所为。其制造灵巧不能学乃学其浅近者，效其语言，而语言仍微有不同之处，俗称洋泾浜语，西人谓之‘别禽’。‘别禽’（Piaqin）云者，义取生意场中通行之意。至于坐马车、登轮舟，华人亦皆以为乐，甚至雪茄之烟衔于口中，弹子之房游于暇日，大餐之馆座客常满，左手持叉右手执刀，以恣大嚼者，皆华人也。‘温都的爱’‘爱皮西提’会一二句便刺刺不休，以为时路。酒则香饼（槟）、茶则加非（咖啡），日用之物皆以一洋字者为佳，此皆华人学西人之明证也。”
如果说在中西交冲之初上海人对西事西物存在着自觉或不自觉的排拒心理的话，那么随着崇洋心理的形成，上海人对欧美文化的态度亦逐渐由排拒转变为自觉认同与接受，“洋”字在近代上海人的心目中成了最具魔力的字眼。
海派文化脱胎于江南文化，但又有别于江南文化。江南文化是在吴文化、越文化和徽州文化的基础上融汇不同区域文化而成的产物，以精致、优雅著称，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代表和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极致。海派文化则是开埠以后江南文化与西方文化融汇的产物，它的孕育与发展依托上海高度商业化的社会，又以开新和灵活多样拓展市场，就其精髓而言，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一脉相承，海派文化可以说是江南文化的一种新形态。
红色文化诞生于海派文化赖以生成的多元文化格局中，最终决定海派文化的历史走向。它以海派文化为内在景深，海派文化又在某种程度上赋予红色文化以上海特色。
当然，红色文化并不是突然出现在上海的，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全球文化的激进化和中国革命凯歌行进的氛围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文化就已在上海蓬勃兴起，并成为上海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活跃力量。
近代上海是中国最多元化的一个都市，这种多元性不仅体现在市政管理和城市社会控制上，而且体现在社会构造、城市生活和文化形态上。正是这种多元的城市格局，为红色文化在上海的孕育与繁衍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存空间。而且，上海贫富差距悬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边缘社会阶层，为“贫者”代言的中国共产党也比较容易找到自己的同盟者。由于上海与世界的联系紧密，特别易受国际思潮的影响。夏衍在回顾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左翼思潮时曾分析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苏联、欧洲、日本都处于极左思潮泛滥之中，苏联文艺界有一个‘拉普’，日本文艺界有个‘纳普’，后期创造社同人和我们这些人刚从日本回来，或多或少地都受到过一些左倾机会主义的福本主义的影响。”实际上，20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左翼文化一度席卷整个世界，几乎所有重要的国家都建立了左翼文化团体，如苏联的无产阶级作家联盟（即所谓“拉普”）、德国的无产阶级作家联盟（1928年成立）、奥地利的无产阶级作家联盟（1930年成立）、美国的约翰·里德俱乐部、英国的罗伯特·特来赛尔俱乐部、日本的无产阶级艺术家联盟等，甚至还成立了一个国际革命作家联盟这样的国际性组织。上海的红色文化就是在这样一个国际思潮背景下逐步发展壮大的。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不是致民于生而是致民于死的，亦使整个社会特别是激进青年倍感压抑和失望，更强化了上海文化界的左翼化趋势。一位曾经亲历过这段历史的作家回忆说：“一般文人，对于政治现状非常失望、烦闷，走向愤激的路；除了极少数‘御用’的作家，思想左倾已成为必然的共同趋向。”这种说法不免有点过甚其词，但对现实政治的不满确实加剧了上海文化界的左翼化。抗战时期空前的民族危机，以及由危机导致的民族主义的激扬，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内部矛盾，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内战政策，以及由战争导致的经济与社会局势的急剧恶化，使整个社会的离心倾向越来越严重。在这种背景下，他们非常自然地把与国民党对峙的共产党看作是另一种希望。从这个角度看，远在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之前，红色文化在上海多元文化格局中就已开始取得某种优势，或者说，红色文化的影响已渐渐超越了党派文化的范围。但是，即使是这样，基于上海这样一个高度多元的城市，红色文化并未取得主导性的地位。换句话说，红色文化只是上海多元文化中的一元。1949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红色文化遂迅速由一个党派的文化变为全国普适的主导文化。
从江南文化到海派文化，从海派文化到红色文化，上海文化经历了极其深刻、复杂的变迁，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和面貌，但在看似断裂的历史中又存在着不易抹去的连续性。江南文化由吴文化、越文化和徽州文化融汇而成，海派文化因融汇西方文化而赋予江南文化“现代性”，红色文化则因以海派文化为内在景深而具有上海特色。因此，从表面上看，上海也是红色文化一枝独秀，和中国其他城市并无差别，但实质上，上海并没有完全成为北京、广州等其他城市，仍然具有迥异于其他城市的文化个性。尽管，1949年以后，上海和其他城市一样，红色文化成为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对上海都市文化形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成为当代上海文化最显豁的形态，甚至在许多方面“再造”了上海文化。
但红色文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斩断历史，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当然也并没有退出历史，上海人仍然保持着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至少在日常生活中，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仍然在发挥着正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批判和呐喊可以随意抹去的。尽管它们曾经被视为应该淘汰的东西，但在事实上它们仍然是现实的，是上海文化构造中的内在风景。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上海三种文化形态虽然各不相同，但就其精髓而言，是一以贯之的，三种文化都具有超强的融汇能力，它们的枝繁叶茂也都得益于相对成熟发达的商业化环境和商业化力量。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不用说了，改革开放以来红色文化又何尝不是借助商业化的力量丰富和发展自己。
红色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共同支撑起当代上海的文化大厦。因为承传江南文化，所以当代上海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并与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保持着一脉相承的联系；因为长期浸润在海派文化中，所以上海人比较开放包容，并在内心深处始终保持着对西方文化的宽容，一旦形势许可，便比较易于与世界接轨；因为经受红色文化的洗礼，所以上海文化又存在着与中国其他城市文化趋同的倾向，由西方化回归于中国化和意识形态化，这又是上海文化与世界其他城市文化的最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