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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长江三角洲为基本空间范围、以江南文化品牌为共建主题的当代江南，是古代江东地区和江南诗性文化、明清“八府一州”和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直系后裔与合法继承人，同时也可以看作是江南的第三种内涵和江南文化的第三期发展。
与近代以来江南中心由苏州转移至上海相一致，在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上，作为上海现代都市文化主体形态的海派文化也日益成为长三角的文化旗帜。以苏式、苏工、苏服、苏器、苏食等为代表，苏州在明清时期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最高标准和理想范式。如清乾隆《元和县志》记载：“吴中男子多工艺事，各有专家，虽寻常器物，出其手制，精工必倍于他所。女子善操作，织纴刺绣，工巧百出，他处效之者，莫能及也。”
如张岱《陶庵梦忆》记载：“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
上至皇家高端用品，如所谓“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材辈出，尤为冠绝”。
下至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如风靡全国妇女发型，“近日苏州妇人有‘牡丹头’‘钵盂髻’，后梳长髻，名‘背苏州’。有《背苏州》一词最妙，诗曰：‘吴鬟且莫唱，越髻且莫讴。四座静勿哗，我歌背苏州’，苏州肌理嫩如水，苏州颜色焕如蕾。相君之背亦风流，时样妆梳斗娇美。灵蛇新式到杭州，日日凝妆上翠楼。”
当其时也，举国上下不是以道德批判的眼光看待三吴地区，而是以竞相模仿和克隆复制为时尚，甚至更多的是“欲学苏州而不得法”。
上海仙乐书场上演评弹
但随着上海成为江南区域的新中心，海派文化很快取代苏州文化等，成为现代文明、现代都市社会、现代生活方式和文化时尚的代表。以源于上海的旗袍为例，“旗袍从大中城市流行，迅速传遍全国，又传至某些乡村。至30年代，几乎成为中国妇女的礼服，从达官显宦、富商财主的太太、小姐，到学生、工人、家庭主妇，无不普遍穿着，既可以作为人们日常的便服，也能成为社交场合和外交活动的正式礼服。后来甚至传到国外，外国妇女也把旗袍作为时装之一”。
以率先在上海登陆的电影为例，从开始引进西方电影，仅仅二三十年，上海就获得了“东方的好莱坞”的美誉，“电影不仅是休闲娱乐，也是流行和时尚的创造者之一，潮流和时尚使上海真正具有了一个国际大都市的气派”。
在苏州作为江南中心城市时，张瀚曾说：“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
但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江南地区乃至全国，则演变为“人人都学上海样，学来学去难学像；等到学了三分像，上海早已翻花样”。
也可以说，过去以苏州为中心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不仅把它的“温柔富贵”全盘转移到上海来，同时在这个现代化的“魔都”中，还获得了更高水平的发展，实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这集中体现在西方现代文明对江南诗性文化的改造升级上，一方面，延续了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的世俗化和欲望化，进一步剔除了古典江南文化中的士大夫气和超功利审美旨趣；另一方面，又借助西方现代商业文化和资本主义精神，把明清江南城市诗性文化发展为以“十里洋场”为标志的“魔都”文化。这不仅是文化中心随经济中心转移的直接表现，也是江南空间和功能在现代时期不断演化和重构的必然结果。
2019年12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共同打造江南文化等区域特色文化品牌”，是在国家层面首次就长三角区域文化建设作出的战略设计和规划安排，也是三省一市近年来共同谋划、合力推进江南文化建设的重大成果。从地理上看，古代江南地区与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区在空间上基本吻合。在人文上，包含吴文化、越文化、徽州文化、海派文化的江南文化构成了长三角历史文脉的主体形态。2018年4月，上海市率先提出建设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三大品牌。作为对首位城市文化建设目标的呼应，浙江、江苏、安徽均提出江南文化建设目标和任务。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为长三角共有精神家园的江南文化，不仅要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提供基础文化支撑，还要发挥江南文化引领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传承发展优秀江南文化，推动江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契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的历史命题。以品质优雅的江南文化为文化资源，建立高品质的长三角城市文化，建设面向未来的诗性和理性、非功利和功利性相互融合、包容发展的当代江南文化，不仅可以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文化消费产品和服务，也有助于切实促进和引导长三角真正发展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推进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需要尽快提上历史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