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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第一讲提到的，从明清至近代，以不同于农业文明的城市社会和消费文化为主流精神方式，江南在内涵上发生了具有结构性和本体性意义的巨大变迁。
从文化和精神生产上看，以明中叶江南地区资本主义的萌芽为开端，一方面，异军突起的商品经济直接影响了农业经济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引发了传统城乡格局的巨大变革，这两股新生力量在市场原则下充分结合在一起，深刻改变了古典时期江南诗性文化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并从中演化出主要代表商业社会理想和新兴市民阶层文化利益，既不同于中原城市文化，也不同于江南乡镇文化的江南城市诗性文化新形态。
在诗性文化的城市形态中，江南诗性文化背叛了古典江南的诗性与审美性，在很多方面走向了它的反面，但与此同时，又培育出一种与近代商业文化、现代都市文化密切相通的新型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古代精英文化在近代化进程中的世界性现象，正如西方古代“素朴的诗”蜕变为近代“伤感的诗”一样。对明清江南文化的历史进程和内在变化进行还原分析，是深入了解和把握江南诗性文化复杂和多重内涵的重要工作之一。
由江南诗性文化向江南城市诗性文化演化，与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生产生活环境的城市化密切相关。古代江南地区，属于“不大富亦不大贵”。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嬴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但从精神生产的内在规律看，相对不足的物质生产生活条件，恰是进行丰富精神生产和文化创造的最佳环境。如芒福德说：“希腊城邦即使在其最繁荣的时代也没有十分丰富的产品，他们拥有的是充足的时间，也就是：闲暇、自由、无拘无束，不羁身于铺张的物质消费——像当今美国这样的铺张消费——却能从事交流谈话、发展性爱、进行智力思考和追求审美享受。”
在中国的魏晋时期就是如此，如宗白华指出的，一方面这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另一方面又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系列大哲学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及其伟大作品，如王弼的玄学哲学、陶渊明和谢灵运的诗歌、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等，充分证明了相对不足的物质环境，正是培育审美精神和产生高级艺术文化的沃土。
江南诗性文化与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本质差异在于是“要精神”还是“要物欲”，如果说在魏晋时代是通过压抑物质欲望而将人的生理需求升华到美学境界，那么在明清时期则是一个逆向的过程，即遗弃了诗性与审美而重新回归世俗和肉身。在谈到明代江南奢侈之风流行时，归有光曾说：“大抵起于城市，而后及于郊外；始于衣冠之家，而后及于城市。”
这不仅说明城市是明清江南文化最重要的起源地，同时还明确画出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传播链，即一是源起于城市然后扩散到农村地区，二是源起于士大夫阵营然后影响到社会各阶层。总之，与陶渊明的回归田园和谢灵运的登山临水完全相反，这是以城市为中心、以世俗生活和肉体享乐为旨归的重大文化变迁过程。
就前者而言，与重农抑商、以理节情的中原文化不同，在江南城市流行的是吃喝玩乐甚至穷奢极欲的消费文化。这同样以城市和商业发达的“八府一州”为代表。如张瀚说：“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
如清人顾公燮论苏州：“即以吾苏郡而论，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
如常熟地区，“迨天顺、成化之际，民称富庶，颇以矜侈相高。……其迨于季，崇栋宇、丰庖厨、溺歌舞，丧葬嫁娶，任情而逾礼者有之矣”。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当明清江南的核心空间集聚了与传统农业文明完全不同的精神能量和价值取向之后，必然要向四周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广泛传播与扩散。如《乐府诗集》的《城中谣》所说：“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在“八府一州”中集聚并发生了质变的江南城市诗性文化，很快成为周边农村地区竞相模仿、追逐的生活时尚。如“‘不论贫贱富贵，在乡在城，男人俱是轻裘，女人俱是锦绣，货物愈贵，而服饰者愈多’，胥吏、倡优等下层人士竞相效尤。时人以布为耻，绫缎绸纱，争新色新样。即使僻处海隅的上海地区，随着商贸气氛的日渐浓重，商人的消费方式、生活形态被极大地张扬，奢靡之风渐而在整个区域弥漫开来”。
如“从地方文献记载中，我们经常可看到城镇属于社会底层的人群正在向原来的消费阶层挑战……所谓‘服饰器用竞相僭越，士庶无别’，‘自明末迄今，市井之妇，居常无不服罗绮，娼优贱婢以为常服，莫之怪也’，‘至今日而三家村妇女，无不高跟履’”。
出现这种“乡下向城里一边倒”的情况并不奇怪，城市不仅是文明创造和文化消费的集聚地，同时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也拥有重要的话语权和示范性。
徐扬 《姑苏繁华图》（局部）
就后者而言，在中国古代社会，“农业文明的生活理念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要尽可能地从事生产和劳动，以便创造出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二是由于无论人的生命力还是大自然所能提供的劳动对象都是有限的，因而农业社会的第二个基本观念就是要节俭地消费，以便使有限的物质生活资料可以养活更多的劳动者”。
农业文明的生活理念起源于先秦的墨家学派，后又作为中原文化的精神核心传播到江南地区，并在秉持耕读为本的江南村镇中扎根和有序传承。但随着明清江南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加深，直接打破了在“生产”和“消费”、“节欲”与“享乐”之间的传统平衡与协调关系，一种以满足物欲为目标的消费文化蔚然成风。《论语·颜渊》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明清江南地区社会风气的转移，首先是因为士大夫精英阶层的“精神哗变”。以马可·波罗眼中的苏州为例，在主体方面，“这里的人生性谨小慎微，他们只是从事工商业，并在这个方面确实表现出相当大的才能”。
在客观方面，“苏州下辖十六座富庶的名城和重镇，商业和手工业都很发达”。
这两方面的相互作用，使苏州的士大夫不仅与农业文明彻底脱钩，也是最离经叛道的一个群体。如曾任吴县知县的袁宏道，就把“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列为“快活”。
这与先秦时期孟子、荀子极力反对的杨朱哲学可谓完全“臭味相投”。如嘉靖时期上海县人陆楫明目张胆地为奢侈辩护：“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日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几何也，盖欲者而逐末者众也。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羞良酿，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几。故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若使倾财而委之沟壑，则奢可禁。不知所谓奢者，不过富商大贾，豪家巨族，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之粱肉奢，则耕者疱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若今宁、绍、金、衢之俗最号为俭，俭则宜其民之富也。而彼诸郡之民，至不能自给，半游食于四方，凡以其俗俭而民不能相济也。’”
又如，做一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清官，本是在中原文化中培养出来的士大夫的基本人生准则，但在拜金主义流行的明代也发生了根本逆转。“正（德）、嘉（靖）以前，仕之空囊而归者，闾里相慰劳，啧啧高之。反之，则不相过。嘉（靖）、隆（庆）以后，仕之归也，不问人品，第问怀金多寡为重轻。相与姗笑为痴牧者，必其清白无长物者也。”
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言论代表的新观念和新价值，不仅彻底解构了儒家建立的“义利之辨”，也完全背叛了始于魏晋名士的江南诗性文化。在这个时期，始于东晋南朝、肇极于南宋的江南诗性文化发生了巨大逆转，曾被它一度抛弃的政治、经济、商业、功利等实用性内涵又卷土回来，这不仅直接动摇了江南诗性文化、士大夫文化的主体地位，也以一种“理性的狡黠”的方式，把本来玉洁冰清、具有超越性的“江东”改造为充满世俗气息和欲望的“江南”。
对此如果能够超越对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道德评价和贬斥，或者说不纯是从中原文化和实用理性的正统角度出发，就不难发现，尽管这些言论难免走极端，但它们不仅区分了江南城市诗性文化新形态与江南诗性文化旧系统，本身也是唐宋江南地区城市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等领域成为全国的标杆。以明清江南新形态的中心苏州为例，“宋代以来，随着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苏州人做工做事愈来愈求精细周密。经济发展促使人们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提高，从而使苏州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趋高趋精，产品重质量、求美观，生活用品日益工艺化。苏州刺绣精细雅洁，是全国四大名绣之一，以针线细密、构思精巧而著称于世；缂丝也以工艺精细而见长；宋锦工艺精湛，华而不炫，贵而不显，色彩典雅，古色古香，具有独特的风格。苏州玉雕精雕细琢，有‘鬼斧神工’之称”。
“苏州乐器、苏州服饰、苏州戏曲、苏州书法、吴门画派等，均独树一帜，自成一体，以‘苏派’而享誉天下，皆极为讲究，以精工细作、精致文雅、精心刻意、精益求精为创作的最高精神境界，闻名遐迩”。
同时，这也有力推动了江南文化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并放射出独特和其他区域不能比拟，也不能替代的光辉。如陶思炎说：“其休闲服务业的完备细致、工艺品技艺的精湛，也正是因为贵族、士绅、文人、美女、隐居阶层的特殊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并孕育了这些城市特有的书卷气息与绮丽精致的文化气氛。”
但无论如何，这早已不是魏晋名士“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左思《咏史》）的精神趣味和审美人格了，并使各种日常生活的诗意和世俗化的审美实践，成为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