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期发展：中古江南诗性文化

在江南从未定型走向定型的过程中，不只是因为有了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意义上的江东，因为这是很容易变动、更迭的。关键还在于这一地理行政单元有着属于自身的文化形态和精神性格，并因此而与中国的其他区域区别开。

与空间上“江东地区”的确定相一致，在时间上生成的“江南诗性文化”成为江东地区的灵魂。自汉末至南朝，以魏晋玄学、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南朝的乐府民歌、秀骨清像的佛教艺术等为代表，一种不同于汉代伦理文化，也不同于中原实用理性的新的文化形态和审美精神成为主流，使原本偏重于地理和政治、军事内涵的江东，拥有了与中国其他区域完全不同的精神风貌和文化价值，这就是江南诗性文化。

江南诗性文化是江南形成和确立的精神标志。关于江南诗性文化的发生和发展，需要借助“江南轴心期”的概念来认识。轴心期最早由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在公元前8世纪至前2世纪，以古希腊哲学、古印度哲学和中国先秦哲学为标志，此前一直浑浑噩噩的人类获得了精神觉醒，从此拉开人类历史的序幕。引申言之，“在江南文化的历史过程中，有相当长的时间是没有江南精神的，或者说在此期间它与中国文明中的其他区域文化是差别不大的。只是在它经历了一个脱胎换骨的精神觉醒过程之后，后世人们津津乐道的江南文化精神及其每一个审美细节，才获得了真实的诞生以及自身再生产的条件与土壤”。 而这个特殊和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段，就是从汉末延续到南朝的江南轴心期。

在此前吴越争霸的时代，江南人和中原人乃至北方的草原民族并无本质差异。如《汉书·地理志》所谓“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在江南轴心期，一方面，是人民性格“从‘好勇’到‘尚文’的转换”，“他们不是凭借祖传的膂力、技击以及诸如越王剑、吴王戈一类的形而下的东西，而是通过学习文化知识、改变野蛮人简陋的人生观念与自然的生活方式，从而实现了他们自身在历史上的翻身解放”。 另一方面，在主体生命内部出现了一种新的精神觉醒，不同于先秦诸子在轴心期的哲学意识，这是作为“哲学中的哲学”的审美意识的觉醒，“它的核心是一种在两汉文化中极其稀有的审美精神”，“在它的精神结构中充溢的是一种不同于北方政治伦理精神的诗性审美气质”。 正是因为审美生命在江东地区的觉醒，使没有江南文化特点的江东地区越来越有了江南诗性，并和其他区域的差别越来越明显。而这种充满超功利、审美化的江南诗性文化，经过此后数百年的发展，在南宋时期发展到了顶峰，同时也将中国古代文化推向了最高境界。由此可知，江东地区不仅为古代江南奠定了基本的地理边界和空间范围，同时也为原本没有什么精神特点的自身培育出独特的区域文化。正是随着江南诗性文化的出现，在空间上一直变动不居的江东才有了永恒不变的灵魂。同时，正是在江东之上增加了江南诗性文化，才使地理的、经济的、军事的、行政的江南获得了更加完整的内涵。

对此可以补充的是，江南诗性文化不仅是长江中下游区域文化的一次飞跃式发展，同时也是江东文化传统的一次更高水平的复归。与其他地区相比，尽管江南在上古时代也有政教合一、把生存作为第一需要的童年时期，但作为一种与北方草原文明、中原礼乐文化差异显著的文化谱系，它从一开始就比其他区域拥有更突出的审美基因和艺术要素。考古学表明，“良渚文化的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水平之高也远远超过同时期的任何文化，同时还有漆器、象牙器、丝绸和精美陶器等高档手工业，全部都是为贵族所享用的，对于发展经济并无直接的好处”。 因此，在中古时代形成的江南诗性文化，不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 在江南诗性文化中充分展开的审美精神、艺术品位和诗性智慧，与良渚文化中那些“对于发展经济并无直接的好处”的玉器、漆器、象牙器、丝绸和精美陶器等，也是一脉相承的。这是江南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生活的极高代表，也部分代表了人类共同审美价值的主要原因，因此，江南不仅为中华各族人民所喜爱和向往，同时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和人民共同喜爱和向往的。

因此，我们把中古时期的江东地区看作是江南的古典形态，同时把行政区划上的“江东六郡”和区域文化上的“江南诗性文化”看作是江南古典形态的主要标志。一言以蔽之，江南既是江东地理和行政区划不断演化和重构的结果，也是江东地区和江南诗性文化不断结合与融汇的结晶。同时，这也可以看作是江南文化的古典空间形态和古典文化形态。 sH7QrONGm/CjLm0sKhNo2JQJnDs4SJ/om8ysWi1HYDyoSeHw5jibhf3+ITScvs9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