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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辫文”案是一件发生在求是书院的大事，且产生的影响波及全国。1956年钱均夫应好友马叙伦之请，撰写《杭州求是书院罪辫文案始末述略》一文，还原了事件的来龙去脉。
求是书院创办后不久，就成为新思想的聚集地。1898年发生的戊戌变法及其失败后六君子的被弃于市，随后又是1900年的唐才常在武汉被捕杀，同年又有八国联军之役，这些事情极大地刺激了求是书院的学子。1900年暑假结束回到书院，同学相见论及时事，无不愤慨。据钱均夫回忆，书院学子因此组织励志社并发起相关活动，而他本人也是励志社的参与者。每周一至周六晚八点至九点，大家聚集在东斋宿舍阅览室，读《时务报》、《清议报》（后改为《新民丛报》）、《译书汇编》等，“借以交换智慧”；此外，还由高年级者向低年级者演讲新学，灌输新知识。
除在书院内部开展活动，励志社还向社会民众推广白话运动，并集资订阅《杭州白话报》分送民众。与此同时，励志社还在书院附近茶馆及太平门外菜市桥一带讲解白话报，且规定在星期日被抽中的同学，均须前往讲解白话报。钱均夫曾被抽中前往讲述“世界地理与人种”，他说：“记得曾持地球仪及世界人种图指画说明，听者莫不惊异有黑人红人之说。”此外，励志社还将活动推广到小学，通过创办新民书塾传播新知识。钱均夫说：
逮林太守离杭州后，求是同学认为有教小学之必要，遂有着手组织一个小学校，所有开办经常各费，均由同学节省点心费而来，完全是求是书院的学生创办的，叫做新民书塾，校址在现在的板儿巷，赞助者多系求是高级学生，当时决定找头脑最清楚的塾师任教。后来找到板儿巷蔡先生头脑最清楚，我们便决定改用教科书，请院中教员汪曼锋先生为导师，并担任编辑新教科书，不收学费，每月由我们供给薪金洋五元。
励志社起到了传播新知识、新思想和新文化的作用，而这却与当时仍处于统治地位的旧知识与旧思想形成强烈冲突，“罪辫文”案即在此历史背景之下发生。
1901年初夏，求是书院外院一班史寿白负责外院三、四班月课，商请四班教习孙冀中命题。孙冀中有强烈的排满思想，便出了一题《罪辫文》，“示意汉装束发，满清垂辫，被发左衽，实一辫之罪也”，让学生围绕“辫子”做文章。评阅批改由史寿白负责，他也有革命倾向，评改后将李斐然列为第一名，还在评改其文章时把“满清”改为“贼清”。此事很快在书院传开，外院四班施某与其在内院读书的叔叔据此向浙江巡抚告密，称孙冀中煽动反满、藐视朝廷。
此事发生时正值九、十月间，书院总理陆懋勋已辞职赴京，新总理劳乃宣尚未到任，书院事务由陈汉第主持。陈汉第知道后立即为史寿白筹募学费，资送其前往日本留学，并致函巡抚为孙冀中等人辩护，同时抓住清朝规定旗人不得出禀抚院的禁例，反控申权瓜尔德、金梁诬告。由于没有凭据，巡抚无法治孙冀中的罪，只得轻责二人了事。
随后，陈汉第与杭州府文案高啸桐前往桐乡找劳乃宣，磋商解决办法。劳乃告之已取回全部课卷，并称：“应息事宁人，万不可再行追问。课卷既不能提出作证，则驻防学生亦不可能呈由将军向抚署告发，惟听说抚署已有所闻，请速回书院布置。”钱均夫说：
陈师归来，同学中见其愁眉已展，但对头二班同学在此一二年内之文课卷册检阅甚忙。不数日，果见陈师陪同便服老翁巡视课堂斋舍极周到，临去又带去纸包数件。约再经旬日，忽见全浙省大小文武官员齐来书院，巡抚任道镕居中坐，宣布有人向抚署控告，谓求是书院学生将革命邪说悬诸讲堂、布诸斋舍事，某日余亲自来院密访，巡视一周，并未见有此种现象，审阅书院文课卷册，亦未见有此种邪说传布，故所告不足为信，应资请将军对具告人严加训斥。惟此后书院招生，每年必须招收驻防学生十人为定额。并由抚署派提调一员，常川驻院。未几，陈师仲恕辞去监院职。而“罪辫文”案件由此结束，励志社之组织亦由此消灭。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罪辫文”案之来龙去脉。事件的两位主人公，史寿白留学日本，孙冀中离开杭州，辗转到绍兴东湖通艺学堂教书，仍继续传播反清思想，此后也赴日本留学。求是书院励志社虽被解散，却很快在日本重建。据钱均夫后来说：“东京留学界组成的最早的团体励志会，早期浙籍留日学生多有参与，陈独秀也厕身其间，可能与求是书院的励志社有关。”
经过“罪辫文”案，求是书院名声大振，逐渐为进步人士所重视，崇尚革命的青年们纷纷前来投考，求是书院遂成为中国培养新式人才的重镇。对钱均夫而言，1899年至1902年在求是书院求学这几年，正处于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他在近代教育体制的氛围熏陶中，不仅学习了新知识和新文化，而且在思想上受到启蒙，对教育与救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反思和探讨。他说：
忆兄弟求学时，曾与同学讨论教育救国，进而讨论教育如何为救国之工具；证以李鸿章创办海军，与发生甲午战役之经过，当时外报评论群谓中国必操胜券，以为土地人口陆军海军数量，均较日本为多，不谓结果我国战败，此非全国国人不识对外战争之意义所致耶？
事实上，钱均夫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战败绝非“战力”不行，而是作为支撑的“国力”实在虚弱，而“国力”的壮大又要依靠教育力量发展“智力”。正因如此，他逐渐萌发并建立起教育救国的初心，且在1902年赴日本留学后专攻师范教育，为后来践行教育救国思想奠定了知识和理论基础。但他初到日本时，却在怎么救国的问题上产生了思想摇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