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首诗敲响新年的钟声

大一结束，学校图书馆给我发了奖——“图书馆借书量最多的读者”。

一开始我觉得开心，后来又意识到，在图书馆里面安静地读书，本就是作为学生的本分，现在却需要学校刻意去推广，这说明其他人或许已经不读书了。大学生之前接触的大都是教科书，没有读闲书的时间，以致很多人高中毕业之后一辈子都厌恶书籍。

我突然就有了想做的事情——既然那么多同学不喜欢读书，我就偏要做读书会。

我先成立了柚子读书会，说是读书会，其实就是看电影。我买了一个投影仪放在宿舍，定期放一些黑白片、默片。来的人每人交五块钱，凑一起买些柚子，看完电影后，大家一边剥柚子一边聊天，分享关于电影的观点。就这样，大家一起看了很多独立电影。

某个午后，我在仙林敬文图书馆读到了《诗经》里的一句诗：“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8个字给当时刚满20岁的我带来了深深的震撼。我仿佛就是诗里描述的那只小鸟，独栖枝头，等待着某个遥远的朋友。那一刻，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嘤鸣读书会，我似乎知道了自己注定要做的事。

我们不再满足于只看电影，我还邀请了贾冀川和杨光飞两位老师做客读书会。他们来给我们开书单，让我们去读一些书，再来点评大家的读书成果。

在组建嘤鸣读书会的过程中，我找到了做事的动力，感受到校园里还有很多和我一样孤独的年轻人，还有支持年轻人读书的导师。是读书把大家聚在一起。

半年之后，读书会的规模做大了，已经超出校园范围，走进书店和公共图书馆，每次在校园里贴读书活动的海报，很多路人以及周边的市民也会报名参加。

在南京大学城旁的一个乡村里，我发现了两栋农舍。通过和他们的村委会沟通，在当地政府宣传部的支持下，我们共同建立了一个图书馆，叫“嘤栖书院”，取“嘤鸣其声”和栖霞区之意。嘤栖书院成为当时的网红图书馆，很多人专门来探访。这使我意识到，一个人读过的书，早晚都有用到的契机。

在那个图书馆里，我组织了第一次的跨年诗会。大家点着蜡烛，读着诗歌，从12月31日的晚上8点一直读到第二天早晨8点，从当年一直读到第二年。后来，我就把跨年诗会当成一个创业项目，每年找赞助商、找品牌方、找更多的嘉宾。我接触了很多著名的作家朋友，如苏童、余华，还有很多诗人，如北岛、欧阳江河、芒克、多多、西川、翟永明、舒婷，这些老师都参加过跨年诗会。

疫情之前，跨年诗会做到了最大规模，但那也是最后一次。在南京的一座万人体育馆里，马家辉、贾平凹等很多知名的作家、诗人和年轻人一起读诗到天亮，用一首诗敲响新年的钟声。

这是一个很浪漫的活动，许多老师也觉得激动，他们仿佛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那个他们经历过的对文学狂热的年代。

在一切都还没准备好的时候，2019年就这样匆忙地来了，来得太快了，以至于记忆还停留在2018年。仿佛还未开始，但它已然结束了。它就像一场梦，在时间和记忆的夹缝里灵光乍现。我认真地问自己，下一个5年，还会继续坚持下去吗？我年轻的生命所迸发的热情就像对大海与爱情的温度一样，在踽踽前行中祈祷，正如基督山伯爵临别时的赠言：等待和希望。

跨年诗会停办之后，有人建议我可以采用直播的形式再现诗会，但我始终更喜欢人与人线下的见面，这种互动的纯粹和感动，是线上的短视频和直播都无法实现的。

回顾这段经历，我意识到“读书”和“读书会”是两码事，前者是一种与宇宙对话的精神旅行，后者是一种横向美学感染的社会运动。如果说读书是一种“自觉”，那读书会则是一种“觉他”。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阅读、养成读书习惯，这是一项意义无比深远的公益事业。我真诚地希望，嘤鸣这个平台能促进青年人的思考和交流。嘤鸣不是启蒙者，也不为哪类人代言，它只是后来者的垫脚石，它的使命是与更多的年轻人一起读书、思考，一起承担“文化重建”的重任。正因如此，我们从未想过要屈服于外在的压力，也不去迎合时尚和潮流。我相信，每个时代必然有丰富、深刻的思想诞生，长久地使后世人受惠。

每个读书会的成立都蕴含着不同的生命历程。有的在谈笑之间即可轻松上路，有的却必须披荆斩棘方能成行，个中滋味如人饮水。

嘤鸣读书会是一个极其特殊、年轻的存在，它戴着一种周梦蝶所云的“蓝色的镣铐”。每一个人都降生于他的时代，来早或来晚都无济于事，这不是他能自由选择的，他的所有条件都被时代限定了。嘤鸣读书会正巧就诞生在当今这个复杂的时代里。

我反思自己这5年来走过的每一段路，那些犯过的错误、跌过的跟头、吃过的亏，都在提醒我，青春是躁动不安的，恰恰又赶上了这个躁动变革的时代。20多岁的我们，迷茫而又着急，总是迫切地想要找到一切问题的答案。孟德斯鸠在谈及罗马盛衰的原因时说，罗马失去自己的自由，是因为它把自己的事业完成得太早了。对于一个读书会而言，嘤鸣把它的很多事情也完成得太早了、太急了。

我无比明白，没有什么事会真正结束，没有什么东西能真正离开，包括所有的荣光和懊悔。我们总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怀有期待，而这需要我们真实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