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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荣确实是五代十国时期最杰出的帝王，他上马能平天下，下马能治国家，文治武功，彪炳史册。但真正让他与其他优秀皇帝区别开来的，是两件事情——一件大事和一件小事。
一件大事，是限佛。
佛教是地道的外来宗教，它起源于古印度，东汉明帝时期正式传入中国。由于当时中国缺乏有体系的宗教，佛教这个“舶来品”便趁机抢占市场，到南北朝时，已发展为第一大宗教，寺院遍布全国，僧侣人丁兴旺，善男信女数之不尽，就连很多皇帝都是释迦牟尼的忠实信徒。
在中国风光无限的佛教，在其发源地印度却门庭冷落，据说市场占有率还不到百分之一，真可谓“东边不亮西边亮，墙里开花墙外香”。
佛教能在中国大行其道，还要感谢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扶持和推广。
佛教提倡世人要弃恶从善，不要反抗，不要争斗，要忍受现世的痛苦，换取来世轮回。这种教义教化容易使百姓安于现状，有利于麻痹人民的反抗意识，让民众忍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无疑是一种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正因为如此，才有不少统治者不遗余力地对佛教予以扶持，甚至以身作则，带头崇信佛祖、诵经吃斋。梁武帝萧衍、隋文帝杨坚、一代女皇武则天就是其中的代表。
有推崇佛教的，自然就有反对佛教的，这两种行为分别被叫作崇佛与辟佛。
韩愈、范缜等人都是历史上著名的辟佛斗士。但真正因为辟佛而名垂青史的，是“三武一宗”。
“三武一宗”即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荣。作为一国之主，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具有雄才大略的有为之君。他们不但自己不信仰佛教，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限佛或废佛运动，这些运动在佛教史上被称为“三武一宗法难”。
柴荣之所以对佛教动手，是因为佛教已经发展到了不得不限的地步。
五代十国的连年混战让中原经济遭到了极大破坏，佛教却逆势上涨，再次迎来繁荣。
据《资治通鉴》记载，显德元年（954年），后周共有寺庙三万三千零三十座，僧尼约三十万。而这一年，后周只有九十个州，约七百万人口，平均每州拥有寺庙三百六十七座，僧尼约三千四百人，僧尼人数是禁军总数的两倍，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四，这个比例极其惊人。
这种情况到底对国家和社会有什么影响？
首先，若是全国人民都跑去当和尚、尼姑，从事生产的劳动力就会大幅减少，这将导致耕地荒废、生产衰退、粮食减产，进而赋税缩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
其次，大量寺院建设不仅占用了耕地良田，还以慈善事业为名享受税收减免，进一步导致耕地减少，影响农业生产，进而影响国家赋税收入。
再次，寺院大规模熔钱铸造佛像，导致大量铜钱变身铜像，铜资源消耗过多，政府无法及时铸币，不能满足市场上的货币需求，造成流通货币减少、物价上涨，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受到影响。史书记载后周“久不铸钱”，倒不是朝廷不想铸钱，而是很多铜料被拿去铸佛像了，朝廷根本没铜铸钱。
最后，佛教寺庙的兴盛造就了大批只知索取、不知奉献的社会蛀虫。寺院僧尼都是全职信徒，每天的工作是诵经念佛，只消费不生产。有些寺院拥有大量田产，把土地租出去给佃农耕种，和尚们自己坐享其成而不用交税，成了十足的剥削阶级。
正因为佛教享有如此多的实惠，所以当和尚在当时成了时髦的职业，众多有志青年纷纷放弃家庭和工作，毅然投身于这份很有前途的事业。
当时的寺院没有严格的职业准入制度，只要剃度就能当和尚，于是很多动机不纯之人便趁机混入僧尼行列，什么江洋大盗、奸人细作、潜逃罪犯、亡命之徒，在走投无路时，往往把落发为僧当作避难手段。
这些人可不是真正的善男信女，不过是披着袈裟的俗人。胆小的混吃混喝，求个衣食无忧，饱食终日；胆大的投机取巧，蝇营狗苟，图个发财致富；个别无耻之徒，则干起了坑蒙拐骗、打家劫舍、奸淫妇女、杀人越货的罪恶勾当。《水浒传》中写的虽然是北宋晚年之事，但放在五代末也完全适用。
可以说佛教发展到五代后期，已从麻痹百姓的精神鸦片变成了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毒瘤。佛教从统治者的同盟者转向对立面，已经堕落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
面对佛教的恶性膨胀和日益堕落，柴荣决定对其动一次大手术。
柴荣之所以整治佛教，不是为了推崇其他宗教，也不是单凭个人好恶封杀佛教，而是因为佛教的过度发展导致了侵占土地、耗费资源、阻碍生产、聚敛财富、逃避税收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威胁了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若不严加整治，自己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大业就无从谈起。
正因为如此，柴荣限佛不像“三武”那样焚毁佛经、屠杀僧尼，而是选择了比较温和的手段。
显德二年（955年）五月，一纸诏书拉开了大规模整治佛教的序幕。这次整治主要有以下四项举措：
第一，削减寺院数量。
除官方承认的寺院得以保留之外，其他未经批准、无照经营的非法寺院全部被取缔，所占用土地收归国有，原有和尚、尼姑统一安排到合法寺院，今后禁止新建寺院。
第二，严格剃度管理。
禁止寺院私自剃度僧尼，自愿出家者必须经过父母、祖父母、叔伯等直系血亲或关系密切的旁系血亲同意，才能向寺院申请。征得父母同意后，在正式剃度前，还要参加入门考试。
考试内容是佛经，想当和尚的至少要能背诵经文一百纸或阅读经文五百纸，想当尼姑的至少能背诵经文七十纸或阅读经文三百纸，不合格者不准剃度。
这个设计十分巧妙，广大有志出家青年在入门前，必须先要刻苦读书、努力认字，这就大大提高了出家的门槛，从源头上限制了僧尼队伍的扩大。
除入门考试外，官府还加强了对僧尼的户籍管理，规定对所有州县的合法僧尼都要造册登记并报朝廷备案。朝廷每年进行人口稽查，一旦发现“黑户”（不在册的非法僧尼），一律勒令蓄发还俗。若发现有收容强盗、间谍等违法犯罪分子者，整个寺院全部连坐受罚。
第三，禁止熔铜藏铜。
官府规定，寺院和民间所有非法铸造的铜像都要上缴充公，熔化后供铸钱使用，到期不交者按量论罪，私藏铜五斤以上的杀头，五斤以下的可免一死，但活罪难逃，必须予以严惩。
在熊熊烈焰中，全国大量铜铸的佛像、法器、用具被熔化成滚烫的铜液，再恢复成它们原本的模样——铜钱。困扰后周一时的钱荒，终于得到了缓解。
第四，禁止僧尼扰乱社会秩序。
当时的佛教徒中有一些“苦行僧”，他们为了追求所谓“极致真理”，往往会做出“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等自残性的极端之举。更有甚者，有些“假和尚”搞“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等街头骗术表演。愚昧无知的百姓对此往往“震骇非常”，深信不疑，很多百姓都愿意自掏腰包，破财消灾。
对于这些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和习俗风气的行为，柴荣进行了坚决取缔，规定一经发现，表演者发配边疆，勒令归俗；情节严重涉及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这些措施有力地整顿了社会风气。
经过全面而有力的整治，限佛运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仅在显德二年（955年），全国就废除寺庙三万零三百三十六座，仅保留两千六百九十四座，废除率达90%；全国保留合法在籍僧人四万两千四百四十四人，尼姑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人，其余全部还俗，还俗率达80%。
限佛运动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十分显著，大量耕地资源被释放，社会劳动力得到补充，铸造钱币的铜料获得保障，社会秩序进一步稳定，有力地促进了后周的经济社会发展，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
从本质上说，“三武一宗法难”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解决经济问题。从采取的手段和实施的严酷程度来讲，柴荣的限佛与“三武”的辟佛、毁佛、灭佛又有极大差别。事实上，柴荣对佛教的这次整治拯救了迷失方向、走向堕落的佛教，将佛教从朝廷和民众的对立面拉了回来，更加顺应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有功而无过。
干完“限佛”这件大事后，柴荣又干了一件小事——征税。
无论在什么朝代，官府征税、百姓纳税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拥有大量田产的地主更是纳税大户，义不容辞。但历史上有一个地主家族是享受法定免税权的，这个家族便是曲阜孔氏。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孔老夫子便被戴上了圣贤的桂冠，历代帝王不管喜不喜欢这位圣人，都要对他尊敬有加，就连行伍出身的郭威都多次亲自祭拜孔子，表达自己对孔圣人的敬仰之情。
靠着孔圣人的荫庇，孔氏后人享受了很多优惠政策，比如可以不经考试就直接为官，可以不参加科举就直接获得进士出身，以及免服兵役等等。但最实惠的政策，莫过于免除赋税。
朝廷一般不会直接给孔氏家族发钱，但会划拨给他们一种更有价值的东西——土地。这些土地归曲阜孔氏私人所有，且免征赋税。
曲阜孔氏免征赋税是历朝惯例，但孔氏后人显然没有先贤高尚的道德水平。他们坦然享受着优待政策，逐渐成了一个拥有大量土地又免纳赋税的特权地主集团。
但到了柴荣这里，他们的好日子就到头了。锐意改革的柴荣决定改变数百年来的惯例，废除孔氏家族的免税特权——他要让孔氏家族像其他百姓一样向朝廷纳税。
这堪称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惊世之举，立即遭到饱读圣人之书的大臣们的极力反对。
但柴荣的态度很坚决：孔氏后人的税必须收。
柴荣之所以向孔氏后人征税，并不是因为真的计较“小钱”，他的深层用意是“杀鸡儆猴”，向其他享受税收减免、偷税漏税的人表明自己的决心——下一步，就该向他们开刀了。
果不其然，柴荣很快又接连下诏，废除了退休官员和贵族的税收减免权，同时严禁地方官吏和豪强地主相互勾结，把本应他们承担的赋税转嫁到普通百姓身上。
柴荣还派出使者到各地核定民田、均定赋税，查处了许多地主豪绅隐瞒土地财产、偷税漏税的违法行为，使得朝廷的财政收入得到了大幅度增加，普通百姓的负担也有所减轻。
向佛教和曲阜孔氏开刀充分证明了柴荣的勇气和魄力，许多大权独揽的帝王，也不敢招惹这两位全民偶像，敢于限佛禁佛的皇帝有“三武一宗”，而敢动孔圣人奶酪的，只有柴荣一人。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深爱的大周和百姓。
在柴荣看来，不论信佛祖也好，信孔圣人也罢，都是大周的子民。既是大周子民，就应一视同仁，只享受权利不承担义务的特权阶层在大周是不允许存在的。为了大周的强盛和百姓的安乐，佛祖和圣人难道不应该做出表率吗？
在限佛运动中，柴荣曾亲自动手砸毁了一座巨大的铜佛像，这让很多佛教信徒恨他恨得牙痒痒。他们抗议说，毁损佛像就是破坏佛祖真身，佛祖知道了，后果会很严重。
柴荣肃然回答：“天下之事最大，我为了天下大治而有此举动，有何不可？我听说佛祖为了帮助他人，可以舍出自己的手眼而毫不吝惜，更何况区区一尊佛像呢？”
这个回答可谓无懈可击。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比起虔诚的佛教信徒，致力于限佛的柴荣反而真正领悟了佛教教义的真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绝妙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