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史良与抗日战争

一、史良与抗日时期妇女工作

抗战时期，史良呼吁妇女界团结，在妇女新运中指挥妇女联络组，做了大量的妇女联络工作，对推动抗战时期各党各派各界妇女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对推动抗战时期的国民参政运动和妇女动员工作，起到了积极的领导作用。

1．史良与战时妇女动员

1937年，史良指出：“全国妇女应该积极组织起来，为抗战后盾。男人们大家要上火线去，一切后方工作，当由妇女维持，同时前线上有许多工作，妇女亦须参加。”史良认为全国妇女共同执行后方工作，必须有健全的组织来领导，方能使工作有系统的切实进行。她希望在民运指导处下设妇女部，并在各省市县镇各级设立分部，专责指导妇女救亡工作。其工作内容中应当承担的前方工作主要有救护伤兵、救护妇孺、军中杂务、防空防毒、运输、管理交通、情报工作、慰劳工作、间谍与反间谍、政治训练等；后方的妇女工作主要有训练工作，包括一般的训练和特殊的训练，生产工作如管理生产和扩展生产、治安工作、教育工作、交通工作、救济工作、看护工作、慰劳工作、征募工作、防奸工作、防空工作、情报工作等。

1937年8月，史良参加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 1937年9月，何香凝、史良等人希望通过办壁报的方式灌输群众战时知识，为此，何香凝、史良、胡兰畦等人发起组织“上海战时壁报工作服务团”的运动。 针对抗战救亡及妇女工作问题，史良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讲和文章，号召妇女参加战时儿童保育、援助抗属、妇女参政、征募寒衣等各项工作，并加强妇女组织的发展与联络。1938年2月，《新华日报》记者采访史良，称“她的精神还是那样饱满，好像在斗争中，她是不知道疲倦的”。近几年来，许多男女青年在她的号召与领导之下，都热烈参加了民族解放的事业。对于华南的救亡运动，史良称赞华南人们的救亡热情真像海洋中最有力最高涨的一个浪潮。

1938年2月，史良接受《新华日报》记者采访，认识到文化人对于战时动员的重要作用。她说澳门的干部人才也很缺乏，任何一位较有希望的文化人到那里去，就可以成为推动工作的中心。“这种现象，在内地各处都是一样，所以文化人分散到各处去，是很迫切的要求。”史良指出，“有些人只讲前线重要，不过我想后方更是值得注意的。在那些成为战区的后方，我们应当早点把工作开展起来，布置成铁的堡垒。”对于民众动员，她希望“假如你是学生，就首先要把自己周围的同学组织起来工作。如果你是机关职员，就应该把救亡工作的种子在办公处栽培起来”。就战时工作而言，史良表示对于妇女工作最为感兴趣，同时也觉得负有这责任，“希望少数前进的姊妹们耐心把成千成万的中国妇女组织起来。我们女同胞不能再被敌人的魔手蹂躏，而要挺身把刺刀来偿还我们的血债！”

1938年2月，史良对妇女动员问题发表意见，认为在抗战六个月的时间中，妇女被动员起来直接或间接参加抗战的人数与妇女总人数相比是绝对的少数。她指出：“大部分的知识妇女，还是不能将抗敌后援的工作，负担起来，而少数的知识妇女，参加抗敌工作的，也只整天给慰劳救护募捐等事务工作，支配着整个的时间，而忽略了动员大众妇女的重大的根本任务，我并不是反对知识妇女不要做慰劳救护等工作，我总觉得知识妇女除慰劳、救护、捐募等工作外，还有更大的唤起和动员大多数妇女的力量来参加工作，才能获得更大的成效。”知识妇女应该负担起领导妇女、教育妇女、组织妇女和动员妇女的责任。“要使妇女贡献力量，至少要使她有参加抗战工作的机会。”同时应加强妇女工作者之间的联系。

史良指出：①战时妇女工作的基础，应当建立在大众的妇女、劳动妇女、农村妇女的身上。②各级政治机构里要相当吸收一部分妇女参加。③各妇女工作团体应当迅速地联络各方，沟通上下，把贵贱智愚的一切观念打破。 她指出，我们应该通过各地有知识有能力有远见的知识妇女，带动农村妇女等妇女群众参加抗战工作，用各种宣传方法，增加农村妇女对于政治工作和抗战救亡工作的兴趣与热情，从下层发动广大妇女群众，做基础性的组织工作，从实际工作中积极选拔、组织和培训妇女干部，并在各级政治机构中吸纳各阶层妇女参加，加强各妇女团体及组织之间的联系。

1938年，史良发表《写在纪念“三八”节之前》，她指出：面对日本的侵略，“我们不特没有丝毫表示屈服，相反地因为侵略者外力的压迫，驱使我们走上了团结互助，拼命抵抗的唯一光明大道”。她号召“对外要唤起全世界妇女的援助，对内要推进民族统一阵线的坚强与巩固”。 1938年3月8日，史良在《今年的“三八”》一文中指出：“在这全国展开了民族抗战的今日，我们要发扬‘三八’精神，唤醒全国妇女联合起来，参加民族统一阵线，和侵略者奋斗到底，决个死活。妇女要在斗争中，尽最大的努力，才能希望整个民族解放的胜利。也只有民族解放的成功，才足以保证妇女解放的实现，双重压迫下的妇女们！为民和为自身，我们要加倍努力。”

1938年8月，史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我们知道抗战没有妇女的参加，是不会得到胜利，所以要增强抗战的力量，一定要把没有组织的妇女组织起来，把有组织的妇女团体统一起来。”“在武汉方面的妇女团体，我们都已经合作起来了。”她认为：保卫武汉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工作主要有四点：①救护工作，为了加强救护的工作，举办了“妇女救护训练班”，又合办了一个“武汉妇女流动救护训练队”，这都是受过救护训练的妇女，让她们分头到各家庭去，用歌咏、图书、谈话等各种宣传的方法灌输救护常识，以实现救护的普及化。②抢救儿童的工作，由于交通工具的缺乏，虽然四千多的儿童，已经疏散到后方去，然而还有许多的儿童急待迁运，于是组织“儿童步行团”，参加步行团的儿童，都是十岁到十五六岁的小孩。十个儿童一小队，五个小队构成一大队，每一大队由两个做过小学教师的人来管理教育宣传。③难民妇女的工作，已经组织了150多个妇女，替伤兵洗衣和参加突袭后的救护工作，并且还组织了一个“武汉难民妇女服务队”。④关于出征军人家属的工作，调查了600多家，由各团体分区访问家属的经济状况和抗战情绪，给她们一些药品绷带，在每一个区域里组织一个“出征军人家属互助会”，以激励他们参战的热情和勇气。在女工方面，已经举办了27个“女工识字训练班”，训练组也举办了“妇女干部训练班”。史良又指出：“五六个月以前，我从澳门到香港来的时候，武汉的妇女运动是比较沉寂，现在不同了，已经活跃起来，而且各团体之间，都表现得非常客气，非常团结，无论在座谈会里或七七纪念会时，大家总是互相商讨的。”

1938年7月13日，史良发表对于动员妇女保卫大武汉意见，她强调动员妇女保卫大武汉的重要意义，指导武汉妇女动员工作应有具体的计划和步骤。史良指出保卫大武汉过程中急待进行的工作：①召集各妇女团体联席会议，商议并统一工作步骤，拟订保卫武汉共同工作纲领，进行适当的分工合作。②立即登记干部及工作人员，目前从各地流亡来汉的干部，以及当地热心而不愿逃亡的青年妇女，一定很多。为着集中力量，开展工作，应该迅速登记起来。③立即动员知识妇女，组织大批宣传队，赴各地工厂各农村各家庭，进行动员妇女保卫大武汉宣传并劝导壮丁上前线，老弱妇孺迁移后方。④派遣大批干部，深入一切无组织群众，组织各种保卫大武汉团体。⑤举办救护训练班，动员女工农妇、女学生受救护训练，组织救护队、换药队等，赴前线及各交通要道（车站轮埠等）救护负伤将士，或组织防护队，救护受伤平民。⑥举办各种技术训练，动员年轻力壮之妇女，受各种技术训练，代替男子服务。⑦普设防空防毒讲授班，动员武汉卫戍区一切妇女受训。⑧就地设立军事常识训练班，如训练军事技术，空舍清野常识等，动员当地工农妇女参加，以加强保卫家乡的能力。另一方面，史良认为，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前，各妇女团体应进行如下准备工作：①召集各妇女团体代表与各界妇女领袖及实际工作者，举行谈话会，提议建立总动员委员会，商讨并进行一切筹备工作；②各妇女团体立即动员所有群众，讨论并启动保卫大武汉工作；③广泛征求武汉现有一切妇女团体、妇女学校、各界妇女代表，举行扩大发动会，共同进行一切筹备工作，并立即规定各团体代表之产生法，以便各团体进行选代工作；④定期举行成立大会。

1938年，史良发文强调全国妇女团结的重要性，以便集中力量参加抗战工作，使妇女团体成为真正能领导当地妇女共同进行抗敌工作的团体。她提出应以抗战第一，民族利益第一为原则，加强各党派内部及各党派之间的团结，要尽量地避免冲突的发生，避免主观和客观的偏见和猜忌，一切以抗战为中心，她希望全国妇女团体能够成为领导当地妇女共同进行抗敌工作的妇女团体。 对于抗战时期的史良，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成员徐鸿表示，史良虽未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处处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办事，遇到不利于抗战团结的言论，她必仗义执言。而且史良还经常照顾一些妇女同志，对徐鸿也比较照顾。 1939年，史良在《透过寒衣运动的教育与组织妇女工作》一文中，指出一方面我们要完成寒衣运动定下的数目，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展开妇女组织的工作。“谁都不能否认我们要达到最后胜利，必须动员每一个民众，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占半数的妇女当然也在被动员之列。”史良指出，寒衣运动不仅是作为目前妇女的工作中心，而且要作为开展家庭妇女组织的门径，要通过寒衣工作，建立起各地家庭妇女的组织机构，武装家庭妇女的脑子，逐渐走向强化妇女集体行动的道路，从而实现组织全国妇女的目标。

1939年史良在《妇女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指出：一年来妇女界抢救了一万几千名小主人，参加了国民参政会，召开了庐山妇女谈话会，加强了各党各派各界妇女的团结，将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扩大改组成为“动员全国妇女的发动机，从此站在整个计划和共同行动下，发动妇女工作”。她指出妇女工作的优点在于：①随着抗战的展开和全国妇运的高潮，宋美龄成为妇女运动的领袖。②全国妇女，不分党派，不分地域，不分阶层，不分宗教的团结起来了，这个团结已成为全民抗日联合阵线中的最优良的模范。③中国妇女运动已从空泛的要求、呼喊、争取等形式踏入实际的行动阶段，而在许多方面已打定了事业的基础，如儿童保育事业，妇女生产事业等。④妇女文化水准，政治水准的逐渐提高，是和整体政治、文化的进步有关的。⑤妇女工作范围的逐渐扩大，从狭隘的妇女本身问题扩展到保卫祖国，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巨业，从少数的都市里扩展到乡村和前线上。史良也指出一年来的妇女工作的缺点有：①在许多团体之间和个人之间，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狭隘的宗派观念，互相猜忌，互相排挤。②虽然已经成立全国妇运的最高领导机关，但还没能使一切妇女组织亲切的联合在一起。③动员工作的不够和不深入，把工作只堆集在少数人身上，疏忽了动员广大妇女群众的重要性。④工作的开展赶不上环境的变化。⑤干部的缺乏，因为客观事实的变化太迅速了，使整个救亡工作因主观力量的薄弱而不能好好开展。

1939年，史良在《关于援助抗属的我见》一文中，指出要解决出征军人家属问题：第一，要组织协助出征军人家属的负责机构，并切实的推进协助抗属的工作。第二，调查各地所有出征军人家属的实况，要工作得切于实际，以及计划办法的不落空，必须事前经过一番切实的调查。第三，具体规定协助办法，根据实际调查的结果，分别规定各项协助的办法。比如①应设立养老院或规定年老抗属最低限度的生活费。②要广泛组织代耕队，用各种宣传方法，号召各地乡民，经过联保会议之同意，分头组织代耕队，由每户推出一人组织之，不分男女，只要体健有力，均可参加。③训练抗属妇女手工艺或安插其参加生产工作。④免费收容抗属子弟进入全国各公私学校就读。第四，经费的征集办法：各县市切实举行富绅捐；将各市所有的积谷，提出一部分来；根据政府规定缓役金办法，切实征收缓役金；将各县市各联保之善堂存款，提出一部分来；征收战时利得税；举行协助抗属献金。

1940年2月，史良指出：单是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就已经同全国各地258家妇女组织发生经常联系。在各领导组织中间，包括了最上层的妇女领袖和家庭太太，其中就有各个中央机关的长官夫人与职员太太所成立的三十三个新生活妇女工作队。普遍设立了各省各地的妇女组织。史良指出妇女组织存在的缺点有：①没有适应群众真正的需要而组织；②没有具体计划与中心工作；③缺少实际领导人和中级干部；④无固定经费与政府协助太少。当前妇女组织中急需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①要适应群众之需要而推动与指导其本身的组织；②要做实际工作，形成团结会员吸收会员的基础组织；③通过政治手段加强会员的组织并提高其工作兴趣；④要在工作中找寻干部与训练干部使其分担领导会员与群众的责任。

1939年，史良指出，可以通过寒衣运动对各地区各阶层的民众进行抗战宣传，将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前方抗战将士的英勇事迹，民众对于民族国家的责任等进行广泛的传播。因为抗战两年多，被动员的妇女还是少数，尤其是家庭妇女被动员的更是绝对少数。史良指出妇女对于寒衣运动的重要性以及妇女对于寒衣运动的责任。

1944年，史良作为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妇女生活组的法律顾问，帮助妇女解决法律问题。在《现代妇女》杂志上，记录了史良回答妇女提出的法律问题，如：“未婚夫另有所恋，如何解除婚约？”“堂兄妹可以结婚吗？”“法律究竟保护女子吗？” 抗战结束后，史良还专门写文章批驳抗战期间的“抗战夫人”现象。

1945年3月，史良对记者谈及，妇女工作的目标是民主，“只有民主，才能团结，才能永久和平”。 1945年三八节，史良集中讨论妇女与民主的关系，她指出妇女出于自己的需要才需要民主，由于我们本身的环境必需要民主。1945年史良回忆说，近三年来，在她做律师处理的332件案子中，50%以上都和妇女相关，而且大都是婚姻问题的案子，反映的是男子将女人当作私有财产。她号召妇女争取作为人的天赋自由，反对一切形式不将女人当人看的妇女动员。

2．史良与战时国民参政会

国民参政会刚召开的时候，史良对妇女参政抱有很大希望，认为抗战时期的妇女国民参政运动是整个中国的妇女参政运动史中的重要一页。 1938年，史良指出：“最近武汉各妇女界为了要争取妇女参政的机会，就集合了各妇女领袖，请求国防最高会议，在圈定与选举参政员时，特别提拔妇女人才。无疑地，这是妇女参政的呼声，也是中华男女尚未获得真正平等的表现。”史良对此次妇女参政提出希望：“讲起男女地位的真正平等，主要的，当然要在职业上经济上求得平等，方能达到。不过政治的动力也还是不容放弃。”史良希望妇女广泛地参加抗战动员，为民族国家贡献自身的力量，也希望政府部门能提拔妇女干部人才参加国民参政会。

在国民参政会刚召开的时候，史良认为国民参政会中有各党各派各界的代表，反映了抗战时期各党派的团结，国民参政会中妇女人数占二十分之一，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她提出，希望在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选举时，有一两位女性当选。 史良希望国民参政会提出的议案能够具体化、简单化，便于实施。在史良看来，妇女方面的提案，也应该与其他女参政员商酌，关于妇女的提案包括希望各级政府机关能多吸收妇女工作人员，妇女接受军事、政治训练等，她希望国民参政会的议案能获得迅速的实施，能体现民意，须经全国最高国防委员会通过后才能实行。

1939年8月24日，史良接受记者采访，她对于优待军人家属工作表示不满意，抗属工作脱离群众，虽然优待出征军人家属的法令早已制定，但是各地优待抗属机关不健全，赖以推行抗属工作的保甲制度也不良，优待经费不足，除广西、四川、重庆外，各地对于抗属工作仍未切实实施。对于今后的抗属优待工作，史良打算在国民参政会上进一步建议，比如由教育部通令各级学校免收抗属子弟的费用，安置抗属到生产部门工作，保障老弱无力抗属的生活等。史良认为妇女工作最大的困难是民众团体从政府获得的帮助太少了，加上经费困难、妇女干部缺少等问题，妇女动员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史良指出抗战时期的各项工作以及国内政治还不到应有的紧张程度，有些人对于抗战工作有所松懈，精神动员和团结工作做得不够。

作为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唯一的女性，史良曾提议国民大会中应有妇女代表，因为只有妇女能了解妇女切身的利益和痛苦，只有妇女能代表妇女的心声，她提出国民大会代表中至少应有妇女代表30%。她指出政府要设立托儿所、公共食堂，要规定男女同工同酬等。她提出应发动广大妇女包括下层妇女群众、农村妇女和城市妇女等一起努力推动宪政运动的发展。

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召开之初，史良表达了对国民参政会的欢迎和希望：①国民参政会规定了全国各党各派合作抗日的基本政策，女参政员表示了更进一步的团结；②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确立妇女参政的机会，参政会的召集，其本身就是一初步的民意机关。 二届国民参政会召开时，史良表示：“在开会时，全体聚精会神，审查讨论的时间，超过十小时以上，这种团结一致，把抗战放在第一位的精神，是显示着我们愈打愈精诚，愈打愈团结。尤其是，这次议案中，不但着重于如何集中全国一切力量来坚持这持久抗战，并且注意于发展农村工业与经济建设，作长期抗战的经济资源，这也是二届大会的切实贡献。”

1938年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召开，沈钧儒提出史良等人列名联署《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 抗战期间，国民参政会上由史良领衔的提案至少有七项，如一届二次参政会上，史良领衔提出，“请政府切实执行优待抗敌军人家属法令，以便人民安心服兵役案”，表示抗战以来，政府即于1938年2月27日公布《优待抗战敌人家属办法》，以励人民服兵役。“但迄今已阅八月，各地并未切实执行，以致服兵役者有家庭后顾之忧，不能将整个身心贡献国家，甚至想尽种种办法逃避兵役，于抗战前途大有影响。务请中央将该项办法通令各地政府切实执行，以便人民安心服兵役。”

1941年11月17日，第二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开幕，史良指出，当天报到的参政员共有176位，到最后一天，共到188位，其中只有13位是女的，“吴贻芳、伍智梅、陶玄、谢冰心、刘王立明、钱用和、张肖梅、张维桢、罗衡、吕云章、刘蘅静、陈逸云以及本人都参加了。拿这次参加的人数来说，十五个人中间，男的占十四，女的占一个，所以妇女占了十五分之一。就是在主席团里，妇女也占了五分之一的位置”。史良指出：吴贻芳作为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她站在妇女大众立场上，慷慨地提出一些关于妇女本身权益的提案，正确而严肃的参加各项讨论。她英勇地挺出为抗战工作，为妇女工作努力的姿态，热忱而且有计划”。

1938年10月，对于第二次国民参政会，史良指出需要检讨一下上次会议的提案实施了多少，对没有实施的议案进行改良和修正。对于妇女界，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妇女的组织和妇女运动的开展。 1939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中，救国会提出两个议案，一个是关于集中人材，提出人尽其才，实施民主；另一个是不分党派，增强团结。此外，关于四川一个县长违法乱纪的案件，史良以国民参政员名义写信到当地专员公署，要求予以制裁，最终这个县长被撤职。 史良爱憎分明，有胆有识，她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皖南事变”后，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末次会议，史良和其他救国会成员也宣布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当然，史良在晚年的自述中认为国民参政会是国民党的花招之一，“实际上只是一种摆设”，“这是一种请客吃饭，我们只不过是这个饭桌上的客人罢了。”

二、史良与抗战形势前途论述

抗战时期，史良对抗战前途有着坚定的信念，她在一系列的言论中强调中国应坚持持久战并保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她著文揭露日军野蛮的暴行，呼吁国际社会同情和支援中国抗战。1937年，针对汪精卫的错误言论，史良写了《谈对日绝交》一文，一开头便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神圣的全面抗战逐渐展开以来，日寇倾其全国的海陆空力量，不但大举侵犯，并且非法封锁我全部海岸，屠杀我平民，这样凌辱我们，侵略我们，我们和他们还有什么‘邦交’之可言？但是现在我们的大使还逗留在敌国，我们的侨胞还逗留在敌境，难道在这样全面抗战，牺牲惨重，邦交早已粉碎的情形下，还有所期待，有所希望吗？”她指出事实上中日两国早已无邦交之可言了。法理上，也早已超越了绝交的程序。“不绝交，徒然使代表国家的许大使在东京受罪；驻留敌境的侨胞在异域挨苦。”

史良认为宣布中日绝交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因为：“①就对外说，对日绝交是表示我们破釜沉舟，抗战到底的决心，使各国知道我们只有前进，决不后退，抗战到底，不惜牺牲。也许有人以为，我们首先宣布绝交，要负挑衅战争的责任。其实这是一种恐惧心理。就各方面说，中国不会被认为侵略国的。②就对内说：现在我们虽已对日展开全面抗战，军事领袖，亦已一再宣布，决定牺牲到底。不过患“恐日病”者及亲日分子，依然盘居要津；假使前线军事稍有挫折，彼辈便将乘机活跃，破坏持久战的计划。若对日绝交，那么此路便走不通了。③就军事言，现在前线斗士中的一部分，也许因为政府不曾宣布对日绝交，认为政府的国策还没有到最明显的地步，他们抗战的决心，难免不坚固起来。倘一旦对日绝交，他们知道中日的战局是无论如何变化，但妥协决不可能了；决不会再像‘九一八’‘一二八’‘长城之役’‘华北事件’‘绥远之战’那样，中途废弃，功亏一篑！从此并可坚固他们的抗战决心，且可使他们死而无憾。④就经济言，现在全国军队固然已经总动员，然而一部分人，对于他的战时准备，在技术方面观察，还有所期待，譬如上海一部分商人，还希望战事早日结束，好过他们快乐的生活。如果我们宣布对日绝交，他们就知道这局势非长期焦土抗战不可，他们就会早作准备，另想办法了。同时，内地人民，也是这样，在宣布长期抗战以后，他们也要作一番根本的布置，就是购买救国公债，也一定要踊跃得多。”史良认为对日绝交对内可以断绝国内部分投降分子及亲日分子投降的念头；对外能让西方国家明了我们抗战的决心，同时挑起战争的责任在于日本，而不在于中国；在军事上可以坚定士兵舍身抗战的决心和信念；在经济上也可以稳定民心，动员民众为长期抗战做准备。

史良认为：“日本虽对我不宣而战，但我对日正式绝交，不特是人格‘明朗化’的一个办法，而且也是我们抗战到底的一种表示。至于绝交以后的宣战问题，因为我们是‘应战’，不是‘求战’，暂且可不必谈起。”“当政府目前还未宣布对日绝交的时候，我们舆论界对这问题应该多多讨论建议供政府采纳，文化界应该举行各种演讲会讨论会使广大的群众，对这问题注意起来。在这些讨论会和研究会当中，不但是要讨论对日绝交利弊的问题，并且可以讨论到在绝交之后如何防止奸商，汉奸和敌人勾结的问题。”

1937年，史良又发表《九国公约会议和我们的立场》，指出：“日本的大陆政策，是要很快地将中国灭亡。六年来因为我国的退让，使侵略者的毒焰日渐升高，我国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不将他的势力扫荡出去，就是我国的灭亡。中国是远东的火药库，现在这火药库暴发了，全世界都受到严重的影响。”“许多国家为了怕这次中日战争再酿成一次世界大战，想用国际合作的力量来使这战争的范围缩小，于是本年十月七日在瑞京召集了第十八次的国联大会，通过了廿三国咨询委员会谴责日本在华暴行的决议。”对此史良认为：“调解本身，也未始不是一种方法，假如调解能合理的成功，原可避免制裁，但事实上对野心国的调解，往往不会有合理的成功，所以我们对于各国提出调解时，应有严正的对策。”史良强调各国应严格遵守九国公约，不应使中国蒙受主权和领土的损害，中国应断然拒绝损害中国利益的调停。中国必须坚决的反对秘密外交，反对任何方式及内容的默契。会议如因日本的要挟而左袒，我国不应顾忌，即使会议破裂，亦所不惜。我国在会议中应该反对一切拖延的办法，无论有无结果，会议应早日结束。史良指出中国是为自卫为生存而战，中国决无屈服的可能，只有坚持抗战到底，牺牲到底的决心。

1937年10月底，上海各妇女团体招待各国侨沪妇女，宋蔼龄致词表达欢迎之意，她指出：“在各国上市公司勒令各位回国之后，各位还留于此地，和我们在密经战事之危险中，共同生活，今日下午，在此共聚一堂，我们之感动，自不言而喻，平时之友谊，将我们妇女们结合在一起，这次因经患难辛苦，格外加强我们之联系。日本在上海之侵略行为，我们均已目睹，在此素享和平之大城和近郊，日军屠杀生命，毁坏产业，此种残虐破坏人道之卑劣行为，谁都与我们共愤，一向承诸位在中方面参加救护工作，使无辜民众，在未宣战而受炮火残害者，减少痛苦。现在那大炮的回声，还没有稍停，每一个震荡之声，使人想到死亡之增加，毁灭和蹂躏，自古以来，妇女是被认为人类之安慰者，比方说小孩子跌倒之时，任何人做母亲的不知不觉扶起孩子，亲他肿痛的小膝或头，这种深切的慰藉，可以减少痛苦，比什么都好，的确，同情是人们心上之香膏和唯一之安慰，可是今天妇女们要确保世界和平，必须更进一步，努力去维护国际间之正义和社会之正义，如若我们全世界妇女联合起来为着国际正义努力，与时俱增之恶劣环境，才可终止，这不是一种幻想，是一种适合实际的常识。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信仰这简明之真理，假如要和平，我们要脚踏实地去做，必须照着我们的信仰，去求这国际正义，并且要认明永久之和平基础，只是筑在真正国际正义上面，你们视中国犹如第二故乡，我更得表示谢意。”

史良演讲指出中国这次是到了再不能容忍的境地而抗战，中国既已开始，就非把敌人逐出领土以外，誓不罢休。她说：“此次上海方面变更战略而退出大场闸北，望大家不必为我们担忧，我们的战争是全面的，山西方面，近日正打了胜仗，那才是我们国防线所在，在军事上比上海还更重要。我们的抗战是持久的，决不在乎为一二日之短长。”

1937年10月，史良在《祝今年的双十节》一文中，肯定了中国为民族解放所付出的努力，她说：“我们国家已经在这伟大的奋斗中，开始表现伟大的力量，以至于渐渐地改变了国际间对于我们轻蔑的态度，只要我们继续努力下去，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所以我们断定真正的国庆已经在萌芽。” 史良指出：“我们对于抗战的要求最低限度要逐出敌人于中国境内，恢复九一八以前的状态。这样，才有了建设新中国的基础地盘，我们才可以从容地建设新中国。”史良号召：“全中国的人，无论男女老少，无论武装的和非武装的，都应该以铁一般的意志，拼着极大的牺牲，支持这神圣的抗日战争到底，到最后五分钟获得完全的胜利为止，决不中途停顿，决不中途妥协！”

1937年11月，史良写作《抗战形势与抗战意志》，她指出自太原、上海相继失守，南北各战场起剧烈变化后，国内未能切实了解抗战目的和抗战过程，出现悲观失望的态度。针对这种现象，史良认为我们急要的工作，是要设法使全国同胞明了抗战的意义、目的，理解抗战的手腕，才能继续我们的抗战工作。我们对于目前战局的稍稍变动，对于目前无关紧要的牺牲，我们是不应该消极的，不应该悲观的，不应该灰心的，尤其不应该误吞失败论者的毒药。她说：“过去努力救亡工作者，绝对不应该因为我们的武力暂时离开我们，表示失望，表示颓唐，要知道我们是弱国，弱国对于侵略者的抵抗战争，不能没有相当的牺牲，要忍得住牺牲，才能支持抵抗的战斗。”“一时的牺牲，在抗战过程中不可避免；局部的失败，在抗战过程中也无法避免，而且我们要知道长期抗战决不是在最初的一条战线上永远相抵，永远胶着的意思，必定有进展，成为拉锯的情形，进需要时间，退也需要时间，退了再进更需要比较冗长的时间，经过了无数时间，无数进退，付了极大代价，担负了极大痛苦，到最后才得到全盘的胜利，这理论是绝对正确的，因此我们的抗战意志，必须万分坚定，最后胜利未到来前，在任何困苦中，不可以稍微动摇，我们的武器虽然不及敌人，可是只要发动我们全国的人力物力，坚强我们的抗战意志，不屈不挠，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史良对于抗战前途有着清醒的认识，她希望民众能够坚定抗战意志，相信抗战前途是光明的。

史良强调抗战到底的决心，指出中国处于被侵略的地位，中国没有退路，只能团结一致，咬紧牙头，不屈不挠，集中全国人物、物力，坚持抗战到底，“否则便是分裂，便是自乱步骤，结果必然是失败与覆亡”。为获得抗战最终胜利，史良呼唤加强国内的统一与团结，反对任何破坏性的民众运动，坚持民族利益高于一切，集中力量进行抗战御侮工作。她提出要谋抗战意志的绝对统一，在思想方面，在三民主义的共同信念下统一我们的思想；在言论方面，须作有利于抗战的、富有建设性的统一宣传，造成举国一致的舆论和群众心理；在行动方面，必须在政府统一的号令之下，集中力量作有组织的抗战斗争。全国上下，应该不分党派，无论恩仇，一致拥戴最高领袖，接受其命令，服从其指挥，不怨不争，积极参加抗战工作。

1938年10月，中国妇女慰劳会重庆分会，邀请邓颖超、史良、刘蘅静等女参政员进行演讲。史良指出放弃武汉是有计划的，是出于持久战的需要，中国各党各派应更加团结，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要保证。在外交方面，大多数的人民和民主国家是同情中国的，中国在国际上并不孤立。最后她用有力的词调呼喊每一个同胞来检讨抗战十五个月来的民众动员工作，号召中国人民将民族利益和抗战利益放在第一位，拥护政府抗战到底的政策。

史良因救国而坐牢，达八个月之久，出狱后，“蒋夫人宋美龄女士很盼望她到南京去作妇女救亡工作，可是她觉得上海的工作也很重要”，于是史良来到了上海。由南京谈话归来后，上海十四妇女团体联合办事处欢迎至极，并公推史良为对外负责代表人之一，以便合力作救亡工作。此外中国妇女慰劳抗战将士会上海分会及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等，都纷纷邀她去参加工作。 Srwq3tjqrhaY+F6CDUVLwKzIPZy5qk1a44WVLLZe20wyXVfsCrlbzbfBfIcXVL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