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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是伟大的爱国者、政治家。宋庆龄1949年当选国家副主席，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抗战时期宋庆龄主要还是以党外人士身份进行活动，故将宋庆龄置于知名进步女性范围进行讨论。
关于宋庆龄的研究，尚明轩的《宋庆龄年谱长编1893—1948》，以记述其生平思想活动为主，兼收与其生活有关的各方面资料，力求引用原件、影印件或最初发表的书报资料，全文采用平叙和纲目两种体裁。
宋庆龄基金会编辑的《宋庆龄选集》提供了有关宋庆龄的重要文献。
基于宋庆龄的重要性，学界出版了多种宋庆龄传记。
宋庆龄在妇女解放、政治民主、“联共”爱国、和平反战、现代化建设、基督教思想及品格等方面表现出相当的自主性，学界对其思想的研究也不少。
关于抗战时期宋庆龄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特别是徐锋华的《身份、组织与政治：1938—1958年的宋庆龄和保盟—中福会》，不仅论及保盟—中福会的沿革，救济与福利及对外宣传工作，还论及宋庆龄与宋氏家庭及国民党的关系，其与中共及民主人士的关系，以及其国际关系网络的构建。
本章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结合台湾“国史馆”馆藏档案
、民国报刊对全面抗战时期宋庆龄的主要活动及政治思想进行梳理。
宋庆龄在公开场合多次发表讲话支持抗日，表达对中国抗战前途的坚定信念和决心。她指出：“中国人民决不会投降，他们正在为自己也为世界各国人民而战斗着。”
早在1937年8月，宋庆龄在美国《论坛与世纪》杂志上发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反驳诸如“中国太弱，抵抗不了日本”的荒谬论断。指出：“我坚决相信，中国不但能够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每一次和任何一次的侵略，而且它能够，并且一定可收复所有的失地。中国最大的力量，是中国大众一致的觉醒。在过去两年中，中国的抗日运动已有极大的展开。以前日本帝国主义还希望使国民政府成为日本征服中国的工具，这个希望现在是不能有了。日本的一切侵略行动，只是更增强中国的抵抗，日本分化中国的政策是失败了。而且它的侵略反促成了中国的统一，中国的政府是不会再听从日本割裂中国的土地了。”
有论者指出：“七七事件发生以后，宋女士（宋庆龄）看了这是一次无可避免的战争，也是被侵略者唯一的出路的机会，于是，她登高一呼，主张准备重大牺牲，发动抗战，从死里去求生，继续这呼声的，便是神圣的炮声激起的。以后她便努力的工作，运用她在国际上的地位，履向国联呼吁，更唤起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正义的予我们的同情，更在伦敦参加国际援华反侵略大会，给一般人的注意，虽因事而未出席，但她的电文，在大会中宣读出后，博得了出席者热烈的同情，更鼓起了他们极大的奋斗，终于通过了使我们满意的决案。”
1937年9月，宋庆龄指出中华民族在抗战中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和合作精神，“地球上没有一个力量可能消灭她”，中国军队和人民在抗战中已经表现了充分的道德和精神的优势，“在这个我们所有势力的统一中，结集着我们最伟大的力量。中国是正用了全副精神抗战着”。
1937年10月15日至16日，宋庆龄在《救亡日报》发表《中国当前的急务》一文，认为中国当前的急务是应该发展民族主义和民族精神，确保民族团结，共同对抗日本的军国主义侵略。
1937年11月23日，宋庆龄由上海撤退赴香港。
1938年，宋庆龄在《中国的再生》一文中指出：“现在我们的天空，虽然被战云所弥漫，而黑暗起来，但是我们的精神却因希望而光明了。”“我们有抵抗的勇气，但是我们没有和抗战士兵一样不屈精神的政治上的勇气！在经历这个法西斯的黑暗中，我们有没有眼光来唤醒人民，使我产有改善生活的希望和光明？我们没有这种眼光，我们就不能领导民众；这样，如果民众不愿意跟随我们，我们便不能责备他们。让我们把这种希望的光明火把——从封建制度解放出来，以及自由地在民主与和平的方式之下，建立一个适于改善生活的希望的国家——散播到我国的每个角落。”
她希望中国人能点燃希望的火种，希望伟大的中国能够在战火中涅槃重生。
1940年5月31日，《新华日报》刊载宋庆龄在港发表的谈话：“抗战三年，已增强并扩大中国社会上各阶层之民族意识，日军虽占领中国沿海各省，但中国仍保有内地之广大区域，以无限之资源及人力，使全国人民确信可以获得最后胜利，至于渠此次游历渝等地，并未参与关于所谓国内团结问题之事。盖际此抗战期间，国内各党均已相处无间，外传种种尽无稽之谈。”
1938年8月23日，宋庆龄用英语向在美国召开的第二次世界青年和平代表大会讲话，她指出，“在这样残暴野蛮的敌人之前，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坚决不退让，坚持抗战到底。宋庆龄并指责美国对日本的军火输出和绥靖政策，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会单在中国蔓延而不传染到其他自由的国土”。
1939年5月1日宋庆龄著文《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指出：“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的人民正在英勇地和成功地同世界侵略集团成员之一的日本交战；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和西班牙人民一样地拒绝投降。因此，连慕尼黑协定也没有能够使法西斯的浪潮淹没世界。中国人民绝不会投降。他们正在为自己也为世界各国人民而战斗着。”
宋庆龄反对分裂。早在1931年就反对汪精卫的分裂活动，“劝汪兆铭等捐除私人政见，共维党国”。
汪精卫发表唁电后，1939年11月12日，宋庆龄第一时间发表《痛斥汪逆盗窃中山遗教》，指出：“现在中国国民革命最大之叛徒，即汪精卫其人，当时因认识不清对于主义亦为动摇分子之一，汪彼时受袁世凯之派遣，前来谈判，停止革命。”“中山先生离开南京时，曾对其党内同志中数人，表示失望，现全国人士，均对汪精卫失望，此国家叛徒，竟敢盗窃中山先生之遗教，其恬不知耻，有如此者。”
1938年4月14日，宋庆龄与何香凝联名发表《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抗战到底》，表示要“严防敌寇阴谋，勿中其一切挑拨利诱之伎俩，务使其不战亦能灭亡中国之毒计无从实现”。在举国上下团结抗战之时，宋庆龄对于汉奸行为零容忍，“严厉执行褫夺从事傀儡汉奸者之公民权，没收其全部财产；如身为党政负责人员，犹应加以严峻之刑律，以振党国纲纪”。
抗战时期，宋庆龄向国际社会发表演说，维护世界和平正义。1937年10月20日，宋庆龄在对美国民众的演讲中，宣传中国坚决抗战的精神，并呼吁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和支持，她表示，“希望美国公正舆论的呼声和伟力传达到全世界去”。
1938年7月，宋庆龄致函美国“中国人民之友社”，详述中国各地需要食粮药品的救济至急，希望唤起全美人民的对华同情心。
1938年9月，在《华侨总动员》中，她呼吁联合世界上同情我国的各个民族为世界和平与正义而努力奋斗。
1939年11月11日，宋庆龄发表《真正实现中国的独立》，提出“抵抗侵略，提高民权，改善民生，有同样的重要性，应该同时并进的”。
1940年2月6日，宋庆龄主持在香港首次公开举行的援助国际和平医院的义演活动。1940年4月18日，宋庆龄对美广播讲演，“谓中国抗战必可获得最后胜利”。
宋庆龄还呼吁国际社会支援中国抗战。她吁请英国工党援助和支持中国抗战，因为“中国不仅单为了她自己而抗战，并且也为了全人类”。
1937年12月，宋庆龄撰写《告英国民众书》，指出“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团结一致”，她指责日本用尽了一切恐怖手段摧残中国，但是“中国人民任何时候也不会停止其反抗日寇此种侵略之斗争”。
宋庆龄的眼界非常开阔，她不仅关心国事，关心民生疾苦，还关注世界人民。她同情波兰人民。“国内的每个角落，反革命的势力都抬起它狰狞的头来，饥馑、瘟疫和灾祸又纷至沓来。但是他们是决不屈膝的人民——又是不和敌人议和的人民。他们用所有一切窳劣的武器来打仗。他们携了无数宣传品给德国军队；他们为了波兰人的自由，一变保卫战而为攻击战：对于世界各国的工人，他们唤请他们起来，保证这个承认工人和农民为统治者的唯一国家。”
1945年3月24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孙夫人对美广播》的社论，号召国际国内最广泛的合作。她指出：“完成了国际的民主政治，世界才有安定的和平。我们对于这个真理现在虽除非人人在切实履行，但在口头上都是承认的。国际的民主政治有两方面的意义：在国际间，各民族都应有平等地位；在一国之中，则其政府应以人民的利益及其自由表示的意志为基础。”“人人都知道中国此次抗战的目的，为求国家之完全平等，这也就是总理毕业努力的目的。”“每一位爱国的中国人都以为我们的抗日部队，有享受一切可能援助的权利，而只有那些袖手旁观，并不出全力以参加民族斗争的人，才对人民这样缺乏信心，而声泪俱下地喊着，如果明天援助不来，我们后天就要崩溃。为我们的祖国与前任战斗着的人，要求着援助，但是对于他们已作很大牺牲的奋斗目标并没有什么附带的条件。”
1942年宋庆龄在纽约的《亚细亚》杂志发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介绍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过程及史实，指出只有扩大包括妇女权利在内的民主权利，抗战才能获得真正胜利。
1943年，宋庆龄为“三八”节题词：“平等自由，声气相通，精民奋斗，共建大同。”
1943年7月，宋庆龄在重庆市道门口银行界同人进修社举行音乐会，募款振粤灾民，由英大使薛穆夫人担任主席，并由重庆市中美苏英人士担任演奏。
宋庆龄在抗战时期积极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国内团结，表现出统一抗战的大局意识和担当。
宋庆龄希望国民党继承和遵循孙中山联合工农的政策，主张国共合作和团结，她表示：“中国不会再有一个政府敢于将土地让给日本了。”
宋庆龄为推动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也作出积极的努力。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宋庆龄等人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建议，向三中全会紧急提交“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并于2月18日在会上发表演讲，主张实行孙中山的遗嘱。
据称：“《字林西报》发表宋庆龄领衔改三中全会（2月19日）提案，要求实现国共合作，改善农工生活，并有共产党半年来历有主张，今次又有2月10日之通电国民党，应采纳其要求等语，签字者除宋外，尚有孙科、冯玉祥、何香凝、鹿钟麟、经亨颐、石瑛、李烈钧、石敬亭、张和本，朱霁青。”
1937年7月下旬，宋庆龄在寓所接待周恩来、秦邦宪和林伯渠等人，希望促成国共合作。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讲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24日，宋庆龄发表《国共合作之感言》，称赞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形成抗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宋庆龄指出：“这几天读了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和中国国民党领袖蒋委员长团结御侮的谈话，使我异常地兴奋，异常地感动。回想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兄弟党，在最近十年以来，互相对立，互相杀戮，这是首创国共合作的先总理孙中山先生生前所不及意想到的。到最后，这两个兄弟党居然言归于好，从新携着手，为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宋庆龄以朴素的语言，表达看到国共实现合作的激动心情。她认为国共两党应捐弃前嫌，“在这民族危机千钧一发的今日，一切过去的恩怨，往日的牙眼，自然都一笔勾销，大家都一心一意，为争取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共同努力。但是过去国共分裂这一段悲惨历史，却仍然值得我们的记取。国民党同志应该谨记着：要是不顾先总理遗教，抛弃了工农大众利益，将成为民族罪人，等于国民党的自杀。共产党同志也应该记住：只有在孙总理遗教领导之下，和中国国民党真诚坦白合作，把全民打成一片，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使命”。
可谓语重心长。
1937年11月，宋庆龄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表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
1938年4月14日，宋庆龄与何香凝联名发表《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抗战到底》，表示“以民族国家利益为先，排除一切不利民族国家之私见，停止任何方式之党派斗争，务使全国人民一致精诚团结”。
此时的宋庆龄一再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保障抗战胜利的重要性。
为督促国民党进行抗战动员，1938年7月，宋庆龄在文章中指出，抗战政治动员不在政治纲领内容的争论，而在如何实行执行与迅速实现纲领所定各点。
1938年10月28日，宋庆龄和何香凝、陈友仁、徐谦、彭泽民、罗翼群致函林森、蒋介石、孙科及国民政府各委员，提出四项抗战方针：“一、加强中枢政治机构；二、遵守总理所定外交政策；三、发动全国民众力量；四、迅速起用知兵宿将，保卫广东。”
1939年抗战两周年之际，宋庆龄对美发表《展望战后》一文，指出如果没有全中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我们的民族革命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抗战时期前四年虽然主要蛰伏香港，但是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在国际上维护国内团结，宋庆龄多次前往武汉、重庆，表现出大局意识和担当。抗战前期，宋庆龄在香港待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据1938年《晶报》称：“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住在山上，很难得下来交际，她住的是所小洋房，是一位英国女友借给她的，外面是全白色。周围风景幽美，格外显出庄严朴素来。有许多外国记者络绎不断地去拜访她，结果总是尝着闭门羹，所以香港各外报上很少见到关于孙夫人的消息。”
1938年宋庆龄慰问难民
资料来源：《少年画报》1938年第13期，第7页。
1937年12月23日，宋庆龄由上海撤退赴香港。
据称：“前次孔祥熙宋美龄赴港，晤谈甚愉，闻中央方面对于人颇拟假重，将敦促赴汉，主持妇女运动事宜。孙宋夫人素关怀国是，倘个人健康不成问题，当可翩然赴汉。”
之后多次往返广州香港。比如1938年8月20日，由香港乘“佛山”号轮船到广州。
25日，由广州乘船返香港。在香港，宋庆龄与何香凝分别会见了邓颖超，倾听中共关于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时局的主张。
9月15日，由香港到广州。
1938年宋庆龄赴广州
资料来源：《儿童世界（上海1922）》1938年第41卷第5期，封2页。
1939年12月1日，宋庆龄来函，将其随从秘书2名，随从书记2名，随从吏4名，自5月份起至6月止俸薪及所得额应缴税一并捐作慰劳抗战将士用费，交给新运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总干事张蔼真。“孙夫人函一件，嘱将应领俸薪全部代领，捐作慰劳抗战将士用费，请即查照办理等由，准此自应照办，至领物手续则由孙夫人备具委托书一纸，委托蒋夫人按月总领余拨，故无随从姓名，兹准前由，相应收随从官吏每月所得额暨应缴税额列单函后，即希查核为前，此致所得税川康办事处重庆区分处，计函达清单一纸。”
这个材料说宋庆龄捐随从的俸薪，其他材料应该也有能说明宋庆龄捐献自己的俸薪，只是目前还没看到。
1940年3月，蒋介石电宋蔼龄，请约宋庆龄、孔令仪早日来渝同住。
1940年3月31日，宋庆龄和宋蔼龄、宋美龄、端纳等一起由香港飞抵重庆，宋庆龄居住在上清寺孔祥熙家里。
1940年4月2日，《中国商报》称，“据可靠消息，蒋夫人宋美龄女士，系孙总理夫人宋庆龄女士及孔夫人宋蔼龄女士偕蒋委员长顾问端纳，于昨日由香港飞抵此间。按宋庆龄女士来此，自国府西迁后尚属第一次，宋美龄女士前往香港治病，现已痊愈云。”“宋氏三姊妹。孙夫人、蒋夫人与孔夫人昨晨从香港飞抵重庆，孙夫人适于南京新政权成立时，首次来战时首都，故一般人对渠此行，尤为重视，中国人士声称孙夫人此行，足证其反对汪精卫之和平运动，蒋夫人则在香港治鼻疾，勾留二月后返渝。”
国民政府高层座谈会欢迎前往重庆的宋庆龄
资料来源：《展望》1940年第14期，第3页。
宋庆龄到了重庆后，积极参加伤兵慰问工作。4月23日，宋庆龄参加了蒋介石主持的中央军校第16期学生毕业第17期学生入学合并举行典礼，并受到蒋介石的欢宴。
在重庆期间，蒋介石夫妇设宴款待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宋庆龄参加并与其首次谈话留影。
1940年3月31日，宋庆龄应宋美龄之邀，和宋蔼龄、宋美龄一起自香港抵重庆。受到公开热烈的欢迎，宋庆龄住在孔祥熙家中，之后宋氏三姊妹联袂出席各种活动，如视察合作事业暨救济机关，伤兵医院，参加妇女工作等。据1940年4月5日毛庆祥电蒋介石称，“外传宋庆龄来重庆任务为调整国共关系”，经确认，毛庆祥表示，“确息，此次宋庆龄赴渝任务为调整国共关系”。
同时也是蒋介石为争取宋庆龄对国民政府的支持，有意拉拢宋庆龄。宋庆龄赴重庆积极促进国共两党合作。
宋氏三姐妹在重庆参加妇女工作
资料来源：《良友》1940年第154期，第3页。
宋氏三姐妹在重庆
资料来源：《良友》1940年第154期，第3页。
1940年5月9日与宋蔼龄一起飞返重庆。5月20日，宋庆龄发表《渝行观感——自重庆返港后对中外记者的谈话》，表示：“本人回港后，不断有人从国内团结问题见询，敌伪报纸且不断造谣，称本人赴渝与此有关，本人实则迄未予闻其事。际此民族危机千钧一发之时，国内各党派均有一致团结对外之认识。日寇汪逆宣传国内分裂在即，只能说是他们的梦想。际此大敌当前，国难未除，我信贤明当局，均不愿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之举，为日寇所乘。只有少数不明大势之人，故作恶化之宣传，实妄人也。日来敌伪新闻机关不断造谣，可见彼等企求我民族阵营自相分裂如何殷切，其用心之深，可以想见，吾人岂可不加以警惕。”
宋庆龄站在全局的高度，极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
据媒体称，1940年，“国母宋庆龄已到重庆，蒋委长款待甚殷，宋有演词，并同孔夫人蔼龄亲赴伤兵医院慰问，步骤显已趋于一致，忆当本埠各界涌起爱国运动高潮的时候，宋女士和马相伯先生等竭力赞助，及至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七君子被捕后，宋女士为了救国，为了正义，更为了爱护革命分子，不顾一切，予以他们有力的援助。”
在后方，留下了大量宋庆龄的脚步和影像，比如与宋美龄、宋蔼龄等人参加托儿所，巡视空袭灾区，以范庄招待妇女界，慰问陆军第五医院住院伤员，往江北沿途视察并慰问伤员，视察中国工业协会成都事务所，视察隆昌县等。
事实上，1937年12月—1941年12月，宋庆龄除在重庆、广州小住之外，她一直在香港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与发动工作。
1940年6月4日，陈耀祖呈汪精卫关于五月份香港地区各党派及妇女团体英国来华服务团等活动情报，称：“一月来香港团体之动态：香港团体活动，是月以妇女会为着，宋蔼龄、宋庆龄由渝返港后，对妇女运动尤为积极，此间酝酿组织‘妇女团体联络委员会’为宋氏所策动者，有统制妇女运动之深意，自重庆国民大会，妇女竞选总会电港设立分会后，各妇女团体举行竞选，热闹一时，香港妇运岑寂已久，至是又趋紧张。”
1941年12月10日，在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启德机场前6小时，宋庆龄在机场乘最后一班机飞往重庆。
1942年春夏之交，宋庆龄离开孔家，移居两路口新村，几乎没有什么自由。
大多出席一些仪式性的活动。比如1942年下半年，宋庆龄出席宋美龄欢迎威尔基的茶会，出席苏联驻华代办列赞诺夫为纪念苏联国庆举行的茶会，出席蒋介石夫妇欢迎英国议会代表团的宴会等。1944年11月15日，戴笠呈蒋介石，称：“孙夫人公馆十五日下午四时有一茶会，到有王炳南、浦熙修（新民报女记者）、包华国夫人（周鲸文表妹，姓瞿，东北人，周鲸文系周大奇之子，思想左倾）及爱泼斯坦、邱茉莉、美籍军官数人，其谈话情形如次：……最后系孙夫人发言谓，现在最重要之问题，在使蒋委员长能与罗斯福及史丹林等见面一谈，则不仅国际问题可以解决，即国内问题亦可获得良好之影响，否则中国前途，不可乐观等情。”
1944年，国民政府授予宋庆龄景星卿云勋章。
1945年，国民政府授予宋庆龄抗战胜利勋章。
还曾授予宋庆龄一等卿云勋章。
1947年4月，蒋介石聘宋庆龄等13人为国民政府顾问。
1948年，国民政府聘请宋庆龄担任国府资政。
国民党方面也在积极争取宋庆龄的支持。
在宋庆龄心里，国家人民的利益超乎党派利益之上，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为抗战做了大量的工作。抗战初期，宋庆龄曾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理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等职。
1937年7月22日，宋庆龄与何香凝发起成立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被推选为理事。7月28日，宋庆龄被推选为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8月4日，妇慰会上海分会在宋庆龄等人的领导下开办护士培训班，将2 000多名临时培训的护士分派到前线和后方医院从事救护工作。
8月23日，宋庆龄被推举为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总会常务委员。
1937年9月23日，宋庆龄出席华侨抗日动员总会第二届代表大会，并发表题为《华侨总动员——庆祝华侨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
9月，与何登夫人商定建立国际和平医院事宜，保持成立保盟分会。10月上旬，积极为前方将士及后方难民征募寒衣。10月中旬广州沦陷前，离开广州赴香港。1937年10月下旬，宋庆龄亲赴前线，慰劳抗战将士，募集钱物，支援“八一三”淞沪抗战。
12月，被推选为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名誉主席。
1938年4月，宋庆龄利用其在国际上的声誉和人脉，在香港创立保卫中国同盟（China Defense League），呼吁抗战，发起募捐，为八路军、新四军提供大量医药和物资援助。
1939年1月20日，被选为香港琼崖华侨联合总会名誉会长。1939年1月，倡导组织的“工业合作协会”国际促进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1939年3月1日，出席保盟和香港维多利亚大教堂以及香港国际医疗救济会共同举办的招待会并讲话。
1942年8月6日，宋庆龄致函王安娜，谈论改组保卫中国同盟委员会。
1938年3月7日，宋庆龄在《向全世界的妇女申诉》中指出，“妇女解放和世界最大多数大众的解放有共同的命运”，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
宋庆龄号召世界妇女援助中国。
她强调妇女对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意义，强调民族解放与妇女解放息息相关，妇女应该努力团结在一起，积极参加儿童保育等妇女工作，并尽力说服自己的兄弟、丈夫、儿子服兵役。
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成立“妇女促进会”，港澳地区的妇女在宋庆龄的领导下支持抗日，捐款成绩达数千万元。
1938年8月20日，宋庆龄抵广东。
1938年8月21日，宋庆龄赴各医院视察各受伤将士及敌机炸伤的难民，对彼等受伤经过及日常生活，垂询甚详，慰问备至；在中大医院中发现一母为敌机炸毙而由腹取出的婴孩，尤其怜惜。
1938年8月25日，宋庆龄在广州向美国广播演讲，并视察灾区，慰问伤兵事毕，乘泰山轮返港，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军政部长官各界代表多人到埠欢送。
1938年9月17日，宋庆龄前往广东难民收容所慰问难民。
1938年7月，宋庆龄在文章中指出抗战政治动员不在政治纲领内容的争论，而在如何实行执行与迅速实现纲领所定各点。
1938年8月20日，宋庆龄由香港乘“佛山”号轮船到广州，积极推动广州和华南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8月22日，宋庆龄与伍智梅等人赴观音山瞻仰中山纪念堂，8月23日，宋庆龄等人致祭七十二烈士墓并参观中山大学。
1938年9月，宋庆龄认为应该发挥华侨团体的作用，“加紧战斗的动员华侨，从各种工作组织华侨参加抗战救国”。
1938年9月29日，宋庆龄交中国妇女慰劳总会五千元，以制寒衣慰劳前方将士。
1939年3月28日，她向全世界呼吁“救救我们的战灾儿童”，必须将儿童“从由于饥饿而濒临死亡和由于无人照管而使肉体和精神上遭受摧残的恶果中拯救出来”。
宋庆龄在1939年5月1日在《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中对保卫中国同盟提出要求，希望保卫中国同盟援助中国，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已经在帮助着你们”。
宋庆龄不仅运送医疗物资，并且在游击区协助建立战时医疗体系，以“供给医药和公共设备”。
1939年12月10日，宋庆龄指出，全国的工业合作社已经“每月可以出产价值四百万国币的货物”。
保盟将最大的援助物资通过各种方式送到了延安和各根据地。1945年7月15日，周恩来致函毛泽东，提议他在会见中外记者访问团的美国记者爱泼斯坦时，请爱泼斯坦代向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对我们的援助表示感谢。
为维护团结，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宋庆龄来到重庆，向国际社会显示中国的团结，同时积极参与战时妇女、儿童、生产等各项事务。1940年3月8日，宋庆龄与宋蔼龄、宋美龄一道参加“三八”妇女节茶话会。
3月28日，和宋蔼龄一起参加香港各爱国团体联席会议。1940年10月18日参加为战灾儿童筹集资金举行的义演。1941年，宋庆龄等人参观妇工会工艺成果，参观巡视托儿所，巡视重庆受灾地区，参观重庆市民防空洞，莅临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莅临重庆妇女工作会，视察军政部陆军第五医院并慰问住院伤员，换乘舢舨渡过江北，巡视江北伤兵收容所，巡视军政部妇女工作队，与内江县女青年学生合影，巡视成都各处，接见成都妇女界代表，参观中国工业协会成都事务所，巡视成都军校校区各处等。
1943年1月4日，宋庆龄发起组织妇女合作促进会。10月13日，宋庆龄和宋蔼龄、宋美龄一起出席指导工业合作协会理事会议，15日出席文化劳军运动委员会工作会议。
抗战时期，宋庆龄仍然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态度。1943年，宋庆龄在给弗农上校（Colonel R. Vernon）的信中指出：“要了解什么是对广大人民有益的事情，我认为并不太难。为各人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自由是有益的；生产更多的生活必需品是有益的；将这些产品供应给最广大的群众也是有益的。”
在国与共之间，宋庆龄同情当时相对弱势的共产党，关注老百姓的利益。1940年2月26日，《东方日报》还称宋庆龄思想左倾，其实宋庆龄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她秉承孙中山的政治理念和主张。她还曾经向孙中山建言，让胡汉民、邵力子等反对派到苏联去参观。
宋庆龄慰问难民
资料来源：《少年画报》1938年第13期，第7页。
抗战时期，宋庆龄对共产党采同情的态度，对于破坏国共团结的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据1938年5月6日毛庆祥呈蒋介石其获得的敌方情报称：“何香凝、宋庆龄等认为蒋之不诚意，有下列各项证据：①使共产党与全然无力之国家社会党并立，同时以国家主义之旧调，怂恿攻击共产党之理论；②包庇陈独秀、高语禹、张国焘等，故意刺激共产党；③组织艺文团，暗示反共等；④九江一带，现设有多数新式水雷，虽系小型之物，然五十米以内之破坏力极大，又如广东之东西江防空司令部，近亦设有以高鸿潘为队长之鱼雷队；⑤最近经由汉口而向前线出发中之部队，几乎全系四川及湖南之新兵，其装备和纪律，比较尚称良善。目下武汉三镇，殆无正规兵，汉口方面，则有警备一旅，宪兵一团，警察队五千余人及五六千之义勇队。”
宋庆龄反对国民党破坏国共团结，反对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各种攻击行为，希望国民党能真诚与共产党合作，一致对外。她督促蒋介石严格遵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
1939年8月23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甘介侯
致函蒋介石，报告其在香港与宋庆龄晤谈情形。
昨日在香港政府官员茶会中，孙夫人宋庆龄茶会后，邀侯往其寓所间谈所得结果，呈报于后：（一）侯告孙夫人谓一般人之印象，以为孙夫人与共产党打成一片，至少限度为共产党所操纵与利用，此不惟于党国不利，且于其为总理夫人之本身立场太相矛盾。再次，国人对共产党多所疑虑之时，亟应有所表示；孙夫人谓，即将发表一文阐明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有别，且中国不合于共产主义，在工业发达之国家，共产主义方有实行之可能，中国为半殖民地，谈不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侯请孙夫人加入一段，述其所以对于共产党表示同情者，以共产党为主张抗战之一党，但不惟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无实现之可能，且反对共产党出问政权之企图。
从第一段汇报内容可知，甘介侯与宋庆龄之间有过一次相对坦诚的谈话。甘介侯希望宋庆龄表态：宋之所以对共产党表示同情，是因为共产党主张抗战，宋发文时应明确表示其不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有实现之可能，并反对共产党出问政权之企图。但是宋庆龄并没有应允。如果应允的话，甘介侯应该会明确表达宋庆龄的态度，以向蒋介石邀功。所以这段话其实隐藏了宋庆龄对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态度，宋庆龄对中国共产党远不只是同情而已。
而且，宋庆龄对国民党的观感有点失望，据当时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与宋庆龄谈话记录，潘友新称“我问她如何看待中国国内政局，孙夫人说，有一个情况格外重要，这就是许多普通的国民党员抱怨生活不易，物价昂贵，也就是说，对现状表露了极大的不满，认为原因便在于国民党领导不力，说如果由共产党治国，那就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
1939年2月2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15次会议决议：“选任宋庆龄同志为民国政府委员”。
1938年4月初，宋庆龄与廖承志等筹建支援抗战的救援团结——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宋庆龄利用其在国际上的声誉和人脉，在香港创立保卫中国同盟（China Defense League），呼吁抗战，发起募捐，为八路军、新四军提供大量医药和物资援助。
6月14日，与宋子文等人联名发表《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初夏创办《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但任保盟中央主席。1938年冬，宋庆龄在香港会见新四军军医处长沈其震，沈向宋报告了新四军缺医少药的情况。
1939年3月8日，宋庆龄出席香港国际妇女节集会，并发表《关于援助游击队战士的呼吁》演说，称赞游击队“这些英雄们不仅是用老式的步枪、有限的弹药、土制的手榴弹、镰刀、刀剑、棍子和拳头，在跟具有各种现代战争的技术配备的敌人作战；他们不仅是连最起码的医药供应都没有；而且，由于不甘心做奴隶，他们离开了自己的田地和工厂；因此，他们迫切需要衣服和粮食”。
1939年夏，宋庆龄委托保盟驻重庆代表王安娜，在周恩来安排下前往晋察冀边区了解华北前线情况。
宋庆龄在1939年5月1日在《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中对保卫中国同盟提出要求，希望保卫中国同盟援助中国，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已经在帮助着你们”。
宋庆龄不仅运送医疗物资，并且在游击区协助建立战时医疗体系，以“供给医药和公共设备”。
1939年12月10日，宋庆龄指出，全国的工业合作社已经“每月可以出产价值四百万国币的货物”。
保盟将大量的援助物资通过各种方式送到了延安和各根据地。
宋庆龄1940年3月31日至1940年5月9日前往重庆，一度拉近了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但好景不长，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关系重新回到低谷。1月14日，宋庆龄与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撤销剿共部署，坚持实行联共抗日。宋庆龄呼吁国民党政府加强民主，认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团结；没有团结就不可能坚持抗战”。“我们统一战线的原则是建立在我们国家的实际需要上面，并非由任何一党所指定的。”“为了抗战，为了抗战所不可少的统一战线，海外的我国同胞们和外国朋友们应该支持我们的要求——加强民主”。
1月18日，宋庆龄和何香凝、陈友仁为“皖南事变”联名电斥蒋介石，指出：“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
1月19日，宋庆龄召开保盟中央委员会会议，廖承志报告皖南事变情况。
1月，听取沈其震关于“皖南事变”的情况介绍。这段时间，宋庆龄领导下的“保盟”机关刊物《新闻通讯》连续几期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政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最终激怒了蒋介石，宋子文也因此退出保盟。
美国作家文森特·希恩曾认为宋子文是个“性格永不固定的自由主义者”，尽管在政治上他和宋庆龄的思想很接近，但缺乏姐姐那样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当政府批评了保卫中国同盟的政治立场后，他便立即辞去了会长的职务”。
1941年5月30日，“保盟”中央委员会名誉书记克拉克夫人，收到宋子文从美国华盛顿拍来的电报，原文如下：
当我接受保卫中国同盟会长一职时，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同盟将致力于向国内外朋友募捐物资，以援助中国的抵抗力量和帮助受日本侵略蹂躏的平民。
我认为，同盟不应变为国内政党的工具。既然同盟未征得我的同意，就在它的新闻通讯上刊登这类性质的文章，我很遗憾我必须脱离它，并请你们发表这个电报的全文。
宋子文公开发文表示退出保盟，1941年6月1日，宋庆龄立马回应称：“我认为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原则的分歧，因为宋博士一向支持中国的团结、民主和继续抗战，这些也正是同盟的主要目的。现在，任何有关党派性的说法，都可能是极为混淆视听的。目前在中国只有两种现实的政策：以我们的全部力量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或者是妥协、屈服和投降。”
作为优秀的政治家，宋庆龄非常冷静，她站在团结的立场上发声，表示“保盟”信仰民主和主张言论自由，反击宋子文党派工具的说法，表达“我们对中国团结的支持决不动摇，对任何危及中国团结的事情坚决反对”的立场。
1941年6月15日，宋庆龄又发表《救济工作与政治——答宋子文先生》一文，表示“宋子文先生在相处了三年之后退出保卫中国同盟，这件事是本委员会和许多外国朋友都关注的。宋先生退出的时间和方式是他自己决定的，我们除了接受和表示极大的遗憾外，没有其他的选择”。同时有理有据有节地回应宋子文所说的政治党派性等问题。再次表明“我们的立场就是统一战线的立场”。
宋庆龄愿意相信国共的团结，也在最大程度上维护国内的统一与团结。当然政治表态也并未影响姊弟的感情。
正如徐锋华的研究所指出的：活跃在安徽境内的新四军得到保卫中国同盟很多援助，宋庆龄和保盟大力支持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在皖南建起了工业合作社，使得当地军民直接受益。《保盟通讯》对皖南事变的及时报道和宋庆龄的积极宣传，使国际社会得以了解真相，为安徽抗日军民赢得了应有的同情和尊敬。
宋庆龄站在团结的立场上，顾全大局，她的眼里不仅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中间党派及全国受苦民众，体现其大爱无疆的格局和情怀。在应对一些重大事件的时候有风度有格局，胸怀也坦荡。
抗战时期，宋庆龄并不是站在某一党派的立场上发声，她站在全局的高度，反对国内任何形式的内斗。保盟的援助既给了国民党，也给了共产党和中间党派。而且，捐赠给游击地区的医疗物资都是国外的捐赠者指定要运往该地的，并不存在私心。但是“这项工作，由于对游击地区的封锁而经常中断。大约在四年前，八吨急需的医疗物资就被阻止运往目的地，最后被全部没收。这以后的三年多里，我们一直无法把一些物资运往上述地区，直到去年夏天，周恩来先生和林彪将军乘坐的卡车得到免于检查的待遇，才给了我们向那里的医院运送可维持几星期的医疗物资的机会。我再强调一下，以前那些被没收的物资，都是国外的捐赠者指定要运往那些地区的”。
1938年，武汉会战之时，宋庆龄曾有意赴苏进行外交活动，希望与斯大林磋商苏联切实援助中国确保武汉之办法，以及商量苏联助中国战败日寇。据1938年8月2日国民政府侍从室机要室主任兼技术研究室（专责电讯密码）主任毛庆祥电呈蒋介石的情报称：“陈友仁、宋庆龄有赴俄之愿望：陈公（友仁）业允来汉，惟再三声明，此行非为做官，而系欲共商一确保武汉之道，被认为与宋庆龄同志，有立即赴俄之必要，盖彼等去后，可与史达林负责，磋商苏联切实援助我人确保武汉之办法，然后再进一步论及苏联助吾战败日寇之一般办法，彼认为事急且危矣，一切应速决速行，只要委座认为此事有做之必要，彼与宋同志已准备随时来汉，除由陈公曾将此意另电白总参谋长，并请代转达委座外，特此奉闻，并盼努力促成是祷。”
不过，此事不了了之，宋庆龄未赴武汉，可见蒋介石并未同意。
1939年8月23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甘介侯致函蒋介石，报告其在香港与宋庆龄晤谈情形的第二项内容称：
“（二）侯告孙夫人，其有两种力量，一为受国内左倾分子之拥护，一为苏俄当局对其之好感与尊敬，侯劝孙夫人赴渝运用其力量，以增加中央，孙夫人谓‘蒋先生对我没有这种感想’，侯谓‘委员长对孙夫人有无此种感想，我不敢武断，德国与苏俄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之后，苏俄无西顾之忧，可以全力对付日本，彼时对苏外交更为重要，惟德苏互不侵犯协定尚有一可能结果，英在此时适为德日苏三国之共同仇人，苏俄为对英复仇计，或须恿日本继续与英为难，日本为阻止苏俄，以全力东向计，亦将加紧仇英，以示对苏无他，如此苏日亦订互不侵犯条约，不能谓绝无可能之事，是则德日间可无裂痕，必为日本所乐为，但此种转变于我国大为不利（结果与英若苏而与日本妥协，以便共同对苏，同样不利于我）。在此情形之下，对苏外交益为紧急，无论苏俄采取第一政策抑第二政策，委员长对孙夫人依重到此紧要关头之时，我希望孙夫人前往重庆，有必要时再往苏俄，此处赞助中央充实抗战力量之最大贡献’。孙夫人闻此后，表示首肯，以后如有需要孙夫人之时，侯可劝驾肃此恭颂。”
从此段汇报内容来看，甘介侯曾劝宋庆龄赴渝，甘介侯与宋庆龄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苏联与德国已签订《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很可能也会与日本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鉴于宋庆龄与苏联的关系，甘介侯希望宋庆龄能赴重庆，必要时候赴苏联加强中国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但是早在1938年武汉会战的时候，宋庆龄就曾呈请蒋介石赴苏，蒋介石并未应允。所以宋庆龄当面回复甘介侯说：“蒋先生对我没有这种感想”，不过听了甘的分析之后，宋庆龄又“表示首肯”，于是甘介侯将他们之间的谈话及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告知蒋介石，并表示“以后如有需要孙夫人之时，侯可劝驾”。但是从后来的经历来看，宋庆龄并未赴苏联。蒋介石可能的顾虑在于“她总是仅代仅代表共产党说话”。
不过，在1942—1945年，宋庆龄与苏联驻华外交人员之间有会谈。
宋庆龄的影响力自是不同。
宋庆龄是伟大的爱国者，抗战时期，她一心关注抗战和民族国家的前途，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念。为此，她发表演说反对投降，抨击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向国际社会发表演说，同情被侵略国家，身体力行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宋庆龄具有大格局大眼光，她积极倡导国共合作，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她组织领导了保卫中国同盟，将国际捐献的物质送到延安和根据地，关注民生问题，关心妇女儿童问题，主张联合工农，坚持抗日到底。
在皖南事变发生后，谴责国民党破坏统一的做法，敦促国民政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宋庆龄与国民党的关系若即若离，在抗战前夕努力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一度赴重庆进行宣传和动员；皖南事变后又对国民政府有诸多批判；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宋庆龄来到重庆，处于不太自由的状态，也参与国民政府的一些活动，宋庆龄对国民党不民主的做派有所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