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应邀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强调：“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是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概念，同时也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发展中国家本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谋求发展的行动方案。
海洋是各国经贸文化交流的天然纽带，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全球政治、贸易格局不断变化形势下，中国连接世界的新型贸易之路，同时也是在新形势下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战略选择。“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合作伙伴并不仅限于东盟，而是以点带线，以线带面，增进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往，串起连通东盟、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各大经济板块的市场链，发展面向南海、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合作经济带，以亚欧非经济贸易一体化为发展的长期目标，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
中华民族的航海足迹渊源悠久。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东西方通过海路，以商贸为依托，承载文化、人文交流的和平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演化概念，它由“陆上丝绸之路”一词演化而来。“丝绸之路”一词最早是由德国地理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在对中国进行地理、地质考察之后，于1877年出版的《中国》中首次提出，并在地图上进行了标注，原是指中西陆上通道，因该通道上的主要贸易对象是丝绸而得名。根据《新唐书》记载，当时中国的东南沿海有一条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红海沿岸、东北非和波斯湾国的海上航道，即所谓的“广州通海夷道”，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1903年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首先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他在其所著的《西突厥史料》中提出：“丝路有陆、海两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
与陆上丝绸之路主要不同之处在于，海上丝绸之路贩运的商品种类更加多元化，除丝绸外，还有陶瓷、香料、茶叶等大宗货物，因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又被称为“海上瓷器之路”“海上香料之路”“海上茶叶之路”。归结起来，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航线、南海航线和西洋航线三条主线路。东海航线由中国沿海各港口出发到达日本、朝鲜等国家；南海航线则沟通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贸易与文化往来；西洋航线所含线路最为复杂，沿着印度洋通向南亚、阿拉伯和东非诸国。
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开创期：早在距今6 000年左右，先秦和南越国时期岭南地区的先民已经开始利用独木舟在近海开展海上活动，他们拥有很强的冒险精神和优秀的航海经验，足迹遍布太平洋和印度洋，马达加斯加、夏威夷、新西兰等地区均有涉及，其文化间接影响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岛屿。距今5 000—3 000年期间，东江北岸近百千米的惠阳平原，已经形成以陶瓷为纽带的贸易交往圈，并通过水路将其影响扩大到沿海和海外岛屿。先秦和南越国时期，岭南地区的海上交往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形成期：西汉时期，南方南越国与印度半岛之间的海路已经开通，汉武帝灭南越国后依靠此条海路拓宽了海上贸易规模，此时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这表明其航线从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境内）、合浦（今广西合浦县境内）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东汉时期，中国商人已经从广州出发与大秦（罗马帝国）进行了丝绸、瓷器以及香料等商品的贸易往来，广东成为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始发地，这标志着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具有真正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发展期：汉末的三国时期正处于海上丝绸之路从陆地转向海洋的承前启后与最终形成的关键时期，由于孙吴同曹魏、刘蜀出于在长江作战和海上交通的需要，积极发展水军力量，大力发展航海及造船技术，客观上推动了造船业、航海相关技术的发展，并积累了大量的航海技术的相关经验，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魏晋以后，开辟了沿海航线，这条航线从广州起航，经海南岛东面海域，其中穿过马六甲海峡，直接驶向印度洋、红海、波斯湾，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远的航线，此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已经扩展到十五个国家和地区，这表明海上丝绸之路已经进入了发展期。
繁荣期：隋唐时期由于陆上丝绸之路被西域战火所阻碍，海上丝绸之路便代之而兴。到唐代伴随着中国造船航海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中国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的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通过这条通道向其他国家输出的商品主要包括丝绸、瓷器、茶叶以及铜铁器四大宗，往中国返回输进的则主要是香料、花草等一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根据中西交通史专家张星烺统计，唐代每天抵广州的国外地区的船舶约11艘，一年约4 000艘，假设每艘船载客200人，则一年到达中国的则大约有80万人次，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进入了繁荣时期。
鼎盛期：宋代延续了隋唐对外开放的政策，使得造船和航海技术得到进一步提升，尤其是北宋时期指南针被用于航海，增强了远行航海的能力。此外，宋代在经济上推行的是重商主义政策，私人海外贸易在得到政府的鼓励和财政支持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同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扩大到亚、非、欧、美各大洲，与中国有直接或间接交往的国家或地区多达140多个，并且制定了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较强的外贸管理法则，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进入鼎盛发展阶段。元明时期的中国由于政治中心在北方而经济中心在南方，先进的航海技术成为南北进行粮食、丝绸及瓷器交易的重要保障。在对外贸易方面，明朝中期的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开创了中国远洋航海的新时代，这也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了极盛时期。
衰落期：到了清代，由于清政府施行严苛的海禁政策，使得宋元时期形成的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局面发生倒退，但同时比较幸运的一点是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独留广州一口对外通商，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因而广州与世界其他地区建立起了空前繁荣的贸易往来，而且一直保持并延续到鸦片战争前夕而不衰。在进口商品中，鸦片逐渐占据了首位，并从之前的走私到逐渐合法化。而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在与西方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海权丧失，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沿海口岸被迫开放，西方列强大肆掠夺中国资源并对中国丝、瓷、茶等商品的出口贸易采取极端垄断措施。从此，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一蹶不振，进入衰落期。
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为指引，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重点，以实现“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已经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从倡议转化为全球广受欢迎的公共产品。截至目前，中国已与152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已先后写入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成果文件，“一带一路”倡议为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动能。（见表1-2）
表1-2 共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事件
（续表）
（续表）
政策沟通，构建协作。政策沟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保障和先导。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加强机制协同协作与战略对接，发挥政策沟通的引领和催化作用，着力推动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探索促进共同发展的新道路。双边层面，中国推动与共建国家筹建贸易畅通工作组、投资合作工作组、建立服务贸易和电子商务合作机制、商事争端调解机制等，促进贸易便利化、合作常态化制度化。区域层面，中国不断加强区域合作，与东盟、上合组织、欧亚经济联盟、非洲联盟、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建立合作机制，推动共识建立，促进各方优势互补，构建与地区国家的命运共同体。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为该地区贸易便利化和全球经济增长注入强大动力。多边层面，中国持续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不仅有利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与资源利用、相互取长补短，而且对于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合作新秩序具有深远的意义。
设施联通，稳步推进。设施联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方向，是加强互联互通、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抓手。“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对接各方基础设施发展规划，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框架，建立以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管道、空间综合信息网络等为核心的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基础设施网络。一批关系共建国家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标志性工程落地，如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中老铁路、中马友谊大桥、非盟会议中心、蒙内铁路、亚吉铁路等。中欧班列和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开创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打造富有韧性的国际物流供应链。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过7.7万列，通达欧洲25个国家、200多个城市。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中巴经济走廊默蒂亚里—拉合尔（默拉）输电项目正式送电，为当地工业生产提供坚实保障。中俄核能合作项目开工，成为高水平国际核能合作的典范。中国与沙特成功签约红海新城储能项目，助力沙特推进“2030愿景”和“国家转型计划”。信息联通水平不断提升。
贸易畅通，走深走实。贸易畅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合作不仅帮助这些国家开拓产品市场，促进贸易均衡发展，也优化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布局，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新模式的涌现，丰富和拓展了“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内容。据中国海关统计，中国跨境电商占外贸比重由2015年的不到1%增至2022年的5%左右。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2013年到2022年，中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年度贸易额从1.04万亿美元扩大到2.07万亿美元。在投资方面，我国与共建国家双向投资累计超过2 700亿美元，截至2022年底，我国企业在共建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达571.3亿美元，为当地创造42.1万个就业岗位。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中国对外贸易与投资合作从重视发达国家改变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重，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形成稳固的经贸关系，开创能够有效对冲国际价格波动影响的产业链，并为全球经贸发展作出中国贡献。
资金融通，互惠互利。资金融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中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开展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涉及能源、交通、通信、农业、公共卫生、水资源等基建领域，通过不断探索创新投融资模式，建立健全资金支持体系，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稳定、透明、高质量的金融服务。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发布《“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建议有序开放地方和区域金融市场，逐步扩大银行、保险和债券市场准入，加强跨境监管，以增加跨境资本流动。中国倡导创立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分别于2015年、2016年开业，对于改革目前的国际金融秩序，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权重，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中国还发起设立多项对外投融资基金，如丝路基金、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中非产能合作基金、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等，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截至2021年末，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与40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超过4万亿元，有效金额3.54万亿元。
民心相通，筑牢根基。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人文基础。十年来，民心相通取得巨大成就。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签订政府间文化交流合作协定、文旅协定，打造“一带一路”文化年、旅游年、艺术节、智库论坛等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品牌活动，带动政党、智库、城市、青年团体、社会组织等多个主体的广泛参与。创新性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建立各类联盟，如“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一带一路”国际科学合作联盟、“一带一路”国际商会协作联盟、“一带一路”国际交通联盟等，带动联盟成员间不同地方和不同群体的参与和交流。统筹推进“一带一路”教育共同行动，实施“丝绸之路”奖学金计划、“丝绸之路”教育援助计划等。中国“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活动的持续推进，使共建国家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对内宣介共建国家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为文明互鉴、中国与共建国家的民心相通打下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