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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碳水来源主要有两种：米和面。所谓“南稻北麦”，素来南方人依赖大米而生，北方人酷爱面食。西汉时，随着杵臼、碓、磨等粮食加工工具技术的发展，用谷物面粉制成的主食出现了。
谷物面粉的出现让人们在饮食上有了更多的选择，消费者多为位高权重的朝野官员，大麦粥对他们而言，早已不是什么新鲜食物，他们纠结于栗、黍、稻烧制的干饭与米羹哪个口感更好？凉水、温汤、羹汤泡干饭是不是缺了灵魂？是不是该在大米饭和小米饭中添加一些干果蜜饯……
官员们对面食的要求越来越高，为了保住饭碗，面点师们拼命地开展一场又一场头脑风暴：水煮的“汤饼”、笼蒸的“蒸饼”、火烤的“炉饼”，纷纷亮相。“汤饼”有豚皮饼、细环饼、截饼、鸡鸭子饼、煮饼等；“蒸饼”有白饼、蝎饼等；“炉饼”有烧饼、胡饼、髓饼等。从此，“饭党”和“面党”便顺理成章地在碳水界平分秋色。
米麦磨粉加水制成的饼可分为两类：麦粉做的叫“饼”，米粉做的叫“粢[zī]”，“饼，并也”（刘熙《释名》）。北人食面名“馎饦[bótuō]”，“饼谓之饦”（扬雄《方言》），“青面、麦面，堪作饭及饼饦，甚美，磨尽无麸”（《齐民要术·大小麦》）。
汤饼类食物类似于现在的面片儿汤，易消化。烤髓饼，“饼肥美，可经久”。截饼，“入口即碎，脆如凌雪”。
对于追求“燕瘦”的爱美人士而言，刻意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取，是减肥族的惯用方法。然而，控制碳水这件事在汉代是小概率事件，普通群众只要有的吃，哪怕是糠，也是幸福的事！
糠是稻、麦、谷子等的籽实所脱落的壳或皮，或称为“谷子皮”。在饥肠辘辘的西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晁错在上疏中提到“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意思是一亩地收成不到一石粮食。
平民百姓家庭上有老下有小，一家几口守着一点儿薄田，一年到头好不容易得到的一点粮食还要被当作“田租”分割出去，上缴给地主家，哪还会有余粮？不得已，谷子皮便成了百姓们的主食。
粮食不仅是人民生死存亡的关键，也是事关国家兴衰的大事，“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管子·蓄国》），“食者，国之重宝也”（《范子·计然》）。秦朝灭亡以后，汉王朝为了巩固和发展封建制度，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等一系列利民政策，加之铁制农具的大量使用，农业有了较快发展。
每年丰收后，为了打好储备粮食的持久战，聪慧的古人就搭盖起粮仓来为粮食的保存和调控保驾护航。
汉代粮仓主要分为“常平仓”和“义仓”两种，当粮食供大于需时，粮食大打折扣，售价比较便宜，国家就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大量买入粮食，避免谷贱伤农。待缺粮时，国家再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大量抛售，抑制粮食价格上涨，防止饥荒发生。粮仓不仅能够应对战争、饥荒、旱灾等意外情况的发生，也能调节市场的供需。《汉书·食货志》载其说云：
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
粮食收入的极度不平衡，令政府想到了一个精简开支的拯救方案：让一批尸位素餐的官吏下岗。《汉书·食货志》记载：
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二年（前47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琊郡人相食。在位诸儒，多言盐铁官及北假田官、常平仓可罢，毋与民争利。上从其议，皆罢之。
政府部门开源节流，商人们也是费尽心机，他们急中生智研发了一条生财之道——偷工减料。美食家袁枚在《随园食单》里说，“大概做面，终以汤为佳，在碗中望不见面为妙”。汤多面少，这大概是古今中外大小商贩联袂打造的“投食秘籍”，在他们的如意算盘里，主食是以“根”和“粒”为计量单位下锅的。
尽管商家狡猾，但仍有络绎不绝的顾客前来买单，对于起早贪黑的“996族”也一举两得：既节约了时间，又瘦了身，且每顿精致的“套餐”都让人回味无穷。恰应了《红楼梦》中的一句养生秘籍，“小病素，大病饿”。粮食既是养生之本，也是病从口入之源，一周有几天少吃粮食或不吃粮食的“辟谷”方策，反倒促进了人体的新陈代谢。
然而，挨饿事小，饿死事大！时至今日依然如此，当我们为燃烧卡路里歇斯底里时，蓝牙耳机里又传来新闻：《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推测，世界饥饿人口数量到2030年将超过8.4亿，占全球总人口的9.8%。一百个人中就有十个人中标，所幸，我们不是那10%。
大多数人不会留意，街头巷尾的路口处，总有些还没怎么吃的食物被遗弃在垃圾桶里，它们有的“衣着华美”，有的依旧飘着香气……而它们养尊处优的主人却对此不屑一顾。殊不知这世上还有穷困地区的苦孩子们，饿得瘦骨嶙峋，气若游丝，眼巴巴地等待着那一线遥不可及的生机。
在这个快要步入“元宇宙”的时代，某些人轻而易举就会拥有千万种选择的机会，而另外一部分人，自出生时起就饥肠辘辘。生命有不能承受之轻，对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食物比如一块饼干、半个馒头，请投以温情和怜惜。我们拥有的每一寸“微不足道”的事物，都是别人可遇不可求的福报。敬畏生命，请从珍惜每一粒粮食做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