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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治人之道，止“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四语，终身用之有不能尽，不在多，亦不在深。
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于德者，约有四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睟面，孔彦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
修身治国的要义，只要能够做到四句话，就可以终身受益：“勤于政务、节俭持家、说话诚实可信、做事忠诚可靠。”这样的道理不在于多少，也不在于多么的艰深。
古往今来的那些圣贤之人，他们的胸襟都是极为宽广的，而能够达到“德”这种境界的，大概有这四个方面：一是如二程所说的，注重自身修养，笃行谦恭，自然生出聪明睿智；二是如子思所教导的一样，用极度的诚恳来感应上天，自然会获得知识；三是如孔子、颜回、曾子、孟子的生活要义一般，安贫乐道，自然身心舒适，面无忧色；四是像渊明、白居易、苏轼、陆游的人生态度一般，吟诗作对，欣赏万物，令精神愉悦恬淡。我悔恨自己少年的时候不够努力，到了年老时常后悔，对于古代圣贤的心境，难以体会一二。只能反复思考，嗟叹连连。
曾国藩能够成为一代名臣，是因为他知道修身治国的几个要点“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抓住这几点，内能修身养性，外内平家治国。
首先“勤于邦”，指的是在政务上要勤勉，这是对于治理国家来说的，实际上对于所人人来说“勤”这个字都是十分重要的。勤能补拙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成语，实际上在勤能补拙这一方面，曾国藩自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一个天资聪颖之人，梁启超评价他说：“文正（曾国藩）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愚钝。”而左宗棠也经常批评他“才短”，“欠才略”等等。曾国藩自己也常说自己：“吾生平短于才，秉质愚柔。”另外他读书做事的反应都非常慢，他自己说：“余性愚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天资不聪颖的人，却成为了“圣相”，名留青史，后人称赞他“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人：一为明朝的王守仁，一则清朝的曾国藩。”他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并不是比别人聪明，而是比别人更勤奋，比别人更能鞭策自己。
“言忠信，行笃敬”这指的是言行上的忠诚可信。一个人的信誉影响着自己的声望，如果经常食言而肥，自然没有人敢再相信他，满嘴谎言之人，最后也只能落得身败名裂。官场上为了争名夺利，同僚之间尔虞我诈，自然四处都是谎言。为了维持表面上的光鲜正直，暗地里却做了很多为人不齿的事情，道貌岸然的现象比比皆是。曾国藩为官多年，一直在宦海沉浮，对于那些官场现象他自然是十分熟悉，但是也正如他自己所说：“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对于这样的现象，曾国藩认为，想要得到名利，又故作淡泊，这是表里不一，言行不一致，是不忠贞诚实的表现。所以他虽然习惯了这些官场习气，但他却生性痛恨这些官场逢迎，腐败行为，不愿与其为伍，想要改变这种习气。诚实可信是一个人立足于世的根本，也是成为君子圣贤的必备条件。诚信也是让他人信服的一个重要品质，诚信对人，才能得到他人的信赖。
曾国藩还曾说过：“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谦。”也就是说除了上述的“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之外，还要谦虚谨慎，心胸豁达。
谦虚也是圣贤之人修身养性遵从的一个要义，孔子说：“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谦虚是君子应当具备的一个品质，谦虚方好学，好学方自谦。唐朝名臣魏征说过：“自满者，人损之；自谦者，人益之。”可见，谦虚不仅能提高自身，还能为自己赢得良好的名声。
谦虚之人，自然也会心胸宽广，对于心胸宽广，曾国藩提到了四种，一是注重自我修养，二是至诚恭敬，三是安平乐道，四是淡泊悠然。在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个名叫张英的大学士，有天他收到了一封家书，说是家里人为了跟邻居争三尺宽的宅基地，双方发生了纠纷，要张英利用自己的职权，帮助家里打赢这场官司。张英写了信回去，并且在信上写了一首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在看到这封信之后，主动让出了三尺地，而邻居知道了这件事，也被张英的豁达折服，因此也让出了三尺地，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六尺巷。由此可见心胸宽广之人，断不会在名利上争夺不休，一心忧国忧民，内心坦然豁达，他们的大气让人折服，心生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