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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迪娅，我不是在谈论剧本。剧本只是特定场景中的对白。一出戏可以专心致志地朝向结局发展。小说则不同，像小说这类体裁，可以凭想象刻画一个人的人生，但不管怎样，似乎都是围绕这个人纷繁的思绪去演绎种种的迂回曲折与跌宕起伏。
——琳恩·莎伦·舒瓦茨《场域中的干扰》
人们往往最后一个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是多么富有戏剧性。他们整天对他人的奇遇感到惊奇，却不肯向内看，其实自己的人生恰恰也充满同样的状况。拉夫就是这样一种人。如果他不是在我的治疗小组中，他可能永远不会引起我的注意。他是个具有人格解体特征的人，完全出于本能坐在那里，听别人讲他们的经历。尽管他聚精会神关注着这一天中发生的每件事，但我还是没有看到这些事情在他内心激起了波澜。他沉默了一整天，而他的脸却泛着红光，像个发光的灯泡。
拉夫表情孤寂、脸泛红光却并不缺乏理智，尽管这可能会引起他人惊奇。他似乎更像个东方的智者，沉浸在冥想状态中，对他人毫无所求。他似乎并不感到害怕，且显然并不打算说什么。我想，此时我一说话，可能会打断他一直试图保持的那份悬在半空中的健全感，就像冥想祷文的“OM”一样。然而，这种自我保护性的健全感又能持续多久呢？
拉夫被一整天悄悄集聚在体内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他终于意识到这一天就快结束了，但他还是一言未发，他想强迫自己说点儿什么。我很快便发现，我的猜测从一开始就是错的。拉夫的沉默状态根本不是修炼了什么神秘大法，他一成不变的面部表情也只是他抗拒“重要感”的一种典型表现。尽管他将自己置身于低人一等的位置，但他内心还是有一个急切地想挽回点什么的愿望。不过，此时再做什么，似乎有点儿太迟了。显然，他由于沉默太久，已经变得麻木，以至于当他终于试着开口时，他脑海中一片空白，什么也说不出来。我试着帮他从他的“瘫痪”状态中走出来，可是他只是动了动嘴唇回应我。他用所有熟悉的词语解释自己的无法动弹，他说自己被“挑战”，被“建立联系”，被“改变”，被“权威”吓到了。他总算东拼西凑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但他此时能做的也不过如此。从表面上看，用我们的行话说——他被裹在了壳里。
不过，我还是有理由相信，在恰当的环境下，我可以读懂拉夫。既然他已经开口说话了，我打算抛开他说话时断断续续的那种空格模式，把关注点放在将种种细节填充进他言辞中断开的那些空白处，使有趣的故事连贯起来。尽管他看起来几乎没有明确鼓励任何人继续深究，但他脸上的表情还是显现了一丝愉快的光芒。作为一位人生体验的挖掘者，我能够识别出有意思的人身上任何一点儿信号，但我必须小心留意他的一些不一致的行为，他可能会借此又拒人于千里之外。他有一双迷人的绿眼睛，但颜色像是刷上去的，而且被罩在他突出的额头的阴影中。他脸上皱纹的走向全是向下的，皱纹的纹路很深，一看就是由于经常烦恼不安造成的，但他那副逆来顺受的样子又会让大部分人无心继续深究。他柔软的身体线条透露的流畅优美，与他固化僵硬的姿势形成了反差。但从他空洞的表情里，我可以想象出如磐石般的顽强，就像被捕的间谍。好了，我已经掌握足够的线索了。
然而，尽管这些矛盾的表现并不是那么明显，但我还是有把握认为拉夫身上其实已经具有很多戏剧性的东西——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绝大多数人的人生旅程都是从穿过子宫、产道进入外部世界展开的。度过出生危机活下来后，人们一直依赖于陌生人。这些陌生人由不得他们挑选，还说着他们听不懂的话，这种依赖性让他们感觉生命受到威胁。他们受到一些无法预见的事情的威胁，于是他们哭闹、踢打、尖叫或撕咬。有时候他们又热情高涨。他们在穿越人生各阶段时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例如吸吮、爬行、产生自我意识、性发育，还有职业发现——这些无不带来新的机会和威胁。无论在哪个阶段，他们总是会在矛盾中倍感困扰，纠结于是该满足自己的需求还是满足他人的需求，而这些人可能还有一些非常奇怪且常常冥顽不化的习惯。无论在当时有没有认识到，每个人都会经常陷入神秘事件、暴力、焦虑、性、野心和个人决定的不确定性中。最终，等待所有人的只有死亡！这就好比一条山溪流经一道河床，这些体验和其他体验划过每个人的一生，雕琢着每个人的性格。
没有人能够逃避别人对我们的兴趣。我们可以做到无视遍布周遭的影响，不过，多数人必须凭借出众的天赋才能做到。拉夫对此非常在行，就像卡通人物马古先生一样。马古先生瞎着眼若无其事地穿越了大部分具有毁灭性的危险。尽管马古先生是真的盲人，但他完全没有发现这些危险，我们这些观众还是能够看到他每一次都能侥幸逃过。每当看到他再次毫发无损地穿越过去，我们都会被逗得哈哈大笑。马古让我们很开心，他诱使我们幻想自己也可以通过无忧无虑地无视周围的世界而逃避生活中的各种危险。其他许多虚构的人物可就不像马古这么幸运了。威尔第笔下的卡米尔就因为无视自己的健康状况而死于肺结核，而田纳西·威廉斯笔下的布兰奇·杜布瓦则活在梦的世界，最终被马车拉走送进了疯人院。
拉夫的逃避并不像马古、卡米尔或布兰奇那么富有戏剧性。关于这些人物身上还可能发生什么，悬念还继续存在，而我们在乎的是能立即看到结局。拉夫的情况并非如此。他让自己镇定下来的方式，使别人很难在意他。许多人都是这样。他们可能表现得谈吐枯燥乏味、道德上中性、相貌平平或无精打采。然而，这一切都是伪装的，他们企图转移人们的视线，让人们无法注意实际上非常有意思的那些方面。在我40年的心理医生职业生涯中，我见过最厉害的伪装大师。他们中有些人很善于隐藏自己那些让他人兴奋的品质，其技巧甚至超过我识破他们的技巧。不过，我永远知道这些品质是存在的，就像猎人总是知道森林中隐藏的蛇、鸟和变色龙，对于一双紧盯目标的眼睛来说，它们就在那里。我只要警觉地环顾四周，那些隐形人通常迟早会现形。有时候，隐形人至少会显露一些像小说中的人物那种值得注意的特征甚至优点，这不仅仅会引起我特别留意他并私下里解读他，还会引起他人更加广泛的关注。这些人在抛开呆板形象的过程中，会分享很多非常个人化、惊心动魄、多姿多彩的回忆、看法、期望与洞见。通过挖掘这些储存起来的宝藏，有些人会保持开放状态，而且一直非常有趣。而另一些人一旦察觉到危险，就会立即退回到原来他们一直赖以生存的空洞状态。
刚开始，拉夫只是用一种充满陈词滥调的思维说话，说的全是自己的一些打算，没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听他说了一通无聊的废话后，我终于意识到这样不会有任何结果，于是不再听下去。我不理会他的心理企图，只是寻找每个人都能明白的那些细节以减轻赌注，我知道他会给我提供这些细节。
作为引子，我给他讲了一些我自己生活中的故事，希望让他相信一个人的人生对别人来说也可能很重要。我告诉他，我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而且给了他一些信息——关于我和我的家人作为外国人来到这个国家时经历的种种艰辛。然后，为公平起见，我可以问他是在哪儿出生的，不至于像智障人士一样被晾在那里。这回他乐意说了，尽管仍然很拘谨。刚开始他说话就像是在念档案：出生于巴尔的摩，父亲在外交使节团工作，在巴尔的摩住了三年，其他地方住了两年，上了八年天主教学校，得过囊胞性纤维症。“囊胞性纤维症！”他准备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此事，但被我打断了。他不动声色地补充说：“小时候，我和我的两个兄弟一天会上三次呼吸机。”说这句话时，他念档案式的说话方式开始瓦解。很快，他哭了起来并带着怀疑的语气认真地问道：“这算多糟糕的事呢？”他又加了一句，“你可以承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原来，“没什么大不了”就是他人生的主题。尽管如此，他的眼泪已经温暖了他自己。他接着往下说，而且开始像小说家那样，把注意力全放到了细节上，向我们描述了他自己的人生一直是什么样子的。每周打两针，一针打在屁股上，一针打在手臂上。做汗测试，被浑身包裹着在500瓦的灯泡下照八个小时。每天午餐时间都不得不离开学校去上呼吸机。这样的生活不可能感觉正常！
又一个致命的打击随后而至。囊胞性纤维症的诊断居然是错误的！“这种病是绝症，”拉夫说，“一般十八岁以前就会死去。”之所以发现以前是误诊，仅仅是因为他没死。说到这里，他哭得更厉害了，泪如雨下，但他还是坚称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么多年来，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他一直勇往直前，绝大部分人会认为这是件非常重大的事。假如拉夫从小说中读到这样的故事，他一定会这么认为。当我问有关他每天直面死亡的事时，他说：“这件事谈得并不多，我猜自己从未真正相信过这是真的。小孩子不相信这类事情。我们中有个小孩子，我记得很清楚他有辆单车，后来他死了。还有一个小孩子，是个黑人，他每次都和我一起去做汗测试和打针，所以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很长的时光。他也死了。他死时大约十六岁。真的糟透了，太让人伤心了。”
此时我坐近拉夫，他靠过来让我搂着，说：“该死的伤害，真是太伤人了。当我回想我的童年时，我会想起很多事情，但我从来不想这件事，从来不想。”现在他更进一步放开了，在我怀里大哭起来，就好像他整个人炸开了一样。最后，当他睁开眼睛时，发现大家是那么全神贯注地看着他，他惊讶极了。因为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一直不让别人对他产生兴趣。为了努力减轻他在“没什么大不了”的状态中感受到的痛苦，拉夫选择性地剔除了一个重大事实，那就是虽然他周围的人陆续死去而他却仍然活着。比这更糟糕的是，他剔除这件事的同时，也剔除了自己人生中更重要的一段经历。此刻，他的痛哭如久旱后的甘霖，释放着锁在他身体里的极大痛苦，更新着他对那些死去的孩子们现实悲剧的哀伤，而且让他开始承认自己居然惊人地幸存了下来。拉夫一旦意识到自己非凡的存在，就会一直很珍视这份存在。两年后，在经历了让人有些开心、难过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后，他内心充满温暖地感慨道：“被自己的人生感动，真的挺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