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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着自己承诺更好地去生活的方向努力
我们可以利用故事，将我们的生活与他人的生活结合起来。读故事的回报之一是，读者会与故事中的角色同呼吸共命运，找到一个新的多事之家去关心。例如，在读约翰·埃尔文的小说《盖普眼中的世界》时，我深深地将自己代入了他笔下的人物，以致当盖普一个年幼的儿子在一场因天气原因导致的汽车相撞事故中死去时，我悲伤了好几天才慢慢好起来。这件事让我始料未及，不过我可以接受这种感情投入，尽管这让人很不好受。我的悲伤说明，我对小说中的人物非常感兴趣。很多读者并不想过多地投入虚构人物的生活中。事实上，埃尔文在一次电话访问中说起过他早年写的一部小说，他当时收到了怒气冲冲的读者写来的一封信，这位读者抱怨说她再也无法信任他了，因为他将她置于她认为非常错误的境地。他明白她的意思，尽管他觉得自己写的东西本来是对的，但他还是意识到自己必须对读者负责——虽然不是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轻松，但也不应该是变着法子摆布他们的情绪。
这种感受上的联结也是心理治疗关系的一部分，它存在于虚构与真实之间：说它虚构，是由于它高度非写实，在这层关系中个体只是有一个阶段在一起，因此，这层关系的边界只是比书本的实际边界宽一点；说它真实，是由于人们都有血有肉。此外，在心理学中，故事创作者的身份比在小说中更加模棱两可。在心理治疗中发展出来的故事线索是共同创作的，可以说，治疗师和患者是联合作者。有时候治疗师就像小说的读者，毕竟他直接聚焦、接收并听得入迷的并非他自己的人生。按照尤多拉·韦尔蒂早先的意思就是，他通过留心听故事并对正在展开的故事保持高度敏感，来判断这是一个好故事还是一个根本无法流传开来的故事。有时候，他不仅听故事，还会引导故事的发展。他可能会设定一些实验，来鼓励患者探索治疗室内外发生的一切。他可能会解读、建议或者引导。他可能会给予患者帮助并让患者长见识。他做的工作就是要让患者朝着他们自己承诺更好地去生活的方向努力。
不过，无论心理治疗师在做什么，他的自由度是有限的。单纯地投入患者的故事中，仅仅是达到了一半要求。另一半要求是要保持批判的能力，这对于识别出好的故事线的一些品质是必需的，就像编辑做的那样。他在寻找好故事的三大特质——条理性、指向性和可承受性，其中的每个品质都是引起改变的因素。
首先，要服务于条理性，为了获得真实的关注，必须保证故事都能结合在一起，每个部分最终属于整体。这种条理性需要的并不是一成不变，只要让听者体验到神秘莫测或引人入胜的意味，有些不协调实际上反而会使描述更富刺激性。当不一致看起来好像是一片混乱，或者一件事的必然结果迟迟没有出现时，听者的注意力就会分散。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体验的碎片，不过对有些人而言，可能这些碎片挺和谐，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些碎片代表着分裂的人格。治疗师被提醒有选择地寻找机会，将矛盾的地方统合起来，这样这些碎片就可以作为复杂人性的有效组成部分被体验。从基本的条理性中发掘一个秘密时，人们可能会一口气说太长时间而没有把事情讲明白。无论如何，不协调常常是人们隐忧的根源。每个人都想变得健全。
其次，治疗师和患者都有必要去感受他们正在演进的方向。有时候这一方向很清楚，例如，得到一份新工作、更轻松地微笑或者提出之前避讳的那些话题。有时候，尽管无法证明，进展可能正在进行，而且在之后的某个时候会突然被觉察到。无论是读者还是小说家，都不被允许很长时间毫无进展，治疗师和患者也不会容忍由于不相符的个人偏差造成的停滞不前。正如约翰·加德纳在《成为一个小说家》一书中所说：“普通读者需要一定的理由继续翻页。两样东西可以让普通读者继续往下读——辩论或故事。如果一场辩论只是一直说着同样一件事情，永远不从A进展到B，或者一个故事看起来不知将向何处演进，那么读者就会失去兴趣。”
在许多治疗阶段，会采取相同的方式，每个阶段都以之前一个阶段为摹本。在这一点被修正之前，即使是扣人心弦的主题，也会变得没有新意，甚至陈腐乏味。绝大多数患者或死板的人需要体验到进展，而且当他们体验到时，每个进展常常会孕育出新的进展来。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进展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通常只需要关注其特殊的、有时候被忽略了的表现形式。成功就在那里，并非超乎寻常，但要认出它来，就像创造它一样困难。例如，有个人说，他想变得让一群人更热情地接纳他。尽管他很享受与他们在一起，而且他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有点距离。我指出，他经常在讲出来之前想得太多，也许正是这一点造成他产生了与别人的距离感。而他坚信自己不得不先多想想。我向他展示了他未经思考已经讲出来的很多事情。他很惊讶地发现，的确是这样，而他只需要将自己下意识地在做的事情转换到期望的状态就行了。经过练习，他相信，不假思索地把话讲出来是安全而自然的。事实上，在他与这群人下一次见面时，效果很快呈现出来了。当时，他说话的流利程度显著提升，而且他感觉得到了温暖的回应。
最后，至于可承受性，必须认识到，引发人们功能障碍的那些痛苦和不适感是存在分级的。无论是在小说、治疗还是日常生活中，在痛苦与生活的其他方面之间，都必须维持一个可接受的比例。幽默、讽刺、兴趣的多样性及冒险感、神秘感、爱，所有这一切都是受困于自身的痛苦而几乎不能自拔的人们避免提及的故事元素。无论是在一部小说还是生活中，这种人可能只是让人感觉到短暂的有趣。小说家和治疗师都必须将压力完全释放，这样才能让读者和患者保持新鲜感。对于治疗师来说，做到这一点特别困难，因为有些人来的时候就已经深陷这些折磨而掩盖了其他的一切。无论如何，充满同情的支持、有用的信息、新的可能性的曙光、富于幽默感的观察、让故事逐渐展开的时间，甚至是药物治疗，都会提升问题的可破解性。
下面的这个例子，说明了条理性、指向性和可承受性是怎样进入患者逐渐展开的故事中的。卡罗是一位35岁的室内装潢师，她与一位她喜欢却感到无法共度余生的男人结婚多年。他们目前分居了，而且她必须决定是结束这段婚姻还是与他复合。她在两种设想之间举棋不定，一想到要复合，她就感到几乎要得幽闭恐惧症，而一想到要拆散家庭，她同样痛苦不堪，她的三个孩子爱他们的爸爸。她一遍又一遍反复念叨着这个喜忧参半的矛盾主题，一方面想从婚姻中挣脱出来，另一方面又发现终结婚姻自己难以承受。
她内在的各部分之间展开各种对话，她叙述了自己的影响力、洞察力和决心，她敞开胸怀表达了丈夫的特殊性格及其他治疗手段，但她的故事还是让人感到没完没了。在她中断的故事线中，既没有条理性，也没有指向性和可承受性。完全不具备这三个特质。如果没有这些特质，她就到了快把我隔离的边缘，一如她已经在她自己的生活中将其他人隔离。我想再次与她连接。看起来她把治疗这件事当成了从做选择的需求中分散注意力的方式。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她可能相信自己正在做着什么而非陷入了困境。实际上，治疗成了拖延的借口。但是这个过程太痛苦了，更进一步的拖延完全不可接受。于是，我抛开熟悉的心理学技巧，根据我自己的判断，告诉她我认为她应该回到她丈夫身边。我说这话时更像是一位荷兰大叔而不是心理学家，尽我所能与她连接。当然，她不喜欢我的建议，而且她不可能喜欢任何建议。不过，对好的故事线的需求，要求她继续探索。
接下来的一周内，她常冲我大发雷霆。不过，她的暴怒将她引向了条理性、指向性和可承受性。她有了两种新认识，每个都增加了条理性。首先，我认为她像是个无助的小孩子，需要被送到一个支持性的氛围中，而她也认可我的观点。她觉得受到了侮辱，尽管她也意识到正是自己将自己置于这种境地。其次，她认识到自己内在有一种很倔强的脾气，这种脾气让她坚持摆脱她的丈夫。当她认识到这一点时，她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在试图让她的母亲难堪，她一直无言地蔑视母亲，因为母亲和她自己不爱的男人过了一辈子。当她表达出这些新想法时，她的行为在我和她的大脑中得到了整合，对我们两个人而言都是可以理解的。
与此同时，她对自己体验的可承受性有了新的认识。她措辞十分明确地告诉我，实际上她非常擅长照顾孩子们的衣食、健康和学业，她还负责银行的琐事和账户，赚了充足的钱来保持盈余，从事着她一生中最好的职业，踏踏实实爱着她的孩子们，给他们忠告，与他们一起欢笑。她的表达消除了她巨大的痛苦，否则她可能早已被这种巨大的痛苦占据了。
她对指向性的感觉也提升了，因为她已经和她的丈夫复合，尽管她抵触过我的建议。她为重续前缘设立了一些基本规则——不接受来自他的任何压力，例如无论是在性还是永久复合的问题上。然而，这行不通，于是她再一次结束了他们的关系。过了大概一年，她又想与他复合，不过已经太迟了。自从上次分手以后，他已经不再想和她复合了。尽管这伴随着一些新的痛苦，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是一次获得自由的体验。在那个时间点，她为自己的生活选择了新的“精神”指向，而且她说自己过得很平静，既没有萎靡不振也没有成为生活牺牲品的感觉。
从某个方面来说，这个故事有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因为当她最终想回到她丈夫身边时，他已不再接受她了。不过，悲剧也会成为故事完结时结果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