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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者知道了完全属于自己的人生
尽管各种各样讲故事的方式广为传播，至少包括如小说、历史、音乐、政治演讲及体育播报等形式，但讲故事最活跃的方式是平常的对话。当某人问了诸如“最近你在做什么”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时，就是在请你讲故事。当你说“这么多年后，我第一次遇见了保罗。他在超市里，我们下周二会一起吃午饭”，你正是以一个基本的故事回应他。这也许已经是问者想知道和说者想说的一切了。然而，大多数人想在自己的故事中加入更多的事情。在这个简单的叙述中，已经有了些许迹象，串连出了一条有趣的故事线。听上去保罗像个让人捉摸不透的人物，让人遥不可及，却可能仍然与所交谈的人的生活有关联，他可能会对你们在超市相遇感到惊讶。保罗消失了很多年的神秘感，与平凡的超市结合在了一起。而一起吃饭、聊天的安排，有些让人兴奋。也许一段旧有的亲密关系会恢复。还有什么样的谜底会被揭开呢？保罗可能一直在威斯康星州工作，或者刚从监狱里出来。如果听者认识保罗，就可能是个坏消息，或者预示着新开始，如果预料到了这次相遇没什么特别的结果，那么即将展开的故事将更加让人激动。
无论是否非常吸引人，这已经是个故事了——仅仅因为详细讲述了一次体验。人们相遇、交谈、重续关系、做安排，均被看作在参与过去与未来。把它讲出来，也就提升了相遇的真实程度，一部分原因是谈话促成了把某些东西表现出来，否则这些东西只会留在心底，另一部分原因是见证了一次大多数情况下可能被忽略的相遇，还有一部分原因是通过述说的形式，创造性地生动再现了最近发生的事。此外，通过讲者与听者的连接，讲故事的体验也制造了一种共享的感觉。
有个著名例子充满了故事性的对话，那就是电影《与安德烈晚餐》。整部电影以讲故事为中心，这是电影的全部内容。安德烈是一个剧场的总监，沃利是一位尚未成功的剧作家，他们是老朋友，在失去联系多年后重新相聚。安德烈曾经消失，现在回到了纽约，仿佛起死回生一般。吃晚饭时，他想将自己的一系列经历讲给沃利听，其中许多经历曾置他于顿悟与发疯的边缘。沃利想听这些故事，刚开始他只是在听，但到后来他也讲了自己的一些故事。
安德烈继续讲了神奇的芬德霍恩之光的故事，这光如此耀眼，以致他陷入了复发性幻觉；他讲了波兰仙境般的森林中复杂的集体故事；他还讲了像长岛和撒哈拉这种迥然不同的地方的灵异事件。电影的大部分内容大肆描绘了他是如何发现了人类的了不起，而沃利被这个人的奇特与智慧迷住了。
随着对话的继续，沃利讲了自己朴素的生活方式。他显然比安德烈更容易地发现了生活的壮美。和安德烈的经历形成反差，沃利的经历似乎不值一提，但唤起了人们对他钟爱的生活方式同样美好的感情。作为对安德烈奇异描述的回应，他说，他只是努力活下来，谋个营生，支付他的房租和账单。他很享受和妻子黛比待在家里读查尔顿·赫斯顿的自传。有时他会参加聚会之类的活动，偶尔也会汇聚自己的小天分写一出戏剧。而且他很享受读其他小剧作。他在笔记本里保留了一份任务和责任清单，他很享受回顾一份履行责任和完成任务的记录清单，然后画个叉将这些项目从清单中去除。这就是他需要的一切，他需要知道生命是有价值的。安德烈的版本更加绚丽，而且用更灵活的描述力来描画，但并不会更有效地形成持续的现实感。
尽管他们的故事完全不同，安德烈和沃利在确认先前的经历时却分享了共同的特性。一遍又一遍地这么做的必要性，让人想起永恒回归的神话，就像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描述的那样。和萨特不一样，他说只有通过重现，生活才能呈现出实质。他问，如果“即使成百上千的黑人在非常痛苦的折磨中丧生，世界的宿命里什么也没有改变”，那么两个非洲王国间的一场战争到底是什么？按照昆德拉的说法，转瞬即逝的情境会让所有体验绝对化。他进一步补充道，任何消失的东西都“像一个影子”，而且无论它有多荣耀和美丽，都毫无意义。他又引用了一句德国谚语：“……只发生过一次的事，也许根本没有发生过。如果我们只能有一次生命，我们也可能根本从未活过。”
故事可以作为一种首要的手段，来创造昆德拉构想的“重现体验”。它唤醒了人们关注先前的经历，并把它们重新呈现出来，仿佛它们又重新发生了。这些重现工作做得越好，听者就会越逼真地感觉到一个故事赋予先前故事的新生命。也许，正如博尔赫斯建议的，新生活只会是原始生活的一种模糊而失真的再现，但通过讲述，至少还会有一点点认识存在，即使不是全心全意的复原。讲者和听者一起见证了反复出现的存在，尽管很遗憾无法达到不朽的程度，但至少知道了一个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