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梵花

佛教石窟、佛教造像等随着佛教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原，遍地开花。盛唐之后，北方大规模开窟造像活动停止，西南成为开窟造像活动最活跃的区域。

佛教及佛教造像很早就传入中国西南了，四川乐山麻浩崖墓就有4世纪雕刻的佛像，这是我国南方地区迄今所见最早雕造的佛像之一。佛教4世纪从我国传到朝鲜，6世纪传到日本，向外传播的佛教均受到沿途经济、文化和习俗的影响不断发生着变化，已非印度本土佛教，传入朝鲜半岛、日本的佛教、佛教造像等已是在中国发展变化后的佛教与佛教造像。

南方佛教石窟的兴盛期则是进入大唐盛世之后的事，是佛教石窟传播、发展的尾声。

安史之乱时，大批佛教高僧、画家从长安来到蜀地，蜀地实际上成了当时中国的佛教中心，直至北宋雕刻《大藏经》期间，蜀地是佛教经典保存最完整的区域。这时，也正是中国儒释道在思想上最终完成结合并形成新思想的时期，可以说四川石窟是研究中国唐宋变革的重要资料。同时，巴蜀地区也是中国唯一从唐至宋成规模连续不间断开凿佛教石窟的区域，至今仍存的几千处石窟及摩崖造像遍布河岸山崖，可谓香满山谷。

佛教石窟从中原进入南方地区后，石窟体量变小、结构简化，数量大大减少。从唐代开始，石窟已变成了摩崖造像为主，没有了僧房窟，禅窟也只是偶有孑遗，代之而起的是大量的摩崖龛像。巴蜀两地到两宋时期，除简化的洞窟及摩崖龛像之外，还流行连环画式的摩崖雕刻。

南方，除江苏南京栖霞山、浙江新昌大佛寺、浙江杭州西湖边、广西桂林城外等有少量石窟和摩崖造像开凿外，绝大多数分布于巴蜀两地，其中四川广元石窟、安岳石刻，重庆大足石刻等最为重要。云南的巍山县出土的南朝梁时期的石造像，以及隋、唐、宋时期，云南佛教造像和摩崖造像（石窟寺的变化形式）均与巴蜀地区一致，证明了北线所传佛教石窟的影响至少在唐宋时期已达我国南部的云南。另外，西藏阿里地区等也有少量石窟。

往南，在越南、柬埔寨等国发现了与中国南朝梁时期一致的金铜佛像，证明中国南方的佛造像系统在南朝时期影响已经远达越南、柬埔寨，但这些地方未见有石窟开凿，流传至今的佛造像也是以南传风格为主。

古道遗踪

巴蜀地区的石窟造像，主要分布在嘉陵江、沱江、岷江河谷的古蜀道沿线。沿着崎岖的山谷、蜿蜒的河流延展的蜀道，不仅有奇绝的风光，同时也是文化交流沟通的要道，孕育了独特的人文风貌，沿线佛教遗迹以及佛教石窟造像的分布，表明蜀道不仅是军事要道、行政通道、商贸孔道，更是文化艺术交流的大通道。

嘉陵江、沱江、岷江河谷的水陆古道，主要有金牛道、米仓道、丝绸之路河南道、长江水道、茶马古道等。巴蜀地区的石窟造像也主要分布在这几条古道沿线，金牛道（以北）、米仓道（以北）、丝绸之路河南道（以西）、长江水道（以东）、沱江经泸州南下（以南）或川西经西昌的茶马古道诸道（以南）。石窟造像，就开凿在这里的山间河谷或古道旁的石壁上，全部为崖壁石雕，没有泥塑，少有壁画。

嘉陵江流域的金牛道、米仓道，沿途石窟造像最早、最多；沱江流域是巴蜀之间的古道，以唐代中后期、宋代造像最多；岷江流域，则有丝绸之路河南道上最早的汉式佛教造像。嘉陵江、沱江、岷江流域的石窟寺或摩崖造像，几乎包括了巴蜀地区除重庆以东区域之外的所有汉传佛教石窟及摩崖造像、道教摩崖造像。

嘉陵江流域，由嘉陵江干流水系及渠江水系和涪江两大支流水系组成，三江汇于合川后经重庆流入长江，流域内的巴蜀地区是我国南方佛道石窟和摩崖造像最多、最集中的区域。嘉陵江干流水系沿线的广元、剑阁、旺苍、苍溪、阆中、南部，嘉陵江支流渠江水系沿线的巴中、通江、仪陇、营山、广安，涪江水系沿线的江油、梓潼、绵阳、三台、中江、安岳、遂宁、潼南，嘉陵江及其两大支流汇合处的合川等地均有大量造像，地理上主要属于川北、川中和川东地区。

沱江流域造像主要分布在荣县、仁寿、龙泉、简阳、乐至、资阳、资中、内江、大足、泸州等区域，属川中、川东和川南地区。

岷江流域的茂县、都江堰、大邑、邛崃、蒲江、丹棱、青神、夹江、乐山、井研等地均有造像，属川西、川南地区。

重庆以下长江流域主要的佛教造像分布在涪陵、万州区等地。

巴蜀地区的石窟造像，从区域上主要可分为川北区、川西区、川中和东部及重庆区三个区域，各区域的造像也各有特点。

川北区，分别以广元和巴中为中心形成两个小区域，分布在北方入川的两条主要通道两旁及邻近区域，均属于嘉陵江流域。其中，广元是金牛道上造像最早的地区，也是四川开窟造像最早的地区，现存最早的石窟开凿于6世纪，至8世纪中叶仍然很兴盛，8世纪中叶后衰落，但直到清代还偶尔有开窟活动（图21、图22、图23）。巴中是米仓道上造像最多的地区，巴中石窟始凿于6世纪末到7世纪初，盛于8、9世纪（图24、图25）。这两个区域，集中了嘉陵江流域的大半窟龛，是嘉陵江流域窟像的代表。

川西区，是指金牛古道旁绵阳及其以南的四川西部区域，以成都为中心，属于岷江流域及嘉陵江支流涪江流域的部分区域（传统意义上的川西系指成都平原及其周围地区，与今天的川西高原不同）。这里是巴蜀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也是巴蜀其他区域的佛教造像渊源之一。同时，成都以大慈寺为中心，在唐至北宋初，聚集了大批高僧大德、文人画士，对这一区域摩崖造像的风格与内容题材产生了巨大影响（图26）。

川中、东部及重庆区，是指四川盆地以东的四川中、东部及重庆部分区域，大部分属于沱江流域，亦有少部分属于嘉陵江流域，以大足和安岳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在晚唐至南宋时期开凿了中国最集中的区域特征突出的造像。因此，这一区域的造像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与四川腹地的造像相同，另一类是学者所说的“柳氏派”造像，在宋代兴起于安岳和大足，与以成都地区为中心的川西地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四川安岳和重庆大足石窟、摩崖造像始凿于公元8世纪，其中所谓的“密教造像”兴盛于12—13世纪，在中国石窟和佛教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被称为“川密造像”。重庆合川涞滩二佛寺禅宗性质的造像开凿于12—13世纪。

在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的影响下，川渝地区道教也兴起了开龛造像。道教龛像主要有：绵阳平阳府君阙上的南朝造像龛中后期有一部分道教造像龛（6世纪）；绵阳西山观有一批隋代道教造像龛（6世纪末至7世纪初）；重庆潼南大佛寺有三龛隋代道教造像（7世纪初）；剑阁鹤鸣山有十余龛唐代道教造像（9世纪）；丹棱龙鹄山有三十余龛唐代道教造像（8世纪）；仁寿牛角寨坛神庙有几龛唐代道教造像（8世纪）；安岳玄妙观有七十余龛唐代道教造像（8世纪）。以上8世纪造像均开凿于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即玄宗晚年时期，正是他疯狂崇信道教的时期。

四川除攀枝花市外，石窟和摩崖造像在全省20个市州都有分布，数量为全国之最，以摩崖造像为主，数量庞大、内涵丰富、历史悠久，从南北朝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巴蜀石窟寺和摩崖造像按照开凿时间，可分为七个时段，也就是考古学上的七期。

第一期，南北朝时期，即公元6世纪前半叶。

第二期，北周末、隋代至唐初贞观时期，即6世纪下半叶到7世纪初。

第三期，盛唐时期，开始于唐高宗时期，包括武周到开元两个时期，即公元7世纪中期至8世纪前半叶。

第四期，安史之乱后的唐代时期，即8世纪后半叶到9世纪中叶。

第五期，唐末至五代、北宋，即9世纪末至10世纪。

第六期，北宋晚期到南宋，即11世纪到13世纪。

以上六个时期，各个区域的造像活动情况，以及造像题材的选择、艺术表现的形式、表达的思想内涵、记录的生活变迁等，宛如一幅包罗万象不断流转的石刻画卷，清晰地铭刻在巴蜀大地上。

第七期，元、明、清时期，元代造像只有几龛。明、清时期造像除了寺庙遗址发现的大量可移动造像外，以上各个区域都有零星的造像，川北的巴中，川西的大邑，川中的资阳，川南的泸州、叙永等地都有相对集中的开凿，由于没有做全面的考古调查，实际上应远远多于所列举的地点，而且明代、清代造像与内容与唐宋相比也有较大区别。

从时代方面说，巴蜀石窟寺和摩崖造像则可以分为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两宋时期、元明清直到民国时期，其中尤以唐宋时期开窟造像活动最为活跃，这一时期的石窟及石刻造像的艺术成就最为突出。

南北交融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石窟造像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因环境而调整、变化，因此中国石窟从西到东、从北到南的传播过程，体系完整、脉络清晰，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融合与创新的过程。在佛教及佛教艺术传播道路上，各个石窟环环衔接，生动展示了近两千年岁月里中华民族的观念变迁，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巴蜀石刻造像，最早的一环在川北的广元，广元石窟是中国石窟传播与发展链条中连接南北石窟的关键一环，紧接中原，连通巴山蜀水。由此入川，分布在巴蜀大地上的石窟造像，生动记录下了千百年来行走于古道中、生活于巴山蜀水间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刻画和想象，记录了人间万象，如画般雕饰了山河，如凝固的诗篇无言地述说着巴蜀大地的盛世大唐与精致大宋。

嘉陵江上游的川北门户——广元，金牛古道穿城而过，城边嘉陵江东西两岸的山崖上皇泽寺和千佛崖隔江相望，其中的北魏、北周石窟是四川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石窟。从广元往南，嘉陵江支流清水河边剑阁下寺镇有北魏道教摩崖造像，涪江边有绵阳平阳府君阙南朝梁和北周佛道摩崖造像。这是迄今四川地区发现的几乎全部南北朝时期的石窟和摩崖造像。

千佛崖仅存三个北朝晚期洞窟——大佛窟（726号）、三圣堂（226号）和莲花洞（535号）。大佛窟为马蹄形平面、穹隆顶，窟内造一佛二菩萨三尊像。三圣堂为方形平顶，三壁开龛，三龛内均造一佛二菩萨三尊像，龛楣上均雕二龙回首反顾。莲花洞因窟顶有一朵浮雕大莲花而得名，与中原洛阳龙门石窟中的北魏莲花洞相似，穹隆顶，正壁造三尊立像，可惜三壁及地坪于唐代初期被改造。现在看到的三壁三龛造像为唐代改刻。

皇泽寺开凿于北魏晚期的第45号中心柱窟，方形，覆斗顶，三壁及中心方柱四面均开龛。开凿于北周时期的第15号窟，方形平顶，正壁开一个大龛，龛内造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萨五尊像。皇泽寺还有大略6龛北朝摩崖小龛。

总的说来，广元北朝的窟龛类型主要为三壁三龛式窟、中心柱窟与三壁三龛式结合的方形大窟、直接在正壁造像的佛殿窟、摩崖造像龛等。

此外，剑阁下寺镇清水河岸边崖壁上有7个北魏晚期的道教造像龛，这是目前四川所见最早的道教摩崖造像。其中最大的一龛有北魏题记，圆拱形龛，龛楣二龙交缠，龙首反顾。龛内造五尊像，龛外还出现了二护法。

绵阳平阳府君阙上有29个摩崖造像龛，并有多则造像题记。龛型有圆拱形、尖拱形、方形三种。造像组合有单尊像、一佛二胁侍三尊像、双尊像等。

广元的北魏造像，佛像磨光肉髻，颈部细长，双肩瘦削，袈裟下摆宽大，呈八字形分开；菩萨头绾双髻，身躯粗壮，帔帛呈×形交叉于腹前，无璎珞装饰。剑阁下寺镇造像，主尊发髻高细，颈部细长，与陕北道教造像碑上的北魏造像相似。绵阳平阳府君阙上造像则与成都等地出土的南朝造像极相似，仿佛成都的南朝桃形背屏式造像的背屏被改成了浅浅的小龛。这种差异的分界线正好与南北朝后期南北政权控制区域的界线吻合，剑阁下寺镇及其以北区域为北朝控制区，绵阳及其以南的成都为南朝控制区。

岷江流域，只有可移动造像，即出土于成都万佛寺、西安路、商业街以及汶川县城等处的南北朝造像，分为造像碑、圆雕单体造像和背屏式造像三种形式。内容主要以弥勒、无量寿、释迦、释迦多宝、释迦双身、阿育王、观音等题材为主。组合形式除单体外，有一铺三身、一铺五身等多种。南齐以前的佛像还保留了部分少数民族人物的特征，肩部宽厚，身材魁伟。南齐以后，佛、菩萨脸部呈扁圆形，特别是菩萨像，头戴宝冠，悬饰缯带，端庄秀丽，完全是当地少女的模样。

南齐末，在成都西面的茂县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汉族式佛装——褒衣博带的双领下垂式袈裟，随后这种袈裟在四川大量流行，并迅速风靡全国，成为南朝梁以后中国主要的佛像服式之一，并被北朝学习，是佛教最终本土化的表现。汉式服饰造像，首先出现在川西地区，说明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地区在佛教东传和其本土化过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成都龙泉北周文王碑、乐至睏佛寺发现了北周摩崖造像龛，这是四川西部、中部发现的最早的摩崖造像。

盛世大唐

隋唐两代是中国古代最强盛的时期，佛教和佛教艺术在这个时期完成了它的中国化过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并逐渐取代印度，成为佛教传播中心，对日本、高丽、新罗等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信众已从上层逐渐发展至各阶层，现存敦煌与四川的石窟和摩崖造像正是这种历史状况的反映，除了因地制宜的地方特征外，佛教形象与内容出现了极大的一致性。可惜盛世中心长安、洛阳的佛寺壁画与塑像的辉煌我们无缘得见，但帝都画师们绚丽多姿的粉本在敦煌洞窟中得以保存，而巴山蜀水的山间峭壁上，也镌刻着长安、洛阳消逝了的画卷。

隋代皇室崇信佛教，隋文帝从小由女尼抚养长大，隋统一后，在皇室倡导下，全国出现了大造寺塔、大兴造像的局面。还在全国遴选高僧大德入京，由官府供给，从蜀入京者不在少数，四川大部分区域的摩崖龛像都开凿于此时。隋末唐初，中原大乱，聚集于长安和洛阳的高僧星散，其中很大部分又转入蜀中。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

时（唐）武德元年矣。是时国基草创，兵甲尚兴，孙吴之术斯为急务，孔释之道有所未遑，以故京城未有讲席，法师深以慨然。初，炀帝于东都建四道场，召天下名僧居焉，其征来者皆一艺之士，是故法将如林，景、脱、基、暹为其称首。末年国乱，供料停绝，多游绵蜀，知法之众又盛于彼。

著名高僧玄奘和他的哥哥就是这个时候入川的，他们住在成都的空慧寺。佛教各个宗派的大德都涌入了蜀中，他们不仅在此授徒讲学，有的还在这里开窟造像，有的从此留在了蜀地，为蜀中打下了良好的佛学基础，形成了一个以成都为中心的佛学中心，使蜀中成为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今存于三台县城涪江对岸之大佛即为贞观时期三论宗高僧释慧震所造，资阳大佛极可能与高僧智诜有关。后来参与玄奘译场的释道因也是此时入蜀，除了在成都讲法外，还在都江堰青城山灵岩寺开窟刻经，其所刻经版中书写经文者不乏褚遂良、虞世南等当世名家。今陕西碑林存有道因法师碑，法师在长安去世，归葬灵岩寺时，数千人为其送行。

唐代皇室，虽认道教始祖为先祖，但历朝帝王（除武宗外）一般都对佛教表示出不同程度的支持。唐高祖时，虽然宣布三教当中道教第一、儒教第二、佛教第三，但对佛教并不排斥，曾遴选十大德管理僧务，三论宗的实际创始人吉藏荣膺其选，使其宗派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唐太宗本人虽不崇信佛教，然而对佛教推行的基本是支持和利用的政策，他与高僧玄奘关系甚密，并大力支持玄奘的译经事业。高宗对佛教很崇信，他不仅支持玄奘的译经事业，并曾为生母修建寺庙祈福，在他统治时期佛事活动很多，特别是后来有了武后的积极参与和推动。因此，在唐初，佛教发展并未停止。这一时期，四川的佛教摩崖造像较大的龛像都雕琢得比较精美，数量也增加了不少，偏远的山村出现了较多的小型龛像。虽然这些偏远山村的小型龛像多数很粗糙，但这也说明相对贫困的、财力不很充足的下层老百姓也开始开龛造像了，佛教已正式从上层深入乡村最底层了，佛教艺术完成了走向盛唐的前奏。

隋代至唐初贞观时期，从四川石窟开凿最早的嘉陵江流域川北重镇广元开始，往南沿金牛古道经剑阁、梓潼、绵阳，直至成都一线均有分布。主要有嘉陵江及其支流沿线的广元千佛崖、皇泽寺，剑阁鹤鸣山、武连镇横梁子，涪江及其支流沿线的梓潼卧龙山、绵阳碧水寺、绵阳西山观等。从广元东行，同是川北区域的主要有嘉陵江流域的旺苍普济镇古田坝、木门镇木门寺、阆中石室观；渠江及其支流沿线的巴中西龛、南龛，水宁寺千佛崖，通江千佛岩；巴中以南有渠江边的广安肖溪冲相寺、嘉陵江边的潼南大佛寺等。其中剑阁鹤鸣山、绵阳西山观和潼南大佛寺有集中的道教造像。这些造像点或处在金牛道、米仓道与中原和成都相通的古道上，或处在嘉陵江、渠江干流或支流边，东与长江相通，西与成都相连。如广元往南至成都中途的剑阁、绵阳等区域均处在金牛道上；巴中北有米仓道与中原相连，南有多条道路可达成都，往东通过巴河可经渠江与长江下游交通；旺苍则位于广元、巴中之间，两处石刻均在古道旁；广安肖溪冲相寺位于渠江边；潼南大佛寺造像位于嘉陵江边。这些位于北方与四川相连的古道边的区域，与川中和川东相比，造像开凿时间都要早一些。

川西的蒲江漏米寺、茂县校场坝等地亦有这个阶段的造像，它们属于岷江流域。茂县造像位于成都往西的丝绸之路河南道旁，蒲江是成都往西通盐茶古道的主要区域。沱江流域的乐至睏佛寺第19、20号龛开凿于此时，是川中和川东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龛像。

广元开凿了千佛崖第138号、皇泽寺第12、13、28号窟等，第55、56号龛，于第15号窟左、右壁补凿小龛。剑阁横梁子、绵阳西山观和碧水寺、梓潼卧龙山、潼南大佛寺、茂县校场坝、广安肖溪冲相寺，巴中南龛第149号龛、西龛第18、21号龛、东龛1号龛等均开凿于此时，开启了走向盛唐的前奏。

窟龛类型主要有尖拱形龛、圆拱形尖楣龛、外方内圆拱形龛、内龛很深的外方内圆拱形龛、圆拱形敞口摩崖大龛等。以中、小型龛为主，罕见大型龛窟，皇泽寺第28号龛是这个时期规模最大的摩崖造像龛。隋代出现了三层大龛，外龛均为方形，内层均为圆拱形，中层有佛帐形和圆拱形两种。隋代的圆拱形尖楣龛，龛楣以素面为主，少装饰。贞观时期龛楣上多有装饰，小型龛比较简单，仅装饰一圈联珠纹。大型龛装饰比较复杂，内室雕出桃形龛楣，桃形光尖折至外室龛顶，近龛沿处依次饰联珠纹、回纹、联珠组成的纹饰带。龛楣纹饰带中间浮雕忍冬纹，在忍冬纹中均匀开凿七个圆形小龛，小龛内各雕一尊禅定坐佛。联珠纹普遍用于龛楣、头光、宝冠、项圈、璎珞、佛座上，是这个时期最流行、最显著的特征。

造像题材有释迦、弥勒、西方三圣、二佛、三佛、双观音、天龙八部、定光佛；道教的天尊、护法群像等。组合有五尊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七尊像（五尊加二力士）、九尊像（七尊加二天王），人形化天龙八部像开始流行。龛后壁多浮雕菩提双树，双树间雕2～8身不等的天龙八部等护法像，有的多至10多身。道教造像以一天尊二胁侍三尊像的组合常见。值得重视的是阿弥陀佛与五十二菩萨、天龙八部等新题材的出现。

佛像均为螺发，面相略长而丰满，躯体健壮。流行看似为双领下垂式袈裟，右肩敷偏衫，内着袒右肩僧祇支的着装，胸、腹间十字形结带。实际为外披袒右肩袈裟，右臂上露出中衣，中衣下摆从腋下伸出压在外层袈裟上的着装。有的佛像袈裟下摆悬垂座上，还有南北朝时期“悬裳座”重重叠叠的遗风。广元皇泽寺佛像的螺发细密，衣褶多以贴泥条形式表现。造像有两种风格，一种身形健壮，胸肌隆起，比例协调，如广元皇泽寺第38、45号窟内三壁大龛中的佛像，千佛崖第273、341等号龛造像。另一种像身材修长，头部显小，如皇泽寺第51号龛中的佛、弟子、菩萨像等。常见佛像戴珥珰、手执桃形宝珠。这个时期有四川最精美的菩萨像，如广元皇泽寺第28号龛、梓潼卧龙山四面龛中的菩萨造像、成都万佛寺持瓶观音像、绵阳碧水寺藏开元寺出土观音菩萨像等，均身姿绰约、体态优美。立姿者多一腿微屈，显露身体曲线，大多数菩萨装饰繁细，头戴三珠形宝冠，缯带长长垂于肩侧。饰联珠纹项圈，有的胸前悬一个大铃铛，“×”形珠链式璎珞或蕙状的大璎珞交叉于腹前，再沿体侧饰一道“U”形长璎珞，异常华丽。帔帛饰法多样，既有旧的因素如“×”形帔帛，也出现了横膝部一道或两道的新做法。造像组合中二弟子像渐渐变成高浮雕，并且多以一老一少的形象表现。出现了几种比较特别的像座，如瓶花承托莲座、狮子口衔莲花承托莲座、八角形束腰座基承托莲座等。特别是八角形座基，转角处雕兽头或宝珠，十分华丽。弟子、菩萨立于兽吐莲茎或宝瓶生莲茎承托的莲座上，莲茎很高，使座高基本上接近像高成为这个时期的特征。与南北朝时期以低莲座或平座为主的情况有所不同。

武周至玄宗时期是唐代全盛期，武则天从政治立场出发，声称自己是弥勒菩萨，加号“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与自认为是道教始祖李老君后裔的唐室对抗，全国崇佛达到高潮，龙门的奉先寺大像龛即是在她支持下以她的容貌为蓝本雕成的。四川这一时期的造像最多最精美，雕琢技艺达到了最高水平，广元、巴中、成都周围地区等均开凿了大量窟龛，不仅是大龛像，更多的中小型龛也被开凿出来；财力不充足的乡村下层民众大批参与造像，形成风气，大有全民信教之势。造像题材更加丰富，最突出的是出现了菩提瑞像与弥勒佛同组开凿的大龛。将这两尊像放在一起的一个原因就是武则天自称“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即弥勒佛，是释迦佛入灭后的继任者，她自己也就是李唐王朝的继任者、世间的转轮王。因此这个阶段流行的是弥勒佛像，而非弥勒菩萨像。玄宗是有名的崇道皇帝，但他统治时期许多高官和皇室仍然崇信佛教，民间的崇佛之风并未受多大的影响，造像有增无减。四川造像铭文最多的窟龛就是开元时期开凿的，广元已知的造像者中官阶最高者都是开元时期的，可见佛教已真正深入民间，一些高级官员更是深信不疑，不需要统治者的特别扶持了。一些开凿佛教摩崖造像的地方出现了佛道合龛造像或二天尊并坐像，佛道合龛造像中天尊及其部众位于释迦及其部众之左侧，似乎验证了道先佛后的顺序。

武周、开元时期，前述四川石窟和摩崖造像分布地点几乎所有县市均有开窟或开龛造像，如广元千佛崖开凿了第493、366、365、400、512、689、805、806、513、169、213、214、211、86、116号等窟龛，大量窟龛都有纪年题记。主要窟形有方形平顶窟；平面呈横长方形，穹隆顶，三壁造像的大窟；背屏式佛坛平顶方形窟，平面呈横长方形，中央设横长方形佛坛，坛上造像，像后背屏直通窟顶；带前室的方形平顶中心柱窟，前室呈横长方形。大型龛有：敞口圆拱形摩崖大龛，平面呈马蹄形，圆弧形顶；横长方形敞口平顶摩崖大龛；外方内圆拱形双层敞口摩崖大龛，外龛方形平顶，内龛平面呈马蹄形，顶部略呈弧形；有的内龛有尖拱形龛楣；有的内龛较深，有桃形龛楣，平面呈马蹄形，顶部略呈弧形；有的外龛沿壁凿坛，并延至龛口处，坛上列像。小型龛有：单层圆拱形浅龛，外方内圆拱形双层浅龛，外方内佛帐形龛。圆拱形内龛龛楣上常饰宽大的忍冬纹。佛帐形内龛有单重檐和双重檐之分。主尊头上方雕出了突起的华盖。还流行三层龛，即外层方形、中层佛帐形、内层圆拱形，内龛龛楣上仍然雕刻卷草和七佛、伎乐等，但卷草纹粗大，已成主要纹饰。佛帐形龛檐面上分格雕刻团花等程式化的装饰图案，檐面下方饰垂帐纹，帐纹呈连续的圆弧形，外面垂珠链，有的上层檐顶上雕八尊坐佛像，龛内像座下一般有变形高莲茎。

造像组合以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立像最多，龛前部常雕刻二狮。佛像身形健壮，通肩袈裟多以泥条式表现衣褶。坐像多看似披双领下垂式袈裟，实际是袒右肩袈裟，右臂露出中衣，中衣一角从腋下伸出至外层袈裟上，多露出内衣领边和袖口。脸形方圆，颈部有三道蚕节纹，双肩和胸部宽厚，胸肌隆起。弟子多以一老一少形象表现，老者常披袒右肩袈裟，少者着交领衣，常常一人持香炉，一人托经盒。菩萨多戴三珠冠，面形丰腴，帛带自双肩下垂横腿上两道后垂于体侧，两串璎珞呈“×”形交叉于腹前，交叉处饰宝相花或圆璧，身体呈“S”形站立，突出腰部曲线。天王均着武士装，与同期唐代墓葬出土的武士俑相似。力士均裸上身，叉腿立于窟龛两侧，作愤怒用力状，肌肉夸张。造像比例适中，菩萨、力士、供养天、一老一少的弟子，不同人物形象表现得恰到好处。造像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常见的题材主要有释迦佛、药师佛、阿弥陀佛、三世佛、释迦多宝佛、弥勒佛、菩提瑞像、阿弥陀佛与五十菩萨、成组的菩提瑞像与弥勒佛像、释迦与弥勒、药师佛及十二药叉大将、地藏菩萨、十大弟子、千佛、涅槃故事、天龙八部等。出现了与密教经典仪轨相关的题材，如药师佛、沙门形地藏、地藏十王、如意轮观音等，这种现象川北普遍早于四川其他地区。

开元后期至天宝时期，以外方内圆拱形龛和外方内双层檐佛帐形龛为主，以后者最多。造像组合以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立像最多，龛前部雕刻二狮，二狮之间置香炉，有的无二天王，有的在外龛两壁下方左右各雕一列供养人，一般一排男像、一排女像。造像多有凸起的肚子，身材粗壮，与武周时期修长的身材不同。龛饰和造像雕刻精细烦琐，但多呈现出格式化的特征，较武周至开元初期造像显得呆板，主尊头顶多有圆柱形或莲花形华盖。最流行释迦或菩提瑞像与弥勒并坐或凿于相邻之二龛中，出现了陀罗尼经幢，最有特点的是佛道合龛像。

开元以后，四川全境造像趋于一致。新出现于巴中南龛的天宝十载（751）摩崖雕刻陀罗尼经幢，是四川迄今为止所见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经幢。从此，陀罗尼经幢流行于巴蜀全域，直至清代、民国时期。

唐风余韵

唐代安史之乱后出现了藩镇割据状态，781年吐蕃占领沙州（敦煌），848年，张议潮奉表归唐。公元1036年、1227年敦煌先后被西夏和元占领。地方政权更迭中敦煌洞窟的营建虽未曾停止过，但随不同民族统治政权的变更，出现了多民族风格的元素。随着元帝国疆域的扩展、海上丝路的兴盛，陆上丝路衰落，敦煌失去了中西交通中转站与西域门户的地位，莫高窟由此衰落。

天宝以后的中原唐王朝，除了武宗外，各代帝王多信奉佛教，在位时间最长的几个帝王尤其如此。代宗宝应元年（762）至大历十四年（779）在位，德宗建中元年（780）至贞元二十一年（805）在位，宪宗元和元年（806）至元和十五年（820）在位，懿宗大中十四年（860）至咸通十五年（874）在位，他们的崇佛活动最突出。四川中晚唐的摩崖造像中，最常见这几个时期的龛像，尤其咸通朝小龛最多，而且多有纪年。

安史之乱时，洛阳等地的开窟造像工程不再延续。后来，又有唐武宗灭佛，北方开窟造像活动几乎不再。但是，四川未受影响，这里相对安稳富裕，玄宗皇帝选择了成都作为避乱之地。武宗灭佛，石窟和摩崖造像又不在其列，所以四川石窟和摩崖造像不仅得以延续开凿，未受到灭佛的影响。但由于安史之乱及唐与南诏和吐蕃的战争，国力渐衰，造像规模大不如前，大中型龛数量渐少，雕造也不甚精美，比较粗糙的小龛小像却到处都是，若单从龛像数量上看，比之前是有增无减，有的地方甚至遍及各村，即使在晚唐时期也是如此。许多小龛一般高、宽只有30～40厘米，深1～2厘米，像更小，有的不到10厘米。同时，由于与吐蕃和南诏发生战争，波及四川，使此处的造像内容发生了较大变化，出现了与战争相关的单独的毗沙门天像。同时，密宗在玄宗、肃宗、代宗时期达到鼎盛，密宗大师不空深受崇敬。印度密宗的兴起，糅合了印度教的部分内容，具有强调神通的神秘主义色彩。传入中土的密宗，以立世成佛吸引信众，使人们觉得成佛不再是今生可望而不可即的事，受密教经典影响的造像题材大量出现，如十一面观音、六臂如意轮观音、地藏菩萨、观音与地藏、千手观音等。

唐玄宗避乱入成都时，见僧人英干在街头施粥济众，下诏为他建寺，并赐额大圣慈寺。其时，京城各色人等纷纷南下入蜀，成都聚集了无数自中原南下的高僧大德、佛教艺术家、文人墨客，他们以大慈寺为中心，或将京城的艺术再现，或进行与时俱进的创造，辉煌的帝国佛教艺术得以续存。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宋代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又名《成都名画记》）等画史著作中著录了唐代成都寺院特别是大慈寺的众多名家名作。今天，在巴山蜀水的山间峭壁上或许还可以窥见消失了的大圣慈寺壁画。

唐末，据有蜀地的王建号称忠于唐朝廷，在中原大多数藩镇纷纷建国称制后仍然使用唐王朝年号，执行唐王朝政策。唐朝廷最后的供给多从蜀中出，直到唐哀帝时灭亡，北方辽国已经兴起，王建才称帝建立蜀国。所以在五代时期，蜀地延续了唐代的佛教政策，佛教建寺、造像与绘画等一点也没有受到朝代更替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中原经数十年的战争，大量佛典被毁，佛教名僧与艺术家流失，唐代累积起来的佛教文化与艺术受到极大破坏。富裕的江南也经历过混战，以至于吴王钱镠、钱弘俶等还派人去日本等国求取佛经，女真等国都认为中国佛教已无人，藐视中原。北宋建国之初，号召恢复中原地区被毁坏的佛教寺塔，而最重要的措施则是开宝初在蜀中收集佛教典籍，并以这里先进的雕版技术刻成书版运往都城开封，这就是佛教史上著名的《开宝藏》，又称《蜀藏》。《开宝藏》的雕刻振兴了中原已经衰弱的佛教，辽国、日本国、高丽国等由此再不敢轻视中国。不久高丽、女真、日本、西夏等国都来乞赐开宝藏，并带回各自国家。在成都刻成的大藏经很快就流传开了，至今所见各种藏经都或多或少与蜀藏有关。

所以晚唐、五代至北宋初，四川的佛教摩崖造像仍然兴盛，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唐代以来的传统。除了流行原有的中原题材外，还流行本地僧人创作的新题材。晚唐时产生于四川的地藏十王题材最为流行，还新出现了罗汉群雕、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故事、各种观音救苦救难等世俗广泛需要的内容，与唐代中期以前的题材有很大不同。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可能是产生于四川或者是经过四川僧人大量增改而流行开来的经文及图像主要有：地狱十王、水陆法仪、各类禅宗造像、报父母恩经变故事等，这些题材在四川的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中都有形象而丰富的呈现。

龛型简化，主要有：方形浅龛，分尖拱形龛楣和圆拱形龛楣两种；圆拱形浅龛，有外方内圆拱形双层浅龛，还有一种内龛较深，平面呈马蹄形，龛底部凿坛；双层檐佛帐龛。四川全域造像特征比较一致，只有小龛，不见大龛大窟，龛型和造像都比较粗糙。出现了大量的小型单尊造像龛，造像组合有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一佛一弟子一菩萨立像，二菩萨立像，一弟子一菩萨立像，单尊弟子立像，单尊菩萨立像，单尊天王立像以及一天王胁侍三天王一俗装人像，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等组合。造像形象分两种，一种面部宽大、丰腴有余，无论是菩萨、弟子还是天王像身躯多呈圆桶状，显得宽胖。菩萨短颈抬肩，脸下半部分宽大，项圈上挂饰复杂的璎珞，璎珞层层叠叠呈网状下垂，腰部已无曲线，弟子和天王多有凸起的肚子。另一种造像从龛形、组合到造像形象上都有简化趋势，造像也不太肥胖，但雕刻粗糙呆板。除了此前流行的题材外，安史之乱后，出现了地藏与六道轮回、观音与地藏并立、阿弥陀佛与观音和地藏并立、毗沙门天，以及大量的观音、文殊和普贤像等，西方净土以天宫楼阁、宝池、飞廊、塔幢等来表现。

五代、宋代造像数量和分布区域锐减，前几期造像最多的广元、巴中等区域极少见到五代造像。目前所见的五代造像在嘉陵江支流涪江流域的安岳境内最多，且多有纪年，主要有圆觉洞、庵堂寺、卧佛院、灵游院等处；岷江流域的蒲江飞仙阁，沱江流域的乐至报国寺、大足北山等比较集中。北宋造像则主要集中在安岳、大足地区，附近的仁寿、资中有少量造像，巴中等地偶有龛像。这也是一个过渡阶段，前后造像变化很大。主要流行双层长方形浅龛，还流行外方内佛帐形龛，但内龛顶部多为半月形平顶，顶壁交接处明显，底部有的变为梳背形。龛形大多简单，少装饰。主要题材有释迦、毗沙门天、观音、菩提瑞像、经幢、单尊观音、单尊地藏、地藏与六道、地藏与观音、四臂观音、天宫楼阁的西方净土变、十六罗汉、地藏十王、千手观音、五十三佛、千佛、千菩萨等。除了大量单尊或双尊立像外，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一佛二力士等组合，还有三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等较为复杂的组合。观音造像中，水月观音、千手千眼观音、白衣观音、救苦观音、救八难观音、数珠手观音、解冤结菩萨、花聚菩萨等大量新形象出现。形象与晚唐造像相似，体态与衣饰都稍有不同。北宋初期，基本上延续了这些造像风格。

唐代天宝之后，以成都大慈寺为中心的佛教艺术影响范围极大，在这里创作或改造的一些佛教绘画和雕塑题材成了中国民间喜闻乐见的内容，并广为流传。如水陆忏法、地狱与十王、明王等题材的内容与流行形式均与四川有很大关系。相传梁武帝因梦六道四生受苦而创水陆大斋以济之，周隋之际，此仪不行。唐咸亨中，西京法海寺英禅师又复此法。又言东川有杨谔水陆仪、蜀中有杨推官仪文盛行于世；宋元祐八年（1093），四川眉山人苏轼绘水陆法像，作赞十六篇，世谓辞理俱妙，因此被称为“眉山水陆”。到两宋时期，水陆忏法非常盛行，这与蜀地的水陆仪文和图像有很大的关系，也是大足宋代石刻的重要内容之一。

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久，因果报应的思想就开始流行了，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人死后要据其在生时的业行而得到不同的果报，也就是人活着的时候其行为的因果报应，唐代发展为由十王审定在生业行，至今人死时还要供十王，可见其在民间影响之深。南宋志磐著《佛祖统纪》时尚言十王的名字“藏典可考者六，阎罗、五官、平等、泰山、初江、秦广”，然而在四川的安岳有完整的唐末五代时期的十王形象，南宋大足石刻也有同样完整的内容，并配有地狱诸像。绵阳魏城镇北山院宋代摩崖造像中十王的形象与名称均十分清楚地保存了下来，与现代民间流行的死者“过七”习俗中十王名字相同，顺序相似。唐后期，出自成都的千手千眼观音图样传到中原，被竞相模仿。巴蜀地区唐后期摩崖造像中有目前中国最多、最系统的北方毗沙门天王造像，成都明王头上火焰的画法对日本等地的影响也有学者论及，这些都是天府之国对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贡献。

根据禅宗史，唐代禅宗五祖弘忍将传为达摩留下的传法信袈裟传与了并非其正式弟子的慧能，从此禅宗分为南、北二宗。武周时期南宗慧能所得传法信袈裟入皇宫内供养，不久武则天将之赐予四川资州纯德寺智诜禅师，智诜传处寂禅师（又称“唐和尚”），处寂传成都净众寺无相禅师（又称“金和尚”），无相传保唐寺无住禅师，进入四川的几代禅师门徒众多，分散各地，无论是否得到传法信袈裟，都广传佛法。因此，禅宗出自智诜一系的法嗣绵绵不绝，影响深远。直至清初，我们调查中所见古寺或摩崖造像，绝大多数均自称禅宗临济宗禅林，如今成都及周围的大寺如昭觉、宝光、石经、大慈等亦如是。

南诏，是唐代以云南为中心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很早就有佛教传入，1990年在云南巍山垅圩图山古城出土了一批佛像，约二百件，发表的资料中有一件与成都地区发现的南朝梁时期的造像风格无异，属于同一系统之造像。还有多件与四川隋唐造像组合及风格相同，如大耳戴环的佛像，戴大璎珞、胸饰铃铛形饰物的菩萨像等与四川隋代和唐初的造像类似，亦属于同一系统之造像。这是目前云南发现最早、延续时间最长、数量最多的一批佛教造像，而且出土处是一座寺院遗址。同出的还有莲花纹铺地砖、卷草纹滴水、莲花纹瓦当等，与当时中原佛寺同类构件相同。巍山垅圩图山是南诏王龙潜时的耕牧地，即南诏的发源地，这批造像的出土也说明南诏之初其佛教即是汉传系统，至唐代仍然如此。后来，其佛教中出现的最为特殊的阿嵯耶观音，也是他们根据汉地佛教中圣僧僧伽等的形象创造的。汉地系统的佛教影响南诏、大理，四川是一个最重要的地区（图27、图28）。唐时，就有南诏子弟在成都大慈寺学习，唐与南诏有时还因此发生战争，南诏后来改称大礼（公元860年南诏国王世隆改国号为“大礼”，沿用至公元878年。公元937年，邱思平建立大理国）也与唐使请减少其在成都学习子弟的数量有关。唐代，南诏还曾从成都掠去大量工匠子女，有学者认为大理崇圣寺塔的建造者与这些被掠去的工匠有关。成都周边的摩崖造像中保留有大量唐代中后期塔的样式，如成都西边的蒲江飞仙阁和邛崃天宫寺等处均有，现存大理崇圣寺塔的外形的确与四川晚唐的摩崖雕刻中塔的外形非常相似。

四川佛教和图像对敦煌的影响很大，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敦煌发现的《报父母恩重经》，其署名即为成都大慈寺沙门藏川述，这是四川僧人创造的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经典，在安岳卧佛院唐代刻经中已有镌刻，大足宝顶宋代石刻以连环故事画形式雕出该经文描述的场面。敦煌壁画中的西方净土变画，与四川石窟晚唐至宋代净土雕刻构图及内容几乎相同，文献中记载晚唐五代成都大慈寺最多的壁画之一就是净土变画，可见晚唐五代四川与河西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其根本原因，是两地都曾经以唐代长安、洛阳的佛教经典、佛教艺术为模本，即二者同源。

四川佛教对日本和朝鲜的影响亦有很多例子，前举《大藏经》是最重要的。图像方面的影响更多，成都唐后期大慈寺聚集了大量知名画家，创作了很多新的图样，如带火焰的明王像、大悲观音像等。这些图样不仅影响了中国的佛教绘画和造像，更波及中国周边诸国。慧能一系禅宗在海内外影响很大，得其传法袈裟的金和尚即是朝鲜人，“剑南成都府净泉寺无相禅师，俗姓金，新罗王之族”，传说金和尚还是地藏菩萨的化身，至今在民间还拥有广泛的信众。

总之，自唐代安史之乱时起，至北宋开宝年间雕刻《大藏经》时，四川地区是中国唯一连续不间断开凿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的地区，也是佛教经典保存最完整的区域，聚集了大量来自唐代京城的佛教高僧和艺术家，实际上成了中国的佛教中心。而此时正是中国儒释道在思想上最终完成融合并形成新思想的时期。

两宋风华

两宋时期，涪江流域的安岳县有圆觉洞、卧佛院、华严洞、毗卢洞、高升大佛等，潼南县（现潼南区）有大佛寺，沱江流域有大足北山、宝顶，荣县二佛寺，仁寿冒水村等均有造像，主要集中在合川、大足、安岳、仁寿等四川中、东部及重庆的部分区域。以安岳、大足地区的融合了诸宗的禅宗造像为代表。主要流行方形龛、方形平顶大窟或穹隆顶式大窟、敞顶的大窟或大龛，新出现了圆圈状的月轮形小龛、连环画式浮雕故事画、露天侧身大像等形式。

造像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很多菩萨都披上了外衣，变成了典型的女性形象，有的还有头巾。题材内容有各种形式的观音、地藏、地藏十王、西方净土变、圣僧、半身大佛、侧身大佛、与以柳本尊为教主吸纳了诸宗内容的禅宗造像、各种道教造像等，在安岳、大足还有较多的三教合一的造像。巴中的宋代造像不多，龛形仍然是传统的外方内佛帐形龛，但龛形简化，内容主要是观音像。值得重视的是，在安岳、大足、仁寿等川中与川东区域，北宋时期开始出现大量的半身佛像、侧身佛像，还完成了于唐代开工而未完工的多尊大佛像。

南宋末期，四川由抗金、抗元的大后方，直接成了前线，人口锐减，造像渐衰。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抗元战争中，大量寺院被废弃，造像几乎绝迹。

元代的四川人口稀少，原来的开窟造像传统似乎早已被遗忘。目前仅在巴中、合川发现有几个小龛，均是摩崖龛像，保存状况不是很好。佛像形象受到了藏传佛教的影响，造像内容主要有观音、净土造像等。

明代中后期，四川佛教渐渐有所恢复，开始新建寺院，也时有摩崖造像和石窟寺开凿，与唐宋传统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唐代传统无存。明代中后期至清代，以上各个区域都有零星的造像，川北的巴中，川西的大邑，川中的资阳，川南的泸州、叙永等都有相对集中的开凿，实际分布地点和数量要多得多。摩崖造像与洞窟均有。川南的泸州玉蟾山明、清造像除均保存了前期的方形、圆拱形等龛形特点外，还保存了川东区域宋代以来流行的月轮形小龛的特征，题材有宋代即流行于此区域的侧身佛、十八罗汉、千手观音等。千手观音为立像，十八罗汉多配有山岩座。叙永造像，除了具有以上特征外，还多了一些民间俗神的内容。川西明代成规模的造像以大邑药师岩为代表，主要是圆拱形龛和不规则形龛，龛形简单，多无装饰；造像内容有十菩萨（即《华严经》中的“十地菩萨”）、大肚弥勒、释迦与文殊普贤三尊、南海观音、千手观音、中土的圣僧等，以大肚弥勒像最多。

明代寺院中有较多壁画保存下来，剑阁觉苑寺、新津观音寺、蓬溪宝梵寺、新繁龙藏寺、邛崃磐陀寺、平武报恩寺……，不胜枚举，它们以元、明以来创造的沥粉堆金技法，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佛像或佛教故事画。剑阁觉苑寺的佛传壁画讲述佛祖释迦牟尼的佛传故事，新津观音寺巨幅观音画像堪称镇寺之瑰宝。很多时候三教众神集于一处，和谐圆融，但再也没能恢复到宋代以前的状态。清代造像则多数世俗化明显，很难有成规模的佛教、道教造像。明代与清代石窟与摩崖造像中均有藏传佛教的祖师像。

总的说来，各期造像中，从造像题材到造像组合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当时政治形势和皇帝个人爱好的影响。宋代以后，全世界的大规模开窟造像活动就基本结束了。元、明、清时期的开窟造像活动，只能算是尾声之后的余响了。 IuMjSgHC73PlrYCTJNuRl27FWG+GEtX9qR945WtLcPJadpE9GJXy2/QWJ1Z8Fz2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