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都梦华

佛教进入北方中原地区后，渐渐融入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当中。

南北朝时期（420—589），华夏各地石窟寺及造像虽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地方特色，但是佛像、僧像等全都开始披上双领下垂式汉式袈裟，石窟雕刻、绘画中的建筑逐渐变为汉式建筑，已经与印度、中亚等地不同，可以说这个阶段已经形成了中国佛教，形成了中国佛教石窟、佛教造像、佛教壁画。

公元4世纪，笈多王朝统一了今天印度的北部和中部地区，佛教在国家支持下进一步发展，大乘学说成为佛教的主流思想。佛教信众逐渐从王公贵族深入社会各阶层，并在中亚及以东的中国传播开来。

佛教沿丝绸之路进入我国北方地区，在历代朝廷的大力支持下，石窟开凿盛极一时，先后开凿了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现巩义市）石窟、陕西彬县大佛寺、陕西富县石泓寺、河南安阳石窟、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东至辽宁义县的万佛堂石窟等。这一时期开凿的石窟，具有一定的区域性特点，学术界通常把中原北方地区的石窟分为晋豫及其以东地区、陕西区两大块。其中，北魏平城的云冈石窟、唐代洛阳的龙门石窟，在中国石窟建造活动中影响巨大。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始凿于公元5世纪北魏建都平城后。北魏迁都洛阳后，国家的主要开窟造像活动转移至洛阳。太原天龙山石窟始凿于6世纪东魏、北齐时期，唐代前期还有开凿。

中原腹地的洛阳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迁都洛阳时期，即公元5世纪末至6世纪初，盛于6世纪至7、8世纪之交，其中北魏迁洛后和唐武周时期是其最盛期。巩县石窟开凿于6世纪，7世纪后期，即武周时期，在窟内外补凿了一些小龛小像。云冈石窟直接影响了龙门石窟、巩县石窟。安阳小南海石窟始凿于6世纪，以6世纪窟像为主。河北响堂山石窟始凿于6世纪北齐时期，以6世纪窟像为主。

甘肃、陕西、山东等地出现了大量与石窟相关的摩崖造像。陕西地区石窟少数开凿于公元6世纪，大都开凿于6世纪以后，如7世纪（有说始凿于南北朝，大规模开凿于唐初）大规模开凿的彬县大佛寺石窟、耀县药王山石窟；8世纪开凿的富县石泓寺石窟；11—12世纪开凿的黄陵万佛寺石窟、延安万佛洞石窟和志丹城台石窟等。陕北11—12世纪的晚期石窟是北方现在所知唯一的宋金石窟集中地区；耀县药王山一带出土了许多北朝的道教造像，是早期道教石刻造像集中出土的地方。这两处石窟石刻造像与四川的石窟石刻造像关系紧密。

总之，中原北方地区开凿石窟的活动，唐前期以后就基本停止了。

从南北朝直到唐代，北方中原地区佛教石窟建造活动极为活跃。一方面，由于皇室积极参与提倡，因此石窟的开凿和分布与权力中心——首都所在地——息息相关；另一方面，石窟形式和内容也深受皇权影响。

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现存有编号的大窟45个，另有一些小的附龛、附窟，按崖面情况和石窟组合可分为东、中、西三个区。

日本学者曾于20世纪40年代进行过调查，并将这些石窟分为昙曜五窟时期、孝文都平城时期、迁洛之后时期三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北京大学宿白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对云冈石窟进行了调查与研究，并结合新的考古资料对各窟按开凿时间与顺序重新进行了分期，认为西部的东区开凿最早，昙曜五窟即凿于第一阶段。东区和中区大部分凿于第二阶段。西部除昙曜五窟外，大多凿于第三阶段（图17）。

云冈第一期：即昙曜五窟，是在北魏皇室支持下由高僧昙曜主持，于公元460年至465年（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间）为太祖以下五个皇帝各造的一窟大像，包括第16～20号窟，其中第19号窟开凿最早。五个窟的主像以北魏建国以来的五个皇帝形象为模本，即北魏的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太宗（明元帝拓跋嗣）、世祖（太武帝拓跋焘）、恭宗（景穆帝拓跋晃）、高宗（文成帝拓跋濬），开启了佛本尊以中国尊者面貌为模本的先河。窟形以穹隆顶为特点，平面呈马蹄形或椭圆形，结构仿印度教徒修行的草庐样式。主佛占据洞内主要位置，大像背后有隧道，用于礼拜。造像特点鲜明，主尊为大像，形体高大，肩宽体壮，深目高鼻，八字须；身后有火焰纹背光，背光上饰以飞天；袈裟均为通肩袒右样式。造像题材以三世佛为主，少有其他雕刻。其中16窟主尊为交脚菩萨装弥勒像，窟内壁面多刻千佛。

云冈石窟第一期风格与样式正好呼应了佛教从西域经河西走廊向中原地区传播的过程。

云冈石窟第一期风格与样式首先源于河西走廊的凉州地区，主持造像的昙曜即来自凉州；大像开凿起源于我国新疆西部的龟兹地区，经丝绸之路传到了河西走廊的凉州地区；凉州石窟造像的主题、风格和样式，直接影响了云冈石窟，大佛造像、通肩式袈裟、袒右肩大袈裟以及胖腿的飞天等，在河西炳灵寺石窟第169号窟中的佛、飞天等形象中可以找到原型，在金塔寺石窟中亦可找到形迹。《魏书》记载，北魏灭北凉后，实行强制性移民，“沙门佛事皆俱东，像教弥增矣”，可在云冈石窟中得到印证。

其次，云冈一期佛像有中亚及犍陀罗、摩菟罗造像的一些特点，如高鼻、八字须的印度造像式风格，而大像窟本身及大像背后有隧道的做法是龟兹石窟的特点。据此可以证明，控制了河西走廊的北魏与西域诸国往来密切。

昙曜五窟以当世皇帝为模本来建造佛像，一方面反映出朝廷对于佛教的推崇，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佛教为了自身发展做出了重大调整（图18），以适应在中国的新环境。

从拓跋珪建立北魏开始，北魏皇室即尊奉佛教，以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以此“教导民俗”，任命法果“为道人统，绾摄僧徒”。法果倡言，“佛即当今天子，我拜天子即拜佛”，主张佛即天子，可见佛教本身主动依附世俗权力。北魏佛教信仰经历了太武帝灭法的毁灭性打击（这也是我国佛教史上第一次灭佛运动）。太武帝好道教，以寇谦之为首的道教信奉者便鼓动他“灭佛”，但是452年太武帝死后，文成帝即位，佛教重新得到了皇室的支持，要求官方“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从皇权的角度确认佛即天子，而之后的献文帝退位后更是在鹿苑（即大同附近的鹿野苑石窟）修禅，今天的考古工作者已发现了其遗迹。

昙曜等僧人经历了北凉亡国、太武帝灭法，深感佛教兴衰系于皇权，谨奉法果提出的“佛即当今天子，我拜天子即拜佛”的思想，围绕着皇权展开活动，这是佛教史上最重大的变革，影响深远。

昙曜希望佛教能够世世代代传下去，不仅过去、现在传播，未来也要传下去，因此他主持的佛教造像以三世佛题材为主，即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三世即永恒。昙曜翻译的佛经《付法藏因缘传》（即《付法藏因缘经》），主要讲的也是佛教的传承，对此，《续高僧传·昙曜传》中是这样记载的：“曜慨前凌废，欣今重复，故于北台石窟集诸德僧，对天竺沙门，译《付法藏传》并《净土（度）经》。”学者们认为，其有“广聚沙门，同修定法”的目的。因此这一时期北魏佛教流行“千佛与禅法”。昙曜主持开凿的云冈石窟的三世佛题材及窟形也就成了北朝石窟的主流。

昙曜对于灭法的恐惧，以及他的思考和采取的应对之策对之后的佛教影响深远。以至于589年开凿的河南安阳大住圣窟中首次出现了传法二十四祖的形象，武则天时龙门石窟根据《付法藏因缘传》雕造了二十五祖等形象。

云冈第二期：开凿于公元465年至494年，即文成帝死后至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开凿的石窟包括中区东部的第5—13号窟及东区的第1—3号窟，称为“孝文时期石窟”。

这一时期，造像无论从规模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期，功德主从皇室扩大到了上层官员，其中最著名的是宦官王寓，他的鲜卑名字叫甘尔庆时，他深受冯太后喜爱，主持修建的皇家石窟以华丽著称。

窟形多为方形平顶中心柱窟和佛殿窟，多有前后室，窟顶多雕出平棋，有的佛殿窟开凿有隧道式的礼拜道。窟内开上下重层造像龛，左右分段，而不再以大像为主。造像内容多样化，以释迦、释迦多宝、弥勒、千佛等为主，也有七佛、普贤、文殊、维摩、供养天、护法等造像。造像中出现供养人行列。佛像前期仍然以袒右袈裟为主，后期出现汉式褒衣博带的双领下垂式袈裟，菩萨造像出现了璎珞、花冠。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造像汉化趋势明显，雕刻与造像日益瑰丽，注重表现护法形象，装饰华丽。

北方石窟真正全面中国化，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当时，北魏政权主要由孝文帝祖母冯太后执掌，朝中并称“二圣”或“二皇”，所以这期出现了许多二佛并坐的造像和成组双窟的现象。同时，孝文帝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俗称“孝文汉化”。对佛教造像来说影响最大的是太和十年（486）的服饰制度改革，汉式服装样式的宽大袈裟出现在造像中，窟龛形式以汉式楼阁式帐形龛为主，塔为楼阁式，印度草庐样式消失了。

这一时期，北魏疆域不断拓展，佛教造像风格来源更加多元。北魏与西域之交往不如前期频繁，中国其他区域对北魏影响增强，中原的长安早就是佛学中心，掌权的冯太后家族本就有崇佛传统，加之冯氏家族与北燕联系更多，因此该时期北魏石窟造像中流行的各类元素与北燕和长安关系更密切。

公元469年，北魏控制青齐地区，并移民于首都平城，青齐地区也是佛教发达地区，这一区域深受南朝艺术思想主导，那里的佛教也因此对北魏产生了影响。其时，北魏皇室贵族大量开窟造龛，在俗的邑善信士也加入开龛行列，《大唐内典录》卷四中说，“自魏国所统赀赋，并成石窟”，内容多与禅观相关。《魏书·释老志》载，献文帝退位后在鹿苑修禅，今天也被考古发现所证实。

云冈第三期：494年北魏迁都洛阳后，平城开窟造像活动仍在延续。这一时期的石窟，主要集中在第20号窟以西，还包括第4、14、15号以及11号窟以西的一些小龛。多以单窟出现，不再有双窟，窟内方正、规整，小龛、小窟多。窟形主要有塔庙窟、千佛窟、四壁三龛和四壁重龛式窟。四壁三龛的窟形（即洞窟中一面开门，另三面各开一龛）在我国首见于此。

第三期造像是典型的秀骨清像样式，所有的像双肩下削，坐像衣裙下摆宽大，层层叠叠悬垂座前，菩萨造像帔帛在腹前交叉穿环。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的样式和菩萨造像帔帛交叉穿环的样式从此成为北魏后期主导性的造像模式，影响了龙门及中国其他地方的造像。

造像内容大多与前期相同。造像铭文记载的人物大多为三、四品以下小官，或没有官职。铭文中记载的造像目的主要是为亡者祈福，其次保生者平安。延昌至正光年间（512—525）首次出现“托生净土”铭文，标志着净土信仰在石窟中开始出现，这种题材后来成为唐代寺院、石窟壁画、摩崖造像的主要题材之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佛教艺术创作的主要题材。

北魏迁都洛阳后部分大臣因不适应洛阳生活，朝廷允许他们“冬朝京师，夏归部落”，因而平城并未衰落。迁洛之初，首要工作是在洛阳营建宫殿。孝文帝时洛阳城内只有一座永宁寺，石窟开凿集中在龙门的古阳洞一带。直至孝明帝时期（516—528）胡太后执掌大权，洛阳佛寺急增，平城石窟建造活动才停滞。523年，柔然入侵北魏边境，紧接着北方六镇军民起义再次爆发，526年平城陷落，自此平城石窟建造活动再无记载。云冈石窟中北魏最晚的纪年铭文是正光五年（524），湮灭在历史长河中的云冈石窟到了初唐才再次出现简要记述。

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者发现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厘清了这里曾在贞观十五年（641）经过守臣重建、辽与金重修等史实。

云冈石窟不仅是一组重量级石窟所在，也是当时的佛经翻译中心，北魏皇权的兴衰、政治社会生活的变迁也深刻地浸入云冈石窟的开凿当中，从云冈石窟的分期和样式的变化中能够直观感受到这种影响。

龙门石窟

5世纪末，北魏王朝迁都洛阳后又开始了另一处大型石窟——龙门石窟——的营建。龙门石窟，最早开凿的宾阳洞“准代京灵岩寺”，即是按照大同云冈石窟的样式开凿的。造像样式方面，龙门和云冈两处石窟完成了一个巨大的转变——佛和菩萨的服饰相貌的全面汉化，供养人从拓跋人变成了汉人，这个变化对中国石窟造像影响深远。

北魏后期，“秀骨清像”样式造像开始形成并流行，这一样式遍及6世纪前期中国所有地方，北方从西边的敦煌、炳灵寺、麦积山到东边的辽宁，南面四川的广元等地，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造像样式。“秀骨清像”样式造像最突出的特点是佛和菩萨面形清癯，细颈斜肩，衣服宽大，褒衣博带，坐像衣摆在座前层层下垂，立像下摆向两侧飘起，呈迎风站立的样子。

龙门在河南洛阳城南，伊水从南向北流过，山形如阙，故又称“伊阙”。这里现存有编号的全部窟龛2100个，主要为北朝后期和唐代开凿。其中唐代窟龛1760个，占60%；北朝窟23个，其中15个大洞窟，也有众多小龛。我国石窟中龙门石窟题记最多，这也是它最重要的特征。据统计，共有2780多方题记，其中至少有702方有明确纪年。北朝纪年造像铭文189条，唐代纪年造像铭文470多条。龙门始凿年代大约是太和十八年（494），最晚的纪年是贞元七年（791）。

1．北朝洞窟

主要有古阳洞、莲花洞、宾阳中洞、宾阳南洞、宾阳北洞、火烧洞、慈香窟、魏字洞、普泰洞、皇甫公窟、药方洞、赵客师洞、唐字洞、路洞和汴州洞。同时还有许多小龛。

第一阶段，开凿于孝文宣武时期（494—515），最早的是古阳洞，孝文帝时开工，完工于505年左右。之后，宣武时宾阳中洞开工，但未完工，依次又开凿了宾阳北洞（508—511）、宾阳南洞。《魏书·释老志》记载，当时高祖（孝文帝拓跋宏）、文昭皇太后（孝文帝之妻高氏）、世宗（孝文帝次子，母高氏）造三处石窟，被认为正是这三个洞窟（图19）。莲花洞也于宣武时开工，但中途停工了。

这一时期的窟形特征比较突出的是均为佛殿窟，洞窟平面有纵长方形窟，前部接近方形，后部接近椭圆形。早期窟两侧壁多开列龛。窟顶多有浅浮雕的大莲花。造像内容有三世佛、弥勒等，造像组合早期为一佛二菩萨，晚期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萨。造像肩宽颐广，与云冈太和时期健壮的形象有些相似。

第二阶段，开凿于胡太后执政时期（即孝明帝时期，516—528），其间520—525年间胡太后被幽禁，一些大窟因此停工，开工的主要有魏字洞、慈香窟、弥勒洞等。太后复出后开工的有：皇甫公窟（舅族开）、唐字洞、药方洞，后二者遇河阴之变停工。仍然有前一期的平面前部接近方形、正壁接近椭圆形的窟。出现了新的窟形，即三壁三龛方形窟、三壁建坛方形窟、正壁建坛的横长方形窟三种。小龛中出现带斗拱的屋形龛（即佛帐形龛）。造像内容新增了以弥勒为主尊，二壁各立一佛的组合（弥勒洞）及二佛并立组合。造像形貌特征上最大的变化就是比前期更加清秀，与云冈三期特征相似，窟龛装饰模仿地面殿堂的情况日益突出。

第三阶段，开凿于孝昌之后（528—534），主要洞窟有路洞、赵客师洞、汴州洞，前二者为后部椭圆形，前部方形窟，后者为三壁设坛式方形窟。出现了一佛二弟子四菩萨等组合。窟内列龛中出现了中国建筑中的歇山顶式屋形龛雕刻，寺院殿堂化更突出。534年，北魏分裂，洛阳陷入东、西魏冲突地带，洞窟开凿全面停止，偶有小龛雕刻，其间543—577年洛阳归东魏。

2．唐代洞窟

洛阳，唐代称“东都”，是高宗、武后朝的政治中心。从唐初贞观四年（630）开始营建洛阳，至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洛阳才结束了在唐代历史上的繁荣昌盛时期。这期间也是龙门唐代造像的最盛期。洛阳现存最早的唐代纪年造像是贞观十一年（637）的《洛州乡城老人造像碑》，最晚的是贞元七年（791）《救苦观世音菩萨像铭并序》。由于有多条纪年题记，因此龙门唐代分期比之敦煌等地就相对容易。经过多年的考古调查，对洞窟形制、服装、佛座、手势、组合与题材等因素都比较清楚，以龙门石窟管理所老所长温玉成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曾对洞窟中的各种元素进行了考古学的类型学排比，结合纪年铭文，对这些洞窟做了分期，其中北京的部分学者将现有的唐代窟龛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开凿于唐太宗至高宗时期，洞窟形制发生了变化，石窟多前后室结构，前室券顶，后室圆形圆顶，列像布置在后室后壁，主像占据了较大位置，受北朝洞窟形制影响较大。他们以列像窟为例对各期特点进行了总结，这种窟内的造像题材主要是阿弥陀佛与弥勒。佛像以双领下垂式袈裟为主，主尊说法印最多。佛座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基本形式，方形佛座有的束腰，圆形即仰覆莲座，莲瓣短而宽，单瓣翘尖。菩萨身体少有曲线，上身大多着僧祇支，少数斜披络腋式，披巾横过胸腹之间两道，大裙下摆较平齐。造像组合以一铺三尊为主，一铺五尊次之，出现少量一铺九尊组合。九尊中天王、力士像为浮雕。

第二阶段，开凿于武则天时期，洞窟形制上有些变化，前室平顶，后室由圆角圆顶变成方形平顶，周壁凿出坛床，列像布置在坛床上，不再是后壁列像。佛像以通肩袈裟为主（图20）。主尊除说法印外，出现了降魔印。佛座仍然是方座和圆座两种，方座中出现八角束腰形式，圆座变为束腰仰覆莲座；后期束腰圆莲座束腰处加上珠饰，而且有加高的趋势。菩萨突出身体曲线，体态优美，上身多斜挂络腋，披巾自两肩垂于体侧，有的一手体侧牵动披巾，大裙中间开叉（实为一片长布围成的长裙），两角尖长。力士把门，力士无璎珞、项饰等装饰。造像组合以一铺九尊为主，一铺三尊次之，一铺五尊较少。九尊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出现了圆雕力士像，佛座前出现大量伎乐。

第三阶段，开凿于武周之后，以玄宗至德宗时期为主，洞窟形制延续了第二期的样式，但有一些变化，平面呈“凸”字形，坛床延伸到窟外。佛像常见的只有通肩袈裟。主尊以降魔印为主。佛座简化，束腰仰覆莲座装饰减少。菩萨身体曲线滞重，多袒上身，披巾、大裙与第二期同。力士手托山石，脚踏怪兽。造像组合以一铺九尊为主，一铺七尊次之。出现大量单尊观音造像。手持各种法器的多臂观音出现。

总体来看，龙门唐代窟形和造像组合的主要特征为：前室从券顶到平顶，后室从圆形圆顶到方形平顶。造像组合从一铺三尊、五尊到一铺九尊。造像中题材的变化是当时洛阳各佛教宗派发展变化的反映，如降魔印的增多和多臂像的出现，与密宗在此流行有关。观世音大量出现和莲座的大量使用与净土信仰的流行有一定关系。

秀骨清像

佛教，作为来自印度的外来宗教，从东汉末年传入中国开始，就一直在本土化方面不断演进。通过中国，4世纪佛教传到朝鲜，6世纪传到日本，不过传入朝鲜、日本的佛教、佛教造像等已经是中国化的佛教与佛教造像。

佛教首先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其教义、传教方式、佛教艺术形式完全来自印度本土，小乘大乘不同派别的影响基本与印度本土同步，但是新的元素开始出现，经典记录开始地方语言化、文字化，石窟造像壁画等出现了新的艺术形式和内容，巨佛造像盛极一时，泥塑佛像开始出现，壁画创作也成为重要的教义表现形式。这种传统主导着早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魏晋佛教依附玄谈，影响深入士大夫阶层。晋室南迁，南北佛教开始按照各自的特点发展。北朝，朝廷重资开窟造像，提倡德业，比较忌讳弥勒出世之信仰，佛教信众为求自身解脱注重苦修，更加重视禅修，造像以释迦、三世佛和作证之七佛、决疑之弥勒等为主。南方，东晋刘宋延续玄谈风气，以兴建巨构佛寺为主，“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诗句），很少开窟造像。南朝政治中心江南地区仅有南京栖霞山千佛岩龛像、浙江新昌宝相寺龛像两处，造像以无量佛、弥勒信仰为主。

总的来说，南北朝时期（420—589）华夏各地石窟寺及造像虽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地方特色，但是已经与印度、中亚等地不同，可以说这个阶段已经形成了中国佛教，形成了中国风格的佛教石窟、佛教造像、佛教壁画。

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皇权、朝廷与佛教的关系一直是争论的重要问题。4世纪前半叶，中原地区的后赵政权最早尊高僧佛图澄为国师，石勒、石虎两个皇帝遇事必“咨而后行”，使佛教在中原得到发展。而南方则早在东晋时代关于“沙门不敬王者”的争论，就深刻地影响了佛教教义的阐释和佛教在中土的传播，咸康六年（340），朝廷就对“沙门应不应当敬王者”进行了争论，无果；事隔62年，东晋元兴年间（402—403），争论再起，高僧慧远作《沙门不敬王者论》，系统地表述了佛教的态度；又过60年，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争论再起；隋炀帝大业三年（607），要求沙门拜帝及诸长官，但并未得到贯彻；直到唐高宗显庆二年（657），诏令僧人跪拜君亲，规定“自今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所司明有法制禁断”。

北方，在后赵之后，拓跋珪建立北魏，公元398年迁都平城开始，直到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北魏皇室与河西的张氏前凉政权一样，皆尊奉佛教。从西域、河西走廊直到北魏平城时代，佛教与政治权力之间紧密融合，佛教本身也主动依附权力。拓跋珪时代任命的“道人统”法果，明确提出“佛即当今天子，我拜天子即拜佛”，与南朝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形成强烈对比。其间，太武帝本人早期也尊奉佛教，所谓“太武帝灭佛”时间只有几年（446—452）。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北魏作为统一了中原北方地区的王朝中最早开始扶持和崇奉佛教的王朝，一方面推动佛教的传播，开始了大规模的开窟造像活动；另一方面也深刻地影响了佛教本身，并且开创了影响深远的“秀骨清像”造像模式。

这一模式，在云冈石窟的开凿过程中逐渐完成。云冈石窟的第一阶段昙曜五窟，窟内造巨像，沿袭了中亚包括龟兹石窟的传统，造像衣服样式兼有犍陀罗、摩菟罗造像特点，与新疆、甘肃早期石刻造像一致。造型方面，广颐、短颈、宽肩、厚胸，与新疆、甘肃早期石刻造像接近。同时，自出新意，以三世佛和未来佛弥勒菩萨为主尊佛像，这在以前的石窟中是罕见的，并且以当权皇帝的容貌为佛的模样，开创了新的造像模式。

第二阶段，孝文帝时期，北魏疆域广大，据有了青齐之地。青齐之地，东晋末年属东晋，刘宋、南齐继续统治。北魏孝文帝攻占青齐之后，积极推行汉化政策，远效魏晋，近则效法青齐地区刘宋、南齐制度，南方所谓“魏晋风度”的影响，直接深入北魏政权的方方面面。从艺术的角度说，今天还能够直观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北魏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像，直接吸收了以青齐地区为代表的南朝佛教造像的特点，佛和菩萨面容清癯，细颈削肩，造型清秀，衣服宽大，褒衣博带，“秀骨清像”样式开始成形。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平城开窟造像活动仍在延续，“秀骨清像”样式正式成形，典型的秀骨清像样式造像，面容清癯，斜肩下削，形象清秀，坐像衣裙下摆宽大，层层叠叠悬垂于座前，菩萨造像帔帛在腹前交叉穿环。秀骨清像的样式和菩萨造像帔帛交叉穿环的样式，从此成为北魏后期的造像模式，影响了龙门及中国其他地方的造像，长期主导了中国境内的造像活动。希腊风格的犍陀罗理想的广颐、短颈、宽肩、厚胸人体形象不见踪影，摩菟罗的印度式人物形象不再出现。

“秀骨清像”，本来是东晋刘宋时期造型艺术的特征，却在北魏造像艺术中发扬光大。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到晋宋时期时，以“秀骨清像”概括南朝画家陆探微的风格，同时也代表了这一时期绘画造像艺术的特点，着重强调的是绘画造像形象的生动飘逸、飘飘出尘、充满悲悯的形象。由于北魏汉化运动，正好遇到南朝的秀骨清像的时代审美趣味，并将这一审美风尚贯彻到佛教艺术中，形成了影响巨大的“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北魏造像风格。而南朝地区到了萧梁时代，绘画造型艺术由“秀骨清像”的“重神骨”演变为“骨气奇伟”的“得其肉”，开始追求丰腴健壮的形象，衣饰崇尚简洁而不再繁复，北方由北魏末年开始，受到了这一影响。北周至隋的佛教造像，开始摆脱北魏晚期以来长期流行的“秀骨清像”模式，逐渐演变为“丰腴强健”的风格，面相丰圆、丰颊方颐，产生了新的中国形象，体魄健壮、肌肉凸显，与“秀骨清像”的庄严肃穆、飘飘出尘之感不同，开始世俗化、生活化，着重表现的是丰裕饱满、活力无限、充满生气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对现世生活的赞美，开启了大唐造像的先河。

到了两宋时代，开窟造像活动接近尾声，从风格上说上承隋唐时期的世俗化、生活化趋势，庄严肃穆的形象进一步弱化，审美情趣更加世俗化、生活化，内省、含蓄、雅致，既富有个性，又极具时代特点，完全是一派尘世美好生活的宋情宋韵，是完全民族化、本土化、生活化的华夏石刻艺术了。 zPPsV3IQJYG+h+0rkMcVGEPMuFoC9d8HRJOM41dgnlTrgp4fCm9Y7eFTYx6wf9lN